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重演，这句话并不准确，历史的幽灵被驱赶出大门，又从后窗跳入内院。改头换面，其魂则一。目前的这场经济大变革，潜藏的改革基因既承接晚清以来的颠扑难灭的国家现代化梦想，又承接了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大批亦官亦商的市场人士，和一个亦官亦政的组织架构。如果说，最近30年来的这场市场化改革与百年来的改革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通过饥荒、战争与被入侵，认清了改革的几个前提，市场不能建立在亦官亦商的构架之上，不能建筑在中体西用的梦幻之上，没有农村的商业文明，就不可能有中国整体的商业文明。
我把从清末开始的经济现代化之旅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清末开始到民国结束的官方主导模式下的市场化努力，第二阶段是1949年以后政府以计划经济追求国强民富的过程，第三阶段是起始于1978年的民间自发保护产权与财富的努力和官方大规模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改革的结合。
笔者无心作贯穿30年的长篇巨制，那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之所以选择2007年作为改革另一个重要转折关头的切入点，是因为从2007年开始，改革遭遇系列挑战，社会的种种征兆显露无遗，这个社会正在呼唤一场大规模的、一系列的深度改革。
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分为几个红利分享期，1998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前中国经济社会中普遍的产能不足、国内需求畅旺、产品不愁销路的红利消耗殆尽；2003年是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世界贸易组织（WTO）红利让中国产品找到了新的销售渠道，正因为国内与国外双重消费渠道先后开启，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性改革顺理成章被延后，各方吃滚存下来的红利。但2008年，一个不愁消费、不愁产品销售渠道的商品世界，在破坏性十足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坍塌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自 序（2）
改革初期产能不足的红利从21世纪初已经消耗完毕，摆个地摊兜售各色小商品就能当上万元户、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产能过剩在1998年的经济紧缩中已经有所暴露，政府必须依靠房地产、教育等拉动内需，居民消费不足成为实实在在的拦路虎；而到2007年前后，拉动内需大大有功的房地产市场业已成为分配不公、行政垄断、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失衡的象征。
2003年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重要时刻，中国主动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经过十几年艰苦的谈判，终于开启了中国WTO新时代。带来的直接好处显而易见，中国大大小小的制造企业、家庭手工作坊生产出来的鞋、袜、衬衫、打火机等等，义乌小商品市场上包罗万象的中国小商品，如水银泻地，覆盖了全球市场，全球人均10双袜子就有3双是中国袜子。2005年左右开始出现的西班牙烧中国鞋事件，是全球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异变之前出现的小信号，当时被当做全世界失去抵抗力的高薪产业工人的最后挣扎，在占据了报纸头版一两天后，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2003年如此重要，自从这扇门打开之后，中国只能越来越深地参与国际市场，再也退不回原有的发展模式。并且，2003年以后产能过剩问题轻松解决，让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幻觉，以为能够一直拥有全球消费市场，让中国像日本、韩国一样能从容完成初级工业化之路。
但2007年10月开始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所属的两家对冲基金的倒闭，不料成为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危机的前奏，此后如山火蔓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在房地产泡沫将资本市场的泡沫榨干之后，我们突然面对前所未有的局面，一贯大手大脚的美国人开始厉行节约，储蓄率上升，正如老话说的，藏在枕头下的钱再拿出来就很难了。美国人突然不消费，全球产能过剩，通过挖掘其他出口市场弥补欧美市场份额的下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发达经济体对出口消费有极强的带动作用。
全球充斥着或明或暗的各种贸易战争。从2008年年底20国集团宣布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来，已有17个国家实行了47项措施，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对贸易实施限制。当全球最大的美元持有国与美元发钞国开始互相指责，当全球在一起，对于出口政策作出检讨，只能说明，WTO时期的出口红利，在不经意之间，在中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过早地结束了。世界和中国需要进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转型，美国在控制自己的金融系统，控制自己的消费欲，而中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乐此不疲地向美国同时输出产品和美元，穷国充当美国最大债权国的反常现象。
转型异常艰难。理念的碰撞体现在一切与经济相关的方面，关于产权界定的根本*《物权法》的争论回到姓社姓资的原始轨道上；民众在诸如小区停车位、交通强制险的合理性、手机漫游费等一切方面争取自己的利益；公平与效率之争成为继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之后，又一个*心弦的敏感话题；在楼市上市场与行政之争，在股市上救市与不救市、大小限改革与不改革之争，在货币改革上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尽快实现市场化之争，处处硝烟。
硝烟的背后是实体经济突围之旅，是产业痛苦的转型，是出口企业在产能过剩的打击下大面积的收缩。2007年，珠三角千家制造企业或迁移或破产，北上的香港商人逐渐退出，长三角制造类企业的资金链开始出现危机，房地产价格在拐与不拐之间徘徊，越来越多的中小房地产商被淘汰出局，谁拥有足够的现金流，谁才是市场的胜利者。
自 序（3）
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又一个十字路口。
以前压低成本、牺牲环境以糊口的工厂创造财富的做法，以往产能不足和出口红利掩盖之下的财富两极分化、财富虚增现象，形成中国经济改革无法绕过的险恶礁石群。无法持续，必须重整。
方向是明确的，我们知道该去哪儿，却在具体行为模式上存在天悬地隔的巨大分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继续难度更大的改革智慧和勇气吗？我们如何在机会主义与长远的目标之间取得平衡？我们如何平衡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与庞大的贫困人口、尚在萌芽的中产收入阶层、巨无霸式的垄断国有企业和工商阶层之间空前复杂的利益关系？我们如何在全球化、民族产业的古老命题中获取新的视角？
更大的命题是，在国内层出不穷的消费需求，和在中国经济比重中占据70％以上的遍布城乡的民营企业的上层，已经覆盖了一层坚如磐石、体量越来越大的护卫中国经济安全的国有垄断企业，这些企业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扭曲着中国的市场定价体系，劣化着中国的资源配置体系，撕扯着中国市场的基石。计划经济以国家主义的面目，以更庞大的体量从前门大摇大摆，占据中国经济舞台的主角位置。
让我们回到阳光灿烂的2007年吧。
在2007年年底，美国房贷坚冰融化，人们只听到了两声冰层断裂时轻微的脆响，没有人愿意深究平淡警告背后的含义，沉醉中的人无法相信，小事件能够左右大局，身处利益旋涡的华尔街洞察者缄口不言。更多的中国人虽然为高增长的经济数据而欣喜，却开始为逐渐出现的通胀迹象而担忧，更担心国内的资本市场受到了国际巨鳄的冲击和掠夺，近万亿的外资汇聚到中国股市、楼市为主的资本市场，迅猛购买人民币资产，以巴菲特为首的境外投资者在香港上市的H股上获得10倍以上的收益，全身而退。中国金融机构境内外上市的差价如蛇样纠缠着所有人的头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出现，利益被剥夺的痛苦遮蔽了原有的市场逻辑。
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从2007年10月开始，人民币兑换美元开始升值，人民币本身成为最值钱的资产。随着美元的疲弱，民众开始将手中拥有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囤积起来，由于美元贬值，企业开始借贷外汇，并且通过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做简单的套利交易。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起落不定，在圈定的范围内上演无奇的故事。
与此同时，政府、中国人民银行（通称“央行”）力主藏汇于民，并且推出各种海外投资产品，鼓励国内资金走出国门，以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半年之后，几乎所有的境外理财产品折戟沉沙。2008年3月，第一只银行系的QD II理财产品清盘，投资者对机构的境外理财能力投下了不信任票。他们是对的，截至2009年3月，8只被允许投资海外的QD II在过去的一年中带给投资者的是超过亿元的损失。
2006年、2007年，中国股市牛气冲天，遍地黄金，股市占GDP的比重从20％跃升到100％。2007年，投资者经过被称为“5·30”半夜鸡叫的第一次行政打压，到这年年底，在刺破泡沫的喊声中，股市一落千丈，半年之间，主要成分指数沪综指下跌近一半，股市市值下挫40％以上，80％以上的股民财富缩水，被高位套牢。
2008年、2009年，股市进入股改后的真正考验期，大小非解禁，那些以极低成本获得股权的投资者尤其是小非疯狂套现，一家公司三天之内被套现80亿元。一些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不惜辞以规避套现的约束，急于将那些股权变成现金。股市力量的博弈，清晰地展现出谁是中国经济的主导者，谁是附庸者，而谁又是急于取利而屡屡上当的制度性失败者。
在2008年3月初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在承认中国有希望的前提下，坦承200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中国改革30年之后，面临又一个关键转型期，我们尚未找到应对办法，只能拿出积极财政政策的旧式武器仓促上阵。转型过程注定痛苦而漫长。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下这么一句秦汉俗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揭示亚当·斯密市场论精髓的话，印刻在当下的历史中，活色生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幕幕烙上金钱印记的历史书页，每天在我们眼前翻过。
在翻动的书页之间，历史轮流交替。金融市场化与产业转型、农业产业化敲开了30年之后另一扇沉重的改革之门。
国家经济主义发轫（1）
200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在外界压力下，进入深度调整期。2003年加入WTO之后的红利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来临而耗散，外贸依存度达到60％以上的经济体，一旦出口之闸堵塞，相当于市场血管二堵其一。
如果以为经济领域的新变革起始于2008年则是大错特错，从2007年起，全球通胀的阴影就开始如影随形，对于通胀的警告、对通胀成因的分析见诸各个报端。起始于2005年的国有资产流失之争最早启动了分配体制的警讯，此后国有企业高管MBO（管理者收购）被指责为权贵们掠夺财富的分配工具，在国有企业领域暂告一个段落。环境污染、资源抢夺、现代奴工等极端现象的曝光，指向只有一个，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面临大变局。
拉动内需被赋予承担中国下一个改革30年经济增长点的重任。没有人否认关键时刻拉动内需的重要性，但曾经拉动内需依靠居民消费的主要手段，如房地产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等，业已成为市场化的绊脚石，抑制内需的重要因素。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经济拯救运动，却变成了单纯靠投资拉动的似曾相识之路，居民消费欲振乏力。
中国需要反省既有之路，思考撬动内需的真正力量到底来自于何处。内需经济意味着市场领域的深入改革，意味着资源配置与分配领域的彻底市场化，依靠财政部、国资委对央企的限薪行动，依靠政府补贴的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行动、依靠发放消费券，会取得弥补消费缺口的应急作用，取得短暂平衡，但只依靠政府的补贴，很快会面临更大的失衡。
资源错配是有意为之，现在还在继续。令人担忧的是，资源错配在短期内会造成国有企业辉煌的错觉，认为不必依靠制度性改革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就能形成新型工业帝国，由此形成路径依赖。目前已处于国家经济主义的全盛阶段，无论是官督商办的清末维新，还是民国时期将大型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的历史阶段，就政府控制的经济总量而言，都无法与目前的资源控制程度相颃颉。
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表面的混乱掩盖的是内在的国家主义的清晰逻辑。
在当下的中国，让人印象深刻、心存畏惧（而不是敬仰）的企业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与美国曾经的垄断企业卡内基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一样，这些企业体量巨大，大到足以与20世纪的美国国有企业相提并论，大到市值超过了美国跨国公司，工、中、建、交四大国有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2008年年末占据全球市值排名前十位中的四席。这不仅是新兴经济体资本泡沫的常见胜利，更预示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资本集聚效应，目前中国的经济是史上已有的国家主义的延伸，但在表象、技术手段、目标等方面已有本质区别。
这让人联想到一个相似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21世纪头10年的中国，表面上如此神似。
两个时代都是创造经济奇迹的时代。美国整个20世纪20年代，被评论家称为“新时代”，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上空。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0％以上，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比我国21世纪最初四五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2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年年都有预算盈余，以至于联邦债务减少了三分之一，而我国截止到2008年3 000亿的财政赤字与20万亿以上的居民存款、中央政府万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巨额的财富积聚让中国骤然变成世界经济舞台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整个2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跌最后降到的历史最好水平，而我国虽然就业压力巨大，但在上亿农民转移到城市的史诗长剧中，城镇4％左右的失业率令人印象深刻……
国家经济主义发轫（2）
两个时代同样以全民炒股的方式开启了全民资本时代的大门，全球货币掌控权出现微妙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国际货币控制权开始转移，是时作为老大的英帝国虽然试图挽回颓局，但控制权已无可奈何地转移到了新兴美利坚，四处弥漫的欧陆战争使美国成为欧洲债权国。美国政府发行的自由公债在20年代进入兑付期，稳定的收入、兑付的债券与借贷消费文化的兴起，让美国成为消费乐土。同时，美国摆脱对欧洲的资本依赖症，进入内需拉动时期。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收音机、汽车、住房、电影，各个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1929年美国的汽车产值占总产值的8％，恰与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相同。经济链条通过消费投资上下传导，举凡电力、钢铁、通讯，无不进入大发展时期，市场对大企业的需求，以及掌握资金链条的银行家对于垄断利润的觊觎，让大企业成为时代的宠儿，洛克菲勒、福特，从19世纪延续到黄金般的20世纪20年代。企业并购案随处可见，对资金的需求以及民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