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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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入海-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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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13)
重庆摩托亮相巴西
  90世纪初,是重庆摩帮的黄金时代,更多的民营企业拿到了入场券,占有一席之地,大批整车厂、配套厂在重庆纷纷冒出。从此,重庆摩帮成为重庆制造业的金字招牌。尹明善重庆市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挂牌,并与左宗申合作联合制造摩托发动机。由此,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个生产摩托车发动机的车间建立起来。
  左宗申的成功产生了涟漪效应,一大批跟随者在摩托车产业链上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到1993年,重庆已有10多家涉足发动机行业的民营企业。这些在单条产业链上游走的企业,除了要做摩托车发动机甚至螺丝帽中的冠军外,还有了进入整车领域的野心。
  力帆、隆鑫、宗申等摩托车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重庆成为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从明星代言可见一斑:成龙代言劲隆,周润发代言恒胜,成奎安、陈佩斯代言精通,赵本山代言银钢,费翔代言银翔,李连杰代言巴山,李玟代言康超,赵文卓、袁立代言大江,邵佳一代言鑫源……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重庆摩帮所到之处,让对手闻风丧胆:重庆摩托整车抢到全国市场份额最大的蛋糕,零配件份额高达80%;在越南市场,“摩帮”来势汹汹,占了半壁江山,伊朗、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地也有摩帮的根据地……然而,重庆摩帮也有软肋,这为走下坡路埋下了伏笔:重庆摩托的崛起,大部分依赖于摩托车市场对产品的海量需求,市场对量的需求高于对质的要求。走大众路线的摩帮,使出价格锏,凭借低廉的价格,在市场上叱诧风云;与此同时,重庆摩帮本身也把着眼点放在量上,不但同质化严重,还在技术档次与产业升级有所欠缺;再者,重庆摩帮虽贵为帮,却难有是一盘散沙,个个单打独斗,甚至互相残杀,失去了团体优势。
  随着摩托车市场的日益完善及更多的竞争对手的介入,重庆摩帮的这些潜在隐患最终会浮出水面,成为重庆摩帮的沦落之痛。90年代后期至今,全行业价格战让重庆摩帮不堪重负。为了维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在残酷的竞争中,重庆摩帮的摩托车也不得不贴上被贱卖的草标,万元左右的畅销车只有3000多元。一浪高一浪的价格战也不过是挑战的开始。与此同时,摩托车市场由于130多个大中型城市明确规定“禁摩”,出现萎缩。二三线品牌的摩托车销售一度萧条,很多摩托车厂商撑不下去。
  海外市场,左宗申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越南市场是摩帮的海外大本营,仅2001年,2001年,重庆摩托车整车出口亿美元,其中越南市场占了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77%,随着越南摩托车整车进口关税的激增以及越南摩托业的发展,重庆摩帮难守越南市场。漫长的冬天原未过去。2005年,重庆摩帮再次遇到瓶颈:国家生产准入、欧Ⅱ排放、合格证制度等,一次提高了摩帮的生存成本;广东、广东、江浙沪摩托车企业迅速苏崛起,蚕食着重庆摩帮原有的市场。擅长打价格战的重庆摩帮在价格上已无优势,面对对手的强势攻击,则显被动。 
  2005年,是一场行业洗牌,更是重庆摩帮的一个生死坎。“不转型,毋宁死”,重庆摩帮除了转型别无选择。摆在重尹明善们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由“重庆制造”向“重庆创造”转型,注重自主研发、技术升级和品牌塑造,逃脱同质化过高的困局,以质量、品牌击中消费者的购买心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重庆摩帮远未达到瘦死的地步。左宗申开始在阵痛中蜕变。
  二是调整战略,不要在“摩托车”这一棵树上吊死。2004年,重庆市政府曾发布《重庆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0年重庆市的整车产销量将达到150万辆,销售收入将达1350亿元,重庆轿车生产比重也将从目前的25%提高到70%。汽车工业将成为重庆市工业经济最强有力的支撑之一。从2000年开始,尹明善向汽车行业进军了。他说,“汽车是摩托车的延伸,选择汽车做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无疑是明智的。”但力帆能否借力汽车延伸昔日摩托车的辉煌,还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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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1)
一群活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沉默者点燃了中国民营经济的熊熊大火:
  丁建通用仅有的2000元存款,创建别克,后更名为361;
  个体户白士明被特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作为私营企业第一批代表,出席全国人代会;
  王文京和王中军毕业后进了财政司和物资局;
  北京公安系统最年轻的处长侣海岩,辞职经商,第一笔收入是长篇小说《便衣警察》的稿费;
  日后的“湖南首富”吴志剑在深圳捡垃圾,偶然机会承包华东商场,一举成名;
  受“排球女将”激励,马云参加了第三次高考,终于成功。
  新年,市面上挂历的图片几乎都是美女,有妇联干部提出:“难道不能用女英雄代替美女吗?为什么不登卓越的工人、农民或在工作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妇女的照片呢?”这些挂历大多出自温州人的作坊。
  温州人如犹太人,他们执著于赚钱,从小确立做有钱人的志向。春节,有位温州华侨从美国打回电话:“我打听到美国警察总署消息,美国警察换装,34万人,每人两套,需要130多万副标章,你们能不能做?”两个温州老板挂上电话直奔美国。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做出一流标章,温州人拍着胸脯说:“你们派两位专员到中国看一看,费用我们全包。”美国人赶来温州,工人现场表演从投料到成品只需35分钟的过程,价格只是美国军工厂的1/2不到。几天后,美国人带着100副样品回去了,68万元的买卖立刻成交。温州人如法炮制,做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标章的生意。
  1983年,“*逝世一百周年”,*将*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在*逝世后的一百年时间内,他的理论从西半球传播到东半球,并在中国发扬光大,逐步走出一条有特色的道路。先进理论的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此时,肩负重任的*,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在本身的沉默中,温州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地区,丁建通则算是第一批富裕的中国人之一。
  晋江鞋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耐克在晋江设立了为其做来料加工的鞋厂。1983年,耐克生产线出现一批次品,决定销毁之际,鞋厂工人把这些鞋偷偷运出自行销售。耐克一气之下把工厂搬出晋江。可在耐克工厂里打工的一批制鞋工人留了下来,成为晋江制鞋业蓬勃发展的“火种”。
  不过,在整个福建晋江制鞋业中,丁建通起步并不早。像大多数当地农民,他靠着种地、抓鱼、帮人抬石头养家糊口。因为穷,他的四个孩子没一个念过书,全在附近鞋厂做学徒,有的学做帮面,有的学做鞋底,有的学设计。“80年代初,陈埭许多人开始做鞋,江头皮革厂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丁建通坐不住了。1983年,丁建通召回四个孩子,带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存款,跑去厦门买鞋材。材料买完后,身上仅剩下返回的车票钱。饿了一天的他,还是厦门皮革公司的一个老师傅带着去公司食堂吃的饭。
  车间设在在自家房子里,地板上摆满鞋底、鞋面和线头,连床上也是胶水,“经常连睡觉都只能睡半边。”丁建通一家人,一天只能生产5双皮鞋,慢慢熟练后变成了20双、30双。鞋子做出来,他每天骑自行车将皮鞋卖给泉州、石狮的小批发店。“一双鞋大概能赚3元钱。”而在推销鞋子时,丁建通总要留心观察街上过往行人脚上鞋的款式,回家再把鞋样画出来,第二天模仿着做。一年,他画过几千张鞋图。 。。

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2)
生意越做越大,丁建通引进制鞋设备。将原料放进去,出来就是一双旅游鞋,每天能生产1万多双。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东北市场,旅游鞋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危险也悄然到来。深夜,丁建通在厂里加班。四个歹徒翻墙进入工厂,用枪顶住他的脑门,威胁着要他交出30万元。面对惊险,丁建通冷静地掏出三毛钱一包的香烟和一把零钱对着劫匪说:“我是看门的,老板丁建通早回家了。”看着工人装束的丁建通,失望的歹徒用匕首在丁建通胳膊上划了两刀,骂骂咧咧地走了。歹徒被公安抓获,审讯时他们说,以为丁建通是个戴着粗大黄金手链的老板。
  随着国内市场拓展,丁建通转向做运动鞋。他召集家里人商量鞋也该有个牌子和商标。一家人坐在一起,看到美国别克汽车商标醒目好看,决定起名为“别克”,跑去工商部门,花了一笔费用顺利注册,成立了别克(福建)鞋业有限公司,也为与通用别克纠缠不休的商标之争埋下了伏笔。如今依然不懂KTV为何物的丁建通,慢慢淡出了企业。闲暇时间他喜欢吹唢呐、拉二胡,有时偶尔在工厂帮着开开铲车。
  2005年第七届中国(晋江)国际鞋博会现场
  改革开放第六年,个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因为做的人大多“不成气候“,从事的行业也是些“不成气候”的营生,高层的煞费苦心并未改变民间对私营业主的歧视。《长沙晚报》一则新闻暗示了这种氛围:长沙市西区(今岳麓区)从事手工修理业的11名个体户,在湘江桥头的马路边,摆开修理工具,半天时间为群众修好手表50多块、闹钟3个,还配了60多片钥匙……有顾客要付给修理费,他们不收,并回答,我们个体户也应该为人民服务。一位过路顾客感慨:“个体户也有活雷锋。”一个“也”字表现出了个体户在当时境遇的尴尬。
  如果说,新闻记者的歧视还只是心理层面上的。那么,一些地方上政府部门对待个体经营者不能与国营、集体企业一视同仁,则让他们欲哭无泪。即使国家政府明文规定,任何部门不得向个体经营者收取国家有关规定外的费用,但秦皇岛市向个体户收费的项目就有:卫生费、街道副业管理站提成费、计量费、屠宰费、交通占路管理费、市容管理费、地皮费、盖章审批费、治安管理费、打扫清洁费、不按时开会罚款费十多种,对推婴儿车和挑担子挎篮子卖货的,还有不同的收费标准。承德地区,个体户每月交纳交通占路管理费元、市容管理费元、卫生管理费元、地皮费每平方米每天8分。沧州市个体户要向街道交纯收入的40%,知青摊点也必须每月向街道交款10至15元。私营经营者段永芬遭遇则更惨。她加工成衣销售,扣除税金和市场管理费,获纯利1855元。为此,河北丰南县纪检会向法院提出起诉,法院将其逮捕,以投机倒把罪判刑一年,没收全部利润和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块手表以及77件还未卖出的成衣。河南省一社员持公社证明出售花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见挣钱多了,罚款1300元。人民日报年初也有报道《批发橘子须搭配100斤芋头:济南市个体户经营困难重重 要求按新宪法保护个体经济》:有些批发部门在国营和集体商店进货时不搞搭配,对个体经营者实行搭配。市场上芋头、菱角等销不出去,橘子、苹果供不应求。批发店对个体户实行,100斤橘子捎带100斤芋头,不然拒绝批货……其次,个体户在经营上受到过多限制,他们拿着合法营业执照,却得不到正当保护。有些部门单纯从自己业务角度出发,干涉太多,动不动踢摊、收证、罚款。 。 想看书来

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3)
当然,我们更应看到乐观的一面。比如,虽然舆论上仍然存在“适当发展个体经济会复辟资本主义”的争论,不过已有偏向支持发展个体经济的势头。人民日报说:应当抛弃“左”倾思潮下“弃农经商”的帽子。经济日报甚至做出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经济发展,是不会复辟资本主义的。”
  即使一向以保守的银行,也开始愿意向个体户发放贷款,这是个积极的信号。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基层单位,发放350多万元贷款,帮助近两千家个体工商业户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长沙王晓莉的皮鞋店,因缺钱买原材料,银行贷款300元给予扶植。拿到贷款,她根据顾客需求专门加工商店买不到的异形鞋,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年营业额达2万余元。
  再比如个体户入党和当选全国人大代表。3月15日,递交入党申请书三年之后,哈尔滨个体户白士明终于如愿以偿。这一天,各大报纸刊登了同一则新闻——《个体户白士明入党》。全国轰动。
  小学二年级,白士明就体会到“个体户”的不易。西哈努克亲王到哈尔滨访问,白士明所在班级被选为迎接的花束队。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和红领巾,是花束队必需的装束。当时白士明家,生活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他的母亲还是坚持给自己孩子添置了一身衣服。白士明穿着新衣服到学校后,老师却告诉他,“你父亲是开照相馆的小业主,不能参加欢迎活动”。白士明一路哭着回了家。
  *中,白家照相馆被查封。他父亲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批斗、游街。临终前,他含着泪叮嘱白士明“一定要去国营单位工作”。可成年后,因成分问题,找不到工作的白士明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重新经营起父亲的“秀荣照相馆”,“那时候,我说自己是生活在地平线以下的人。”
  1983年左右,白士明经营的个体照相馆。
  1980年,白士明接到通知,“王化市长成要见他”。王市长告诉白士明:“个体户是光荣的。只要好好干,一样可以入团,一样可以入党,一样可以当先进。”这次谈话之后,白士明写了入党申请书,递交到道外区人事办事处。在当时,整个中国都还没有个体户入党的先例,办事处接到白士明的申请,上报到区委,逐级上报。1983年,经过中组部调查后,白士明才被特批加入中国共产党。
  3月下旬,继入党后,白士明作为两名个体劳动者之一,被指定为私营企业的第一批代表,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7年,白士明没有当选省人大代表。一年后,他参加哈尔滨市工商局与私营企业、个协的联欢会,电视上回放着往届人大召开的场景。白士明沉默不语,中途退场,回家后心脏病发作,次日凌晨去世。去世前,白士明已有500万资产,是哈尔滨著名的民营企业家。
  1983年,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举办首届大学生创业大赛,接着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美国一流大学在内的10多所高校如法炮制。创业大赛逐渐波及各国,在大学生中形成了一股世界潮流。
  创业热在中国还未能得到呼应,民间的群体性歧视势控制着大部分人的心理,势必反映到个人层面。有些人对经商不屑一顾,有些人压根就没想到要走经商这一条路,尽管这并不妨碍若干年后他们一样加入了“创业”的大军。

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4)
1983年,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依然还未能同步。陈东升这年大学毕业。有人提出让他到粮油总公司上班。觉得对自己是一种侮辱、一种亵渎,陈东升断然拒绝,“我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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