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组织一些人编草帘子，自己收购，再卖到窑厂。
良好的经济效益在翻番，严介和成了淮安有名的有钱人、万元户。可是，在村民的举报下，严介和变成当地部门眼中“资本主义”色彩的典型，有关执法部门取缔了他的家庭作坊。
经济改革，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少有人能预想到，到了下半年，一纸规定似乎顷刻间又扭转了个私经济从业者们的命运。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制定了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经营项目、范围、国家鼓励支持的各种政策，经营者享有的权利等共12条内容。《规定》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对个体经济的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规定》如同一支空气清新剂，认可了个体户的合法身份——“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从此，这个称呼成为政策偏向他们时的法定身份。日后，也正是在政策不断左右摇摆中生存并发展的他们，刺激了中国资本在民间的苏醒，并最终以非公经济的身份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邱光和就是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浮出了水面。
邱光和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他73年退伍返乡后，担任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农机厂厂长。不甘受穷，要出人头地，厂长邱光和起了闯荡商海的激情。1981年，他和两个朋友创建了瓯海娄桥家电公司。因为三人决策意见常发生冲突，邱光和干脆自己借钱把朋友手上的股份买了下来。凭借“先做好人，后做生意人”的经商之道，他先后在温州最繁华的解放南路、解放北路一口气开了五家门市部，并在温州其他主要发达城镇开设了80多家销售网点，生意一派红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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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年，温州家电销售市场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台洗衣机的利润仅有15元左右，一台冰箱或彩电的利润也只维持在50元左右。而一场百年未遇的台风夹着大潮，卷光了邱光和门市部和仓库的上千万存货。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邱光和冷静而谨慎地做些挽救和弥补工作，同时关注起服装市场从香港“吹来”的一股“休闲风”。邱光和意识到，开放后的中国必将与国外发达国家一样，生活方式将越来越休闲化，着装也会更趋于个性。于是，他创立了温州市森马企业有限公司。
80年代初，着装新潮的女士在花市上
10月17日，*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肯定了上年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指出“今后要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并增加自谋职业的渠道……”《规定》直接促使各地方政府用各种形式鼓励当地的个体经济的发展。上海市副市长裴先白在《规定》颁布第三天，专门召集一些从事个体商业、服务业的青年以及他们的家长开会座谈，鼓励他们积极经营，同时号召更多的城镇待业青年从事个体经营活动。
《规定》的颁布，其实与始于1979，终于1981的知青返城有很深的渊源。作家梁晓声把那场知青返城称为“飓风”，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场景：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犹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
三年来，全国返城的知识青年大约1700万人，大体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么多人忽然涌回城市，第一个压力就是就业。
“待业青年”是那时候诞生的一个新词汇，仅仅比“失业”好听一些。广州把到工厂、商店做临时工的返城青年称为“八路军”——他们每天工资8角钱。尽管如此，“八路军”们也该庆幸，因为只能仰食父母的待业青年为数更多。黑龙江齐齐哈尔市11万知识青年回城，只有2万多人找到工作。《中国知青史》一书披露，北京市1979年调查了10个区7万多名待业青年的情况。家庭平均生活费在15元以下的有7000多人，约占10 ％。知青回城的第一年前五个月，北京一市自杀80人。更严重的是，一些人整天游荡在街头巷尾，无事生非，成为潜在的犯罪因素。资料统计，当年犯罪分子中，返城待业青年占2/3。
5月，还只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提议没有什么反响，厉以宁为此在会议期间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三个月后，在杨万里主持的*中央“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厉以宁再次提出实行股份制，得到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秖、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的支持。会议结束后，杨万里告诉北京市，可以用股份制解决北京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市委书记段君毅说，“我们考虑考虑”。过了几个月，段君毅说，不用了，我们通过银行贷款都解决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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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解决了，但新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尝试。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改革步伐迈得反而更大一些，股份制在农村已经出现端倪。在试行股份制上进度的区别，只是改革初期农村将城市甩在身后的一个个案。这是由于城市的肌体更为复杂，处于权力的中心，利益犬牙交错，让改革始终迈不开步子。现在，千万知青“回城风潮”引发的就业压力，汇集成推动城市经济改革的最强大动力。中国人的求生本能，终于冲破了种种阻碍，打破旧体制的刚性约束，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1981年，作为77年第一批返城的知青，李晓华已经在北京呆了将近四年。13年前，16岁的李晓华被卷入上山下乡的大潮，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道去了北大荒，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干就是八年。八年磨练后，他辗转回到北京。
李晓华（左一）的北大荒生活
回京后，李晓华不忍心再给操劳了半辈子的母亲增加负担。他待过业，当过锅炉工、炊事员，做过贩卖服装的小本生意。在经贸部一下属单位做炊事员时，有一回，正在揉馒头的他莫明其妙地说：“我这人适合经商。”周围的人哄堂大笑。可是，李晓华成功后，回到曾经工作过的食堂，昔日的工友们仍在揉馒头，他感慨万千。
这年夏天，李晓华南下广州，花3000元带回了台冷饮机，到北戴河海滨卖冷饮，很快实现了自己的原始积累。随后，他开办了秦皇岛第一家录像厅，生意火爆。但是，竞争对手蜂拥而至，赚钱变得艰难起来。几番考虑，李晓华去了日本，边在餐馆里洗碗端盘子边学习日语。一年以后，日语流利的他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争取到了“章光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的代理权。通过积极运作，“章光101”红遍日本。由此，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亲自接见了李晓华，称他是“中国最优秀和最有智慧的企业家”。日本获得的成功，让李晓华加快了创业的步伐。他南下香港、东南亚涉足房地产业和高速公路；回到大陆，投资机械制造和餐饮；为拓展澳洲市场，竟然聘请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作为集团顾问。
1996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并提名，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3556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李晓华星”。同年9月，应美国前总统布什邀请，李晓华访问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见到他时说：“听说你过去很贫穷，通过努力变得很富裕了，你是中国成功的商人，是美国青年学习的榜样。”消息经报道后，在美国引起轰动，一位定居纽约多年的华侨给李晓华来电话说：“李先生，你太为中国人争气了。”
33岁的宗庆后比李晓华晚回城了一年。幸运的他回杭州，找到了工作，当上了校办工厂的推销员。
宗庆后的身世比较有故事。据说，南宋名将宗泽是他的祖宗。而资料显示，他的家族确曾显赫一时，祖父在张作霖手下当过财政部长，父亲则任职国民党政府。待到解放之后，父亲失去工作，小学教师的母亲一份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家老小，家庭异常困难。初中毕业后，16岁的宗庆后随知青下乡，辗转于舟山农场和绍兴茶场，挖渠、筑海塘、挑盐、种茶、拉砖，一呆就是15年。奥古斯狄尼斯说过：“在任何情况下，遭受的痛苦越深，随之而来的喜悦也就越大。”痛苦能够毁灭人，受苦的人也能把痛苦毁灭。创造需要苦难，苦难是上帝的礼物。在灰色的岁月中，宗庆后学会靠自己才能赢得一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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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杭州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宗庆后折腾于几家校办企业，郁郁不得志。直到1987年，他被任命为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那年，与他同龄且同居杭州的鲁冠球被评为全国十大农民企业家。从此以后，42岁的宗庆后踩着三轮车，来回于杭州的街头巷尾叫卖棒冰和笔记本，风里来雨里去。但已然跃上舞台的他，其后的经历成为了中国商业上的一个闪光印记。
大动荡、大迁徙，以及大返城，使得知青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种悲欢离合的情节，相互之间的命运、前途形成巨大落差。在这种意义上，李晓华和宗庆后的个人奋斗史，可以说是一个底层知青的成功史。但从更大范围内看，更多的知青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彻底改变命运。有人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这股强大的就业压力，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席卷全国。即使是中国最为富裕的城市上海，也难以应对它。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官员，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压力，也首当其冲地在化解这股压力。
1981年，上海遵义街道党委副书记，市委重点培养的青年团干部王正华，前程远大。因为还在1975年的时候，中央组织部长就亲自来上海考察过他，要将他调任北京。一个仕途坦荡的聪明人怎甘心放弃一切？但王正华毅然决定选择成本较低的旅游业，解决街道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他在街道贴出招聘告示，两天有1600多人报名。报名费一元，然后开班上课费，一人40元。这样，凑到3000元，成为春秋旅行社起家的家底。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实际上在内部系统对国内旅游采取“不鼓励、不提倡、不支持”的“三不政策”。所以，80年代初，中国的旅游限于接待外国人入境游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团体奖励游。但外国人入境客源被有外宾接待资格的国有旅行社垄断，单位奖励旅游市场也由各个单位系统内部的旅行社瓜分完毕。王正华只好将旅行社定位在以散客为主。
自费参加旅游的散客数量有限，春秋开出的第一班旅游线路上海到苏州，就亏损：一辆30多座的客车，必须卖出25张左右的票才能保本，但他只拉到18个客人。亏损的现实让王正华必须求变。经过反复思考，他将门店换在了上海大世界的附近，那里不仅地处闹市，更是来沪人员必经之地。事实印证了王正华的选择，店面还没有完成装修，只是在窗口挂上了旅行社的广告，询问的人络绎不绝，开张一个月盈利。
1984年，在机关与商业之间行走了3年，王正华辞去公职，专门从事春秋旅游。十年后，国家旅游局把年度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颁给春秋旅行社，“有想法”的王正华却又做起了航空梦。这一梦，又是10年。
“错杀”与“正名”交织，知青返城的疯狂，个体在宏大历史事件中的蜕变，遮住1981年的半边天。这一年，灰色的基调很重，但无论如何总有温暖的色彩，在观念的冲击中、转型的阵痛中，不断为某些“叛逆者”抹去“叛逆”的影子。
中国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重新引入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的过程，在国有与民营不断变革、裂变的作用下，经济这盘棋盘最终盘活。而在苏南，最先盘活经济这盘棋的是“苏南模式”下的乡镇企业。那是一个民营经济的理念被引入，并萌生和逐渐成熟的阶段，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急速膨胀的奔腾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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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历史节点，都会有明星涌现。人如是，企业如是，城市亦如是。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苏南的开弦弓村。他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是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且加起来占到了人均总收入的一半。经过调查，费孝通写出了《三访江村》，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费孝通的观点被提到全国人大，引发激烈争议：苏南的乡村工业被指责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还责令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查。
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革命。革命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势必会受到观念、体制等等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阻挠。所以，并不是每个人迈向革命的脚步都那么义无反顾。但是，总要有人迈出第一步，尽管他的步伐稍显凌乱甚至踉跄。于是，人们跃跃欲试，却又左顾右盼。终究，苏南那些，几乎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因陋就简的小作坊形成了所谓的“苏南模式”。
每个时间点，都有先锋出现，出现得越早，其魄力与勇气就越大。在“苏南模式”成型并被放大的过程中，蒋锡培有意无意间走到了前台。
这年，成绩出众的蒋锡培高考意外名落孙山。知道成绩后，他跑去太湖边坐了一夜。父母希望他复读，继续考大学。但性格好胜的蒋锡培觉得已无脸再面对昔日的老师。跟随二哥去杭州学修钟表，成为他寻找颜面的唯一道路。当时他的目标是能赚够5万，“回家造两间房子，剩余的放在银行里面存定期，每年吃利息，一年花销就差不多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赚到5万元钱，顺利实现当初定下的“最大目标”时，蒋锡培的自信和“野心”被激发了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蒋锡培
1981年，邱光和、李晓华与蒋锡培这些以个体经营为起点的民营企业家，在经历了不断挫折和无尽期的低质量生活后，终于开始了热血沸腾的创业历程。尽管如此，个体户在那时的人们心目中仍然没有地位，传统观念带来的阴影还笼罩着他们。民间和舆论的争议让他们承受着时代的阵痛，时刻胆战心惊。
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人赞赏，也有人提出疑问。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专栏开展讨论，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