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今天国营专卖，人民生活痛苦。并且，对外战事连年不断，家庭悲剧也就不绝如缕。
霍光在盐铁会议上不露面，但贤良、文学的主张，却和他的主张不谋而合。推派这些人去参加会议的策划人是杜延年，正是霍光的部属。他本来是霍光的从吏，被推荐为军司空（监狱长），后来又当了霍光的辅佐。《汉书·杜周传》曾记载了这件事。由杜延年负责帮助霍光去对抗桑弘羊，也就顺理成章了。
史上第一部经济巨著
《盐铁论》是一部处理历史题材的对话体记录，包含着很丰富的经济思想史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概括了两种财经政策的论争：中央统制抑或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以及主张“收”抑或主张“放”的两种经济主张。这两种政策和主张，在今天仍然是争辩的焦点；而早在两千年前对此便有详细的记载，因而把它看作经济学的巨著也是应该的。
《国富论》这部英国人的经济巨著，比起《盐铁论》要晚1800年才问世。可见，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整理，是走在人类学术的前端的。
中央统制的经济政策，就是重视官方的力量，用政治的手段把民间的经济活动加以管制，其目的在于统一规划和争取时间，更可以充实国库，以备军事开支；其弊害则在扼杀民间的积极性，舞弊浪费在所难免，导致民间疾苦、百业不兴也是常见的现象。缺乏竞争的结果，反会使特权丛生，也是有目共睹。因此，才会有主张自由经济的人走出来，希望藏富于民，国家不要与民争利，反对严刑峻法，主张推行社教，反对发动战争，减少国库支出。
书中有关上述两种经济思想的语句，俯拾皆是。
主张统制经济的有：
兴盐铁、设酒权，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
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
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
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
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夫蓄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
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济黎民。
计委量入，虽急用之，宜无乏绝之时。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
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主张自由经济的有：
今郡国有盐铁、酒权、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心。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
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
万物并收，则物腾跃；物腾跃，则商贾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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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大论战：桑弘羊vs霍光（4）
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王者不蓄聚，下藏于民。
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
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严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奸，而奸犹不止。
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
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安其性，则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
上清静而不欲，则下廉而不贪。
《盐铁论》在文体的创造性上也是值得重视的：它不仅用对话式的写法，把六种人物的问答铺排恰当而不呆板，比起汉赋来更加生动，而且分章别类的体裁，条目简扼而清晰，在描述上又有很奇特的创语，如把官吏形容为“顺风承意之士”，把空口说大话的形容为“空战口”，都是恰到好处的形象比喻。因此，班固称赞桓宽“博通，善属文”，便可以想见。
桓宽的《盐铁论》，是一部留给后世探讨盛汉时代的经济政策和风俗习惯的珍贵史料，明清时代的校注书特别盛行，到了近代，更有郭沫若所著《盐铁论读本》刊行，为中外学者所瞩目。日本方面研究《盐铁论》的专家学者更不在少数，并皆能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学界对该书的重视。
血腥袭位两太宗：唐太宗vs李建成（1）
李世民、赵匡义：玄武门之变、烛影斧声唐太宗如何变成一位名君，宋太宗如何败坏名声，手段虽非，以功弥罪则得盛名，罪上加罪则声名狼藉。唐太宗像两位太宗政变以后的作为不同，历史的评价便有云泥之差。
中国几个王朝的开创帝王，在袭位时，都有手刃同胞、夷戮子侄的血腥剧变。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宗赵匡义所主演的“玄武门之变”和“烛影斧声”，更是众人皆知。
弒兄杀弟玄武门
玄武门之变史实昭然。唐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生前传位，便为皇位继承演成了骨肉相残的变剧。李渊有三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照说太子建成才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者。但次子世民心有不服。原因是唐朝天下的创基，李世民出力最多，功劳彪炳，白白让帝位落在其兄建成身上，总是无法忍耐。由妒生杀，才种下了弒兄杀弟的祸机。
这个杀戮的地点，发生在玄武门附近，时间是626年7月2日，李世民率领亲信部将尉迟恭等伏兵玄武门（长安太极宫的北面正门），俟太子建成入门，一拥而上，当场把他用箭射死，开弓射箭的正是李世民本人。这场弒兄而发动的政变，史称“玄武门之变”。尉迟恭接着追杀齐王李元吉，兄弟二人便死在世民的阴谋策划之下。尉迟恭受命又把东宫和齐王府的2000精兵击散，更把建成、元吉诸子统统杀掉，真正做到戮尽灭绝的地步。
李世民皇位的得来，称得上是血腥奇浓、残忍之极。到此，李渊三子失其二，李世民一人演了弒兄杀弟的角色。“唐太宗”就是用血腥换来的，史迹斑斑，连他本人也不加隐瞒。
相形之下，宋初的太宗政变，也就比较人云云殊，莫衷一是。宋太宗赵匡义的弒兄疑案，在正史上并未明言，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样。原来，《宋史》是根据《实录》编修的，而《实录》实际上不得不把这一段抹杀，以免有伤太宗的形象。但是正史不写，笔记可不会放过。宋人笔记《湘山野录》中，就有声有色地描写了“烛影斧声”的发生过程。因此，后人只好根据传说，来发掘这宗情节复杂的政变过程。
烛影摇红，柱斧戮地
这出疑云满布的“帝王杀戮戏”，是在烛影摇红，柱斧戮地中演出的。这宗神秘诡奇、不可思议的千古奇案，堪称中外历史罕见的“东方夜谭”。
宋太宗和唐太宗一样，都是第二代皇帝。唐朝第一代皇帝叫高祖，宋朝叫太祖，太祖高皇帝赵匡胤是开国帝王，“陈桥兵变”后被部属扶拥登基，是谓“黄袍加身”，做起皇帝来了。赵匡胤有两个弟弟赵匡义和赵匡美（后来避讳，改名为光义和光美），和两个儿子德昭和德芳。袭位问题有三：太祖为什么没有把皇位传给长子德昭？此悬疑之一；赵匡义即太宗位后，德昭便死于非命，此悬疑之二；如果宋朝行的是“兄终弟及”，则不能“父死子传”，那么为什么太宗死后却传位其子？此悬疑之三。
有了以上三点悬疑，宋太祖的继位便有问题，扑朔迷离，莫测高深，令人更想一探究竟。
尤其疑团更甚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死时不召重臣顾命，亦无亲侍在侧，可谓死得不明不白；又是在夜间突然暴毙，其侧仅有其弟匡义一人。他俩好像有一场争论，之后烛影晃摇，继而传出斧杖戮地声，这是站在远处的宫人描绘的。后来，这一段传说，宋太祖像便被一位名叫文莹的和尚记入笔记，也就是上面所提的《湘山野录》，构成了“烛影斧声”这句成语的由来。
根据《湘山野录》的原文，有关这一段疑案，说得很清楚：
但遥见烛影下，太宗（赵匡义）时或避席，有不胜之状。夜漏三鼓，帝（赵匡胤）引柱斧（手杖之类）戮雪（地上有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将五鼓，帝已崩矣。
可见太祖是争论之后倒地而死的。宋太祖既非死于病床，又非死于家人面前，一个健康的人，却突然和其弟发生争论便一命呜呼，时间又是在夜漏三鼓。其弟匡义跑去跟他争些什么呢？争的无非是帝位问题，目的无法达到，干脆就把胞兄害死了。“烛影斧声”就是最好的说明。
血腥袭位两太宗：唐太宗vs李建成（2）
赵匡义逼死其兄、篡夺帝位后，就形成第二代皇帝“兄终弟及”局面。为求得名正言顺，便炮制所谓“金匮之盟”的假话。兄终弟及的金匮之盟当初，赵匡胤仅官拜后周的点检节度使，野心不大，似乎从来没有造反的非分之想。其弟赵匡义就不同，虎视帝位已久，专想找一个机会，借口把身为节度使握有兵权的兄长弄上金交椅以图日后之事。他看准边境会起事，便假造敌情，编造“契丹入寇”的假情报，取得正式派兵的一纸命令，让节度使带兵出征。军次陈桥，他就趁机发动兵变，露刃列庭，把一袭黄袍强加在兄长身上。再命兵卒高声欢呼：“请赵匡胤做皇帝！”这便是有名的“黄袍加身”。可见赵匡胤的皇帝，是其弟赵匡义逼迫他做的。
赵匡义即太宗位前，便提出他和兄长赵匡胤在军次有个秘密协定，第二任皇帝即由兄传位给弟，这个协定，命名为“金匮之盟”。这张白纸黑字就留在母亲身边，好用来出面作证。并说“金匮之盟”是奉太后母命作成的，言明宋朝皇帝的继位乃采“兄终弟及”之制，谁敢反对，便是违背朝规，弃市不赦。这样，就用无人作证的谎言，来佐证宋太宗登上帝位的合法性。
但，假戏真做，也应该因假就假才算成功。想不到宋太宗赵匡义死后，并未把帝位传给其弟匡美，却是传给其子，成为“父死子传”。非但如此，太宗在位时，更把有皇权继承权的弟匡美、侄德昭和德芳统统灭口。这要教后人相信宋太宗的帝位是合法得来的，谁敢赞同？
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得一名臣魏徵辅政，蔚为“贞观之治”，成为一位名君。但，宋太宗因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得名的宰相）弄政，挟拥立之大功，大败名声。这样看，唐太宗前罪后功，功大掩盖了弒兄杀弟的罪过；宋太宗前功后罪，虽有“黄袍加身”的拥立之功，却因“烛影斧声”的弒兄之疑，更因用人非当，连诛弟侄，后罪掩盖了前功。
唐太宗：后功掩前过
魏徵的直言敢谏，唐太宗的兼听纳谏，常被后人引为美谈。魏徵本来是太子建成手下的一名直员，曾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失败后，又曾劝说建成杀害李世民。照说，唐太宗李世民召来杀之，何患无名？
魏徵见了李世民，被问及何以在兄弟间挑拨离间？他直答：“可惜那时太子没听我的话，否则不会发生身死功灭的结果。”
李世民听完，觉得魏徵这个人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并把他提拔为谏议大夫。此事却引来秦王府（李世民即帝位前为秦王）官员的不服气。魏徵像宰相房玄龄告诉唐太宗，太宗答说：“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不能以老关系来作选人的标准，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大家听了，才没有话说。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何有明智昏庸之分？”
魏徵答道：“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谁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再问以：“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是非，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徵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还不行，还应该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恃才高，骄傲自信，嘴里说的是尧舜的话，干出来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唐太宗听了，感触良深，叹说：“过去的教训，就是今天的老师！”
更有一次，魏徵上朝，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肯听意见的好名声，只好暂时忍住。回内宫对皇后诉说：“总有一天，非杀此佬不可！”
皇后听后，马上换上朝服，在太宗面前下拜说：“英明天子才会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不得不向陛下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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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袭位两太宗：唐太宗vs李建成（3）
这一番说词像一盆凉水浇熄了唐太宗的满腔怒火，反说：“人家都说魏徵举止粗鲁，现在看起来，这正是他娇媚可爱的地方！”
魏徵病死，唐太宗很伤心，谓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唐太宗常念魏徵时时在他身边随事谏正，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此感叹说：“众人都对我说好话，不如有一人能对我说不中听的话（众人之唯唯，不如一人之谔谔）。”又每每想起魏徵常说的一段话：“敢直谏不惧的人，都是不求有报的人。因为懦弱的人，虽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的人，又怕不能取得信用，也不能言；恋栈官位的人，考虑到说了不便自身，也就更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后日，唐太宗更加注意忠谏之士。
唐太宗重用人才，能接受大臣的直谏，政策比较开明；也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些有利发展生产的措施。在选用人才上，“唐初八贤”（魏徵之外，有房玄龄、杜如晦、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七人）得其用，政治修明，国治民安，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宋太宗：雄猜之主，错用妄人
“烛影斧声”之后，宋太宗即位，赵普复又拜相。本来赵普在陈桥兵变后，以佐命元勋，太祖拜他为宰相。做了七八年宰相，赵普钱捞得不少，在开封和洛阳大起第宅，“外门皆紫荆，后苑亭榭制作雄丽”。为了盖新宅，公然走私，滥用权力，从吴越王钱俶处，收取贿赂，收了装满黄金的十只坛。事发以后，太祖大怒，“下制逐普”，贬在河阳。太祖死，太宗立，赵普重新得势。
太宗曾以“皇位传弟还是传子”这大问题向赵普垂询，赵普答道：“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就在这句话中，注定了匡美——也就是太宗的弟弟——非死不可的命运。
原来，赵普的政敌虞多逊，多年来全力阻抑他再起。赵普复相，便要为太宗“以察奸变”，果然查出虞多逊和开封尹秦王匡美有“交通”，要搞政变。太宗下令，组织特别法庭审问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