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察院门口车马盈巷，人群纷集，一时议论沸腾，激起了反对签约的巨大声浪。这就是轰动中外的“公车上书事件”。“公车”是封建王朝用公家车马接送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当时各省举人都齐集在达智桥的松筠庵开会，这个会址已被保留下来。他们又在5月2日一起去都察院，投呈上皇帝的请愿书。都察院推说皇帝已在条约上盖印，无可挽回。《公车上书》军机大臣孙毓汶更派出爪牙到各举人的寓所，叫他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前途。可是，经此各省举人的共同行动，一潭死水的清朝政局，也就激起一阵波浪。
这次“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就是七年前也上过书、知名度冲天的康有为。
康有为的上皇帝书长达一万四千多字。书中指出《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一、皇帝赶快下诏罪己。二、迁都西安，以利再战。三、加紧练兵，将赔款转作军费。四、发愤变法，公举有能之士充当“议郎”。以上四项中的第四项，才是康有为认为最根本的强国大计。
康有为接着在6月间又写了上皇帝书，这是公车上书后的第二封。也就是第四次上书。5月间他中进士，被任为工部主事后，也曾上了一封长达一万三千字的上皇帝书（奏议）。在第四封书上主张赶快设立议院，认为当前应尽先做好几件事：一、下诏鼓励臣民踊跃陈述政见。二、邀请有识之士讨论国家大事。三、设立顾问馆供皇帝咨询。四、设立报馆互通声气。五、设置专门机关吸引贤才到政府任职。这封奏议，都察院不愿代转，推说他是工部主事，照例应由工部代递。他就去找工部尚书孙家鼐，但侍郎不画押。再找兵部尚书荣禄，他又是西太后的心腹，更不肯代递，因此这次上书也就被阻搁下来。
维新运动掌旗手：康有为（3）
在四次上皇帝书中，光绪帝看到的仅有第三封书。也就是这封被阻搁的第四封书的前一封，是公车上书后的第一封。光绪帝对变法要求很重视，曾转呈西太后备存。可是第四封所提的“设立议院”无法递呈到皇帝手上。康有为毫不灰心，就再去找光绪帝的老师任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翁同龢。他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大为触动，便降低身份以当朝一品大员，去访问小小的六品新官。
康有为受宠若惊，马上回拜他。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翁同龢首肯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还透露给他光绪帝受制于西太后的宫廷内幕。
创办《万国公报》、强学会
同年8月，康有为自己凑资在北京创办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除转载清朝政府的奏章和在华外国人报刊上的文章外，另有论说一篇，由梁启超、麦孟华编写文稿。每期印一千份，送给北京的官员看，不收报费。随后又组织“强学会”，由保皇党人文廷式出面，推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又设立图书馆，向上海购得译书九十种，由保皇党人翁同龢、孙家鼐出面支持，大官僚张之洞、刘坤一也捐了款，只有李鸿章申请加入被拒。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出《新政策》的长篇意见书，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提出《新命论》的文章；此外，由于英美多人的加入，强学会在北京的活动，影响一天比一天扩大，顽固守旧派不能容忍，到处散布不利于强学会的流言蜚语。他们声称要奏请西太后严惩康有为，康有为待不下去了，只好离京暂避，叫梁启超负责北京的工作。
11月，康有为南下到上海，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南方名士黄遵宪、张謇也都入了会。学会会员共有50人左右，声势越来越大，在上海同样也发行了《中外纪闻》，后被查禁，连强学会也被禁止活动。汪康年就以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报》，函请梁启超来上海任总编辑。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便是发表在这张旬刊上。强学会被迫解散时，康有为回到广州，仍在万木学堂讲学。
光绪二十三年（1897）2月，康有为与一个侨商创办《知新报》，由徐勤任主编，成为中国南部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刊。又到桂林组织“圣学会”。这时湖南也开始动起来，由谭嗣同、唐才常成立了“南学会”，发行《湘学报》和《湘报》，主张“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天津方面则有严复、夏曾佑等人创办了《国闻报》。
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重要步骤，起了组职力量和制造舆论的作用。三年内，全国设立学会、学堂、报馆等51所，主要分布于江苏、湖南、直隶、广东等省。
同年12月，康有为又上了一封上皇帝书（第五书），提出三个对策：一、以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为榜样，亲定国家大政方针，宣布变法。二、召集有才能的官员，谋划变法。三、督促各省大臣，各就本省实行新政。他强调第一策是上策，就可以强国；第二策是中策，可保弱国地位；第三策是下策，仅免于亡国。
这篇上皇帝书，各地报纸都把它刊载出来，一时流传甚广。翁同龢趁势请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但官非四品以上皇帝不召见，便改令大臣用“问话”方式在总理衙门的西花厅，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五大臣请康有为来“问话”。
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答：“今天祖宗的领土也保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李鸿章说：“难道六部都可以裁撤？”康答：“今天列强并立，现行的法律和官制都是旧法，不废除会造成中国危亡。”
翁同龢怕他讲得过火，故问：“变法的款项怎样筹措？”康答：“日本银行发行纸币，法国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成效都很可观。只要改变制度，税收会比现在增加十倍。”
学日本，十年称雄世界
第二天，翁同龢汇报光绪帝，又再请求召见康有为。恭亲王奕䜣拦阻，要求叫他提出书面意见。要他写《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等书送来呈阅。光绪帝命令以后对康有为的奏章、条陈，应该随到随送，不得任意阻挠和积压。
。。
维新运动掌旗手：康有为（4）
翌年1月29日，康有为上了一个《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书），这个“应诏”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因为1898年正是戊戌年。他提出基本的三条：一、召集群臣于乾清门宣誓变法。二、设上书所于午门，无须代递。三、设制度局于宫廷，订立章程，颁布施行。
他又随同应诏，将《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等书也送了上去。他在书中指出欧美大约经过三百年才造成体制，日本学习欧美，30年模仿成功。中国学习日本，3年可见规模，5年进入轨道，8年大可见效，10年称雄世界。
隔了几天，康有为又上了第七封上皇帝书。书中称述彼得大帝的外游取得成果，他要光绪帝拿出彼得大帝的勇气来学习日本。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天，又赶到举行会试之期。康有为四十岁。他想借这个全国举人会集北京的机会，向顽固守旧派发动攻势。4月12日，发起“保国会”，在粤东馆开第一次大会，有两三百人到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4月15日，在崧云草会堂召开第二次大会，梁启超到会演讲。19日又在贵州会馆召开第三次大会，到会人数仍在百人以上。经过保国会的推动，维新变法的波浪确在士大夫中大大地激荡起来，造成非变法不可的形势。
同年夏天，光绪帝想通过变法从西太后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又逢拥护变法的御史杨深秀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奏请“明定国是”，即决定实行变法大计，表示变法决心。6月11日，光绪帝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
与光绪的历史性会面
为了引用新进人物，辅佐新政，就在变法的第三天，光绪帝命令康有为于6月16日入紫禁城朝见，命令黄遵宪、谭嗣同由湖广总督护送前来北京，又要总理衙门对梁启超进行了解，向光绪帝具报。光绪皇帝朝服像康有为梦寐以求想见皇帝的愿望终于实现，和皇帝谈了两个小时。光绪皇帝同意他的话，说今天确实非变法不可。
康问皇帝：“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何以长久没有举动？”皇帝说：“我受到种种牵制，不能放手干。”
康就建议说：“皇上可以就权力能够做得到的先做。不必尽撤旧衙门，只须增设新衙门，多多接见维新志士，给以官职，对旧大臣保持他们的高官厚禄，他们就不会阻挠新政了。”
经过这场君臣间的对话后，光绪帝便要重用康有为，因荣禄等人的反对，又怕触怒西太后，结果只给了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办文稿）这个较低的位置，但准许专折奏事。康有为抓着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提建议，极大地发挥了他的这种本领。后来编成了一本厚厚的《戊戌奏稿》。
同年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给他六品衔，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梁是举人，本来没有做官的资格，这也算是破格任用。8月29日，光绪帝又命令严复、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到京，接见了他们。谭嗣同因病，延至9月才赶到北京，光绪帝召见了他，叫他凡认为应变的事，随时条陈。9月5日，光绪帝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被称作“军机四卿”。到9月21日发生政变，新政只实行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这一段时间，康有为今天一个奏章，明天一项条陈，经过光绪帝的批准，把奏章、条陈变为诏书、谕令，一共有110多起，从紫禁城里雪片般飞出来。基本内容如下：
1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
２设立学堂，学习西学。
３派人出国游学、游历。
４奖励新著作、新发明。
５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
６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
７修筑铁路，开采矿产。
８广办邮政，裁撤驿站。
９设计规章条例，精简机构，裁减不必要的官员。
维新运动掌旗手：康有为（5）
10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
11精练海军，改用新法操练。
12准许旗人自谋生计。
顽固后党大反扑
推行新政，当然不能不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就在变法诏书下达的第四天，西太后便串同顽固大臣荣禄等，着实部署力量，准备发动政变。先是把翁同龢撤除职务，发送江苏原籍；随即调王文韶回京供职；命二品以上文武大臣谒见西太后。这3道命令，替顽固派发动政变完成了准备工作。
西太后又和荣禄商定，在秋天要光绪帝陪同她去天津阅兵，到时便以兵力逼迫光绪帝退位，另立由她完全控制的新君。
9月初，后党发动政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光绪帝觉察到这种严重形势，便下“密诏”，严令康有为迅速出走，留着性命，将来好为“皇上”出力。9月19日上午，康有为去见才到中国不久的前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请他在西太后面前说几句话，以缓和对光绪帝的压力，便化装逃离北京。
9月18日，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要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皇上”，立下功勋。并告以：“如果你不欲救皇上，向颐和园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狡猾的袁世凯竟激昂地说：“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救护的责任是你的，也是我要担当的。”还说：“阅兵时，如果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军营里，杀一个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
原来袁世凯做过强学会的会员，瀛台旧照他拥有一支7000人的新练武装驻扎在离天津70里的小站，距北京不远。如果他能站在维新派的一边，则可防止政变，皇帝生命可保，因此谭嗣同才去央求他。
9月20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在奏答时，袁世凯故意说：“新进诸人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言下之意，是在推卸责任。当天晚上，即把谭嗣同的策划向荣禄告密。荣禄得到袁世凯的密报，大惊失色，立刻挂专车到北京，飞奔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
9月21日晨，西太后从颐和园急急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帝寝室，吆喝光绪帝说：“我抚养你二十多年，竟听小人的话，要谋害我！”光绪帝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这个意思。”西太后恨恨地骂道：“蠢东西，今天没有我，明天还会有你吗？”便拿走一切文件，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的瀛台，接着用皇帝的名义，发布吁请西太后训政的诏书，西太后又一次“临朝听政”。
9月22日，荣禄派兵3000名，封锁北京各城门，断绝交通，搜捕维新人士和保皇党人，许多人被捕下狱。9月28日，下令处死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已事先出京，在英国人掩护下，才摆脱追捕，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逃出北京，直奔日本。
后来，康有为又从香港亡命日本。当时孙中山已在日本建立革命的基地，听到康有为危机一发，从虎口逃生，亲自到他下榻地方去拜访。康有为以“身为帝傅，不见叛贼”为由，拒绝和孙中山相见。康有为一直隐藏在神户的须磨警察署长的家里，又抗时代潮流，组织“保皇会”，和“同盟会”对抗。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又参加了“复辟运动”，变成一个典型的反动派。
1927年，康有为去世。活了六十九岁。他和日妇之间生有一子，入母籍，仍居留日本。
。 想看书来
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1）
谭嗣同：怜张俭、愧杜根的好汉几缆船并叙
友人泛舟衡阳，遇风，舟濒覆。船上儿甫十龄，曳舟入港，风引舟退，连曳儿仆，儿啼号不释缆，卒曳入港，儿两掌骨见焉。
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
缆倒曳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糜肉，
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
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谭嗣同自比“十龄儿”，把危急存亡的中国比作“濒覆之舟”，“惶惶船中人”当然指的是光绪帝和保皇派的维新人物，维新变法救中国就是“曳入港”。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竟以三十四岁的英年毕命西市。这个戊戌年的9月21日，“百日维新”瓦解，谭嗣同和其他五位维新人物被捕，旋于9月28日六人一起在菜市口被斩首。
手掷欧刀仰天笑
谭嗣同刑前，在狱中有一首题壁诗，号称“浏阳体”（谭嗣同为浏阳人），脍炙人口，诗曰：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后经梁启超改为：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经此一改，诗意判然不同。
这首题壁诗概括了谭嗣同壮烈就义的思想经纬，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谭嗣同的志士气概，关系很大。可是经梁一改，把“怜”改成“思”，把“愧”改成“待”，意义完全不同，并且“两昆仑”更引起议论纷纷。在介绍谭嗣同一生的政治生涯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