《古今人物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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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人物逍遥游-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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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山徐广缙,便多方刁难,诸多阻碍。钦差大臣李星沅站在一旁,无能为力,只能再奏请赶快从北京调派一位“总统将军”统筹军事。
  北京的皇帝,派遣大学士赛尚阿(满人)到广西来调停,并给李星沅、周天爵、向荣三人严重警告,意谓即使派出特使,三人不得袖手旁观,互相牵制,以坏大事。李星沅遵旨写信给向荣说:“异姓同心,无分彼此,和衷共济。”换句话说,大家不要争吵,让太平军渔翁得利。但是,赛尚阿还没到达之前,这位最高长官的钦差大臣李星沅就病死在广西武宣。清廷只得马上改任赛尚阿为钦差大臣。
  因死得名,永垂不朽
  这样看来,林则徐如不病死在潮州府普宁的赴任途上,得以进入广西经营几年,这些地方军政长官之间的摩擦也就不会发生,洪秀全的太平军也就无法扩大势力。可是,这样又会使林则徐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罪魁。在他本人来说,却是因死得名,他永远是鸦片战争中的英雄。
  林则徐还有一个伟大功绩,却为后人忘记,那就是“林公井”,和左宗棠的“左公柳”前后辉映,永垂不朽。他被贬放新疆的三年岁月里,在地方上大力推行开垦事业,兴水利,垦良田。新疆的水利工程便是多多开拓沙漠绿洲:以天山山脉的冰水注入沙漠之中,成为下水道,再把地下水引到缺水的干漠地区,当地人称作“坎儿井”,这是自古有之的引水办法。林则徐到任之后,不知修筑了多少坎儿井,嘉惠干漠地区。因此,这些坎儿井便被命名为“林公井”,用来纪念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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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1)
曾国藩:中兴名臣?名教卫道士?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可以说唾手可得。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满清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
  “盛世创业垂统英雄,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英雄,心力劳苦为第一义。”这段话,见于曾国藩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咸丰十年(1960)所写的文章上。
  从这句话便可看出曾国藩这个人的心迹。他并不以创业垂统的英雄自居,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盛世。他自认为是扶危救难的英雄,因为他认清了面临的时代,是不折不扣的末世。他是很知道反求诸己的自省家,小心翼翼,刻苦耐劳,也就觉得只能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从他的性格来说,稳扎稳打,如履薄冰,襟怀豁达也就可望而不可及了。
  这是他的自知之明,还是逃避心理?就让我们来检证他的一生,作出评论。
  “曾剃头”的湘勇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道光十八年(1838),亦即鸦片战争前二年,进士及第,年二十七岁。
  曾国藩像(民国年间绘)
  曾家在当地并非望族,湘乡也非人才荟萃之地,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位进士。可是,曾国藩之后,又出了一个毛泽东,湘乡、湘潭简直就变成无人不知的地灵人杰之地。曾国藩进士及第后,即被拔进翰林院,在中央任官,比起一般进士都被派往地方当县官来,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位。
  道光二十九年(1849),太平天国战争的前夕,曾国藩已任礼部右侍郎,也就是礼部四个次长级之一。翌年,道光皇帝驾崩,大葬举殡之仪,就是由这位礼部右侍郎挑重担。这和他的抑郁的性格很一致,他办起丧事来有条不紊。
  咸丰二年(1952),曾母去世,丁母忧,曾国藩回湘乡守制。通常守制是三年,但因夺情,仅在家乡不到一年。这在当时的习惯,曾国藩的夺情无可厚非。何况他年届四十,正是官场大干一番的年龄,古礼尽可大打折扣。曾国藩守母丧时的官职,是吏部左侍郎(内政部次长),正出差到江西主持试政,他回湖南守制的时间,具体说只有五个多月。
  在他回湖南守制的期间,太平天国的太平军已从广西出境,进攻湖南长沙。因久攻不陷,掉头转进湖北攻陷武昌。江南一带几乎被太平军席卷而入。湖南巡抚张亮基急得要命,正好这位中央高官归省在乡,便把曾国藩拉出来办团练,召集湖南各地子弟,加以训练,是一种地方义勇军,用来保乡安民。曾国藩任吏部左侍郎之前,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的军职,多少还懂得军队的规矩。
  举国无可用之兵
  当时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兵闻风丧胆的八旗,入据关内以后,以征服者的地位,养尊处优,渐渐消磨了新兴民族的锐气。到三藩起事时,八旗的战斗力已远逊于入关时。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主要是依赖效忠满清的汉人赵良栋、蔡毓荣等。后来乾隆帝平定准部、回疆、金川,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是战斗力仍以绿营为主。乾隆四十六年(1781)有增兵之举,实在是有鉴于满洲八旗已不可用,而不得不增加兵额以应付他日非常的事变。
  可是,承平日久,连绿营的汉人军队也堕落了,将领熏染官习,兵卒骄顽疲弱,暮气日渐加深。到了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之役,绿营兵力也不能用了,清廷便开始依赖乡勇团练的力量。川楚白莲教平定后,清廷并没有再整顿废弛的军备,年复一年,积弊更重。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役,清军根本不堪英军一击。从这时候起,清朝兵力的衰弱便完全暴露在民众的眼前。
  曾国藩看在眼里,深深感到八旗和绿营的腐败,他出手办乡勇团的团练,便采取了几个原则:第一,挑选兵员以农民子弟为主,取其朴实苦干,并且体格也比较强壮;相反地,避免募集城里民兵,嫌其油头滑面,带有市井气和衙门恶习,并且多数人都喜欢抽大烟。第二,挑选将领以门下高生为主,他继承桐城派的儒家学派,收有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儒生)。私淑子弟,乡谊情深,思想统一,有共同语言。上命下达,感情沟通,调动起来比较顺手。第三,军费调达以就地取财为主,他不向中央请求补助,以免多受掣肘。自力更生,办起独立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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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2)
曾国藩所办的乡勇团,人们称其为“湘军”或“湘勇”。湘军的创设者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始作俑者。他培植的李鸿章拥有“淮军”或称“淮勇”,便是根据湘军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李鸿章的部下袁世凯,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北洋军阀的创立者。民国初年的“新湘军”,也是脉承曾国藩的湘军。
  中国近代第一个军阀集团
  湘军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控制他的军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曾国藩编的团练,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者杖毙,轻者鞭责。因执行严格,人称“曾剃头”。咸丰四年(1854)三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全军共一万七千多人,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团练,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军阀集团。
  《曾文正公集》
  湘军首次出动时,曾国藩写成一篇著名的《讨粤匪檄》,说明湘军的立场。强调湘军是为卫护道统名教而战,为传统文化而战。但对太平天国的种族思想则不加驳斥。尤其在他的名教主张之中,也不过分强调勤王之义。
  檄文的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的人,并煽动陷太平军者,以分化“新兄弟”和“老兄弟”。他说,太平军所过:
  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犹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檄文的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名教观念打动知识分子。他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皆以兄弟相称之……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而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檄文的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他说:
  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徃徃敬畏神祇……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最后申明,他的使命在救民卫道,救被掳船只、人民,纾君父之忧,慰孔孟人伦之痛,报生灵之仇,雪神祇之憾。希望忠义之士,共同奋起,被胁被陷者,自拔来归。
  太平天国死对头
  咸丰四年(1854)四月,出师不利,湘军一开始就打败仗。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攻打岳州,准备东下,即被太平军当头一棒,不得不逃回长沙。太平军围困长沙的两大据点湘潭和靖港,照原定计划,湘军水陆两师拟攻湘潭。但忽然有长沙乡团前来请兵,说靖港太平军防备松弛,曾国藩被乡团说得怦然心动,便亲率水陆二师和乡团会攻靖港。
  曾国藩克复江宁省城战图
  这一仗,湘军水师又被太平军打得一片大乱,水勇溃散,战船三分之一被焚被掠。亲自督战的曾国藩气得在靖港对岸的铜官渚,一连三次当众投水自杀,但三次投水都不成,被部属救回长沙。据他自称当时的情景是“为通省官绅所鄙夷”,此外还有里闾百姓、市井小人的群相诟辱讪笑。可是,在曾国藩误以为大势已去,准备写好遗嘱决计四度自戕之时,自湘潭传来了另队湘军塔齐布的捷报。湘军勇克湘潭,歼敌无数。事实证明,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并未白费,长江南北总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
  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是太平军出广西后在长江一带第一次遭受大创。这一仗把湘军的士气打起来了。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军达12年之久,终于在同治三年(1864)攻陷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
  

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3)
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诚如太平天国中号称第一代英杰的翼王石达开说他“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和石达开交过手的清军大帅太多了,他独佩服曾国藩。
  太平天国亡后,曾国藩已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当年曾国藩五十四岁,竟此不世之功,位列封侯,难免踌躇满志。幕客赵烈文向他道贺,跟他开玩笑:“今后我们该称呼中堂,还是侯爷?”曾国藩自家调谑地答道:“只要你不称我猴子便好。”于是宾主二人相对大噱。
  功高震主,咸丰疑惧
  话回前头,湘潭大捷,长沙之围宣告解围。曾国藩在全城军民欢腾鼓舞、额手称庆之际,便和湖南巡抚骆秉章会奏“湘潭之胜”和“靖港之败”,请奖叙立功将士;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主动请罪。折中且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岂料清廷竟会免去曾国藩的礼部右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咸丰皇帝甚至御笔朱谕,大骂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曾国藩为满人出力,出生入死,一度败绩,《清代名人像册》之“曾国藩像”终告大捷,所获的报偿便是如此的当头一棒。
  咸丰四年(1854)八月二十三日,湘军攻克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形于色,称赞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当时,便有一位山西寿阳出身的大学士祁隽藻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咸丰皇帝听了这话,为之蓦然变色良久。
  曾国藩兼帅水陆两师,咸丰皇帝当初就已经对他有所戒心,曾派贵州提督满人布克慎常驻曾国藩的水师,曾召湖广总督满人台涌跟曾国藩的陆师会合。此所以咸丰帝敢于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都不给曾国藩好脸色看,反倒施以当头棒喝之因。然而,湘军此时越战越勇,太平天国将亡未亡,曾国藩的势力弥漫江南半壁江山,手上又有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
  这位汉籍大学士祁隽藻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汉人,出于嫉妒,故作危语。原来他的弟弟祁宿藻是戊戌年进士,和曾国藩同年及第,但官仅做到江宁布政使,没有曾国藩的飞黄腾达。由羡生嫉,便在皇帝面前说出这句话。祁大学士等于是揭开咸丰帝的疮疤,清王朝的危机,不靠满人,而要靠汉人来拯救,在自尊心上实在说不过去。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京师首度失陷,咸丰皇帝避难热河,大清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清廷十万火急地檄调曾国藩麾下第一员勇将鲍超。曾国藩认为鲍超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不肯接受清廷的要求派鲍超北上,宁愿由他自己或湖北巡抚胡林翼象征性地带少些兵去应付一下。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强调说“势”是势在必行,“理”是理所当然,所以势所不可违,理则但求过得去,莫太离谱也就罢了。
  曾国藩还写信给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胡林翼,号润之)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向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有济无济,听之而已。”由他北上勤王表示敷衍一下,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至于大清帝国亡不亡,则“有济无济,听之而已”,不关我们的事,清国事,管他呢。
  黄袍加身唾手可得
  1861年,咸丰皇帝死在热河,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秘密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皇帝大丧时期纳妾,也许是他故意侮慢清廷,最低限度,也是表示他目无君上,章君谷便持此种说法。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清廷的不满,在他几度上疏,针砭时弊,如《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议汰兵疏》中,早就痛切陈词,公然表露无遗。除此之外,他还曾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牢骚,说什么:“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此,可为愤懑!”更彰明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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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4)
大丧期间纳妾也好,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也好,与友人书大为愤懑也好,说明了曾国藩对清廷的不满,在私人行动上慢慢地表现出来。
  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铸成一个由大汉民族主政的曾王朝,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挟其余威,可以说唾手可得。从上述几件事看来,他心中大有对清王朝的不满,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清朝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
  据说在当时确有不少人劝他做皇帝。例如他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反而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还有他的门生、得力干将彭玉麟,在他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就曾派亲信送给他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面说:“东南半壁无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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