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几乎倾家荡产，张跃生意亏得一塌糊涂。
“我希望你不要仅仅将其视作一部电影。不，你给我听好了，我们之所以身在此处，就是要给世界留下一个印记。否则，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要像艺术家和诗人那样创造一种全新的理念。”在“1984”广告片拍摄现场，乔布斯神经质地对导演灌输着脑中古怪的念头。而那个安静的听着乔布斯发牢骚的导演是46岁的斯科特。多年后，此人导演的史诗电影《角斗士》将获得奥斯卡奖。当时，他因导演科幻电影《异形》，被夏戴广告公司推荐给乔布斯拍摄这支90万美元的苹果电视广告：200名被剃光了头发的群众演员，一个身穿白色苹果T恤的女模特冲进片场，用铁锤砸碎大银幕上那个象征着精神控制者的 “老大哥”。低沉的男声缓缓道来：1月24日，苹果电脑公司将会发布麦金托什电脑。你也将明白，为什么1984不会成为“1984”。
至今，依然有不少人看不明白，苹果这则广告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主题。而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它的1984年与这则广告一样神奇。
有时一年犹如人生百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1984和1992是极其“诡异”的两年——民营企业呈现出一种少有的气势磅礴、风起云涌的状态——天公抖擞，民企“野蛮”生长。如果为1992找原因，*南巡讲话肯定是个充分的理由。那么，1984呢？是改革开放六年来，虽有波折但波澜不惊的大势所趋？不管解释有多么牵强，总之，这一年有太多的人踏准时代的节点，拉开民营经济兴起的序幕，在舞台一角发出耀眼光芒。
壮志凌云的1984，空前绝后！
2008年1月12日，10位当今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在北大百年讲堂开讲，思考中国改革30年成为讲坛上最热门的话题。现场，民间经济学家茅于轼感慨：“中国今天的财富增加跟30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不会认为还是在中国，好像到了外国。”茅于轼的话说得既有无穷意味，而又滴水不漏。
梦的起始应该追溯于1984，发生的转变是拨开计划经济的迷雾，“从计划到市场”。
那几年，有这样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黄土高原》，“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豪迈的词风、自由奔放的旋律恰恰代表了改革之风的强悍与势不可挡。合众社选出1984年十大国际新闻，中国宣布经济改革赫然列于第五：
一、英·甘地遇刺身亡
二、阿季诺被谋杀案牵涉菲律宾军方
三、中英达成香港问题协议
四、南朝鲜总统到日本进行历史性访问
五、中国宣布经济改革
六、日本敲诈者在糖果里搀氰化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84：空前绝后（2）
七、中曾根在自民党选举中保持权力
八、文莱独立
九、印度阿姆利则金庙遭到猛攻
十、苏联在阿富汗发动攻势新闻人物
在这年，用日本《国际贸易》一篇文章的话说“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代名词），突破了经济建设中的束缚，正式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其中提出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20年后中国积极努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雏形。对于决定，*做出了如此评价：“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决定里的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属于不言而喻的道理，那时却石破天惊。关于为商品经济“翻案”，吴敬琏的女儿在《我和爸爸吴敬琏》回忆到：1984年7月，吴敬琏和夫人一起从美国回到北京。
……
他筋疲力尽地从美国回到北京，本打算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开始学术研究。不想他前脚刚进门，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后脚就来访，动员吴敬琏跟他去出差。一开始吴夫人还出来挡驾，说才从国外回来需要休息，但马洪说此去就是到东北几座城市开开会，还可以边走边休息，另外一起修改一篇文章。
……
一行人到达东北沈阳，要改的文章拿出来了。吴敬琏一看，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稿上的笔迹他熟悉，一部分是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叔莲的；另一部分是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的。他觉得事情有点蹊跷，询问之下才知道，文章是当时国务院负责人建议写的，目的是为“商品经济”翻案。
由于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无论是媒体的评论员还是官员都把话说得高屋建瓴。
思想意识的变化就很明显，“勤俭节约是美德”变成“提倡消费”。人民日报赞许地报道了某县政府建立“消费指导协会”，帮助年轻人“改变在花钱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好几家党报发表文章批评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要穿上九年的传统观念。副总理田纪云也用经济观点批评说：“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件衣服穿九年，我们还怎么发展我们的纺织工业呢？”宣传产生了影响，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对采访他的美国波士顿邮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政策。”
新生事物席卷全国。香港发达的市场经济、更高的生活水准，使它在这场“商品经济”运动中，自觉不自觉地担当了内地新生活方式的启蒙教师。香港较之大陆的商品繁荣，可从郑渊洁经历看出。
郑渊洁带着儿子坐火车。午餐时间，同车香港人拿出方便面，往碗里倒上开水，过一会居然吃了起来。香港人的举动让没见过泡面的郑渊洁父子大感神奇。儿子吵着要吃，郑渊洁跑过去问对方是什么东西。香港人白了他一眼说，“杯面。”
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中山温泉高尔夫俱乐部
南风北吹。广东，“中山温泉高尔夫俱乐部”的对外开放，成为国内第一座高尔夫球场。北京，养鸡工商户孙桂英受到奖赏——政府允许她成为北京第一个有小轿车的工商户。《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她和轿车合影的照片。从西藏到广州，在讨论*中央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时都把孙桂英作为典型。中国政府要借孙桂英的事迹，表达“从现在起，个人办企业有政策的鼓励，他们绝不会因走过去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遭殃。”于是，南存辉们放开了手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4：空前绝后（3）
7月，温州人南存辉把自家房屋折价5万元，与几个朋友在一间破屋子里建起了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开始在电气事业里的艰难跋涉。朋友之中，有他的小学同班同学胡成中。上小学时，他俩一个是班长，一个是体育委员。开关厂也就是正泰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
南存辉说：“办厂其实很难，因为什么都不懂。技术不懂、质量不懂，市场在哪里又不知道。没有设备、没有技术、没有人、没有资金，万事开头难，让人伤透脑筋。”几人合伙摆了一个柜台，卖自己做的产品，第一个月赚了35块钱。有人沮丧了，南存辉却兴奋异常：很高兴，第一个月就成功了，没有亏本。
那时的柳市，低压电器市场良莠不齐，许多人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生产伪劣产品。南存辉没有被诱惑，踏踏实实地经营着自己的“求精厂”。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几年后，柳市低压电器生产因质量问题声誉跌入低谷，“求精厂”的产品却畅销全国，一年的产值就能达到100多万元。在有关部门进行的三次拉网式的清理整顿中，“求精厂”每次都因质量过硬而免于被清洗。尤其是，国务院六部委联合大规模打假后，“求精厂”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
有民营企业家说：民营企业难过但必须过的三关是分银饷、排座次、轮荣辱。“求精厂”企业有了知名度，地方政府常给企业领导人评先进。荣誉到底给谁？最初，南存辉和胡成中想出折中的办法——“厂长轮流做”。但当开关厂产值做到1000多万，双方各有亲戚、朋友进入管理层时，两人在经营决策上有了争议。分家成为必然。分手后，南存辉成立了一个家族企业，“正泰”由此问世。
15年的农村工作中，楼忠福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现在，他跃上舞台，成为瞩目的表演者。这年秋天，楼忠福拥有（或者说“成功夺权”）自己的建筑公司。
改革开放第一年，楼忠福就在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做建筑小工。野心勃勃的他一直向往着更高的平台。他到公司第6年，公司经理即将退休，需要确定接班人。按照惯例，应从公司论资排辈提拔出一个经理。资历深的人有的是，但只有楼忠福属于那种“认定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的人。他逐一拜访有权决定经理职位的领导，坦承自己的想法，也确实得到一些领导的公开支持，可还是不够名正言顺。
公司经理的儿子闻讯，跑来找楼忠福麻烦。结果被楼忠福声色俱厉地驳得哑口无言：“你爸爸当我领导时都听我的，你以什么能力来和我争抢经理的职位？如果你一定要争的话，等于给你爸爸脸上抹黑。”志在必得的他，直接召开大会。宣读任命书后，他取出公章，用一把刀“嚓嚓嚓”砍了三下公章，然后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了这个章的事情我才认账，其他概不负责。”哄乱的会场骤然安静，交接仪式顺利完成。
当上经理后，楼中福向银行贷款160万元，将公司改名为“东阳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很快在浙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几年后，在东阳三建的基础上，他创立了浙江省首家建筑企业集团——广厦集团。
德鲁克把熊彼特建立的发展模型落实到管理实践的层面。他力主有创新精神的人该“不断搜寻变化，回应变化，把变化当作潜在的机会”，并且断言，“未曾遇见的情况往往是启动革新的良机。”
1984：空前绝后（4）
因此，对于南存辉等人，我们更愿意把他们看作贫困的抗争者。他们脚踏贫困线，面对政策的感召，为脱下贫困的帽子而勇于创业。然而，改革可以包罗万象，也同样对各类阶层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还有不少人，衣食无忧、生活安逸，甚至手中小有权力，却因为触摸到“潜在的机会”，与南村辉们一样，涌入了改革的大潮。
北京中关村，那里激荡着浮华悲凉的历史、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故事，上演着波澜壮阔的经济革命。寂寥的勇士、无畏的先驱，或明目张胆，或掩人耳目，进行着有声的呐喊、无声的前行。他们以不可抗拒的民间力量呼唤经济新世界的到来，创造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经济新秩序。
如有“神明”的1984年，在华贻芳的眼中，其实是因为“大气候好，中气候好，小气候好。”大气候是国家政策支持，中气候是地方积极配合，小气候是个人有强烈的争口气的愿望。说到中气候，华贻芳举了例子：北京海淀区非常支持知识分子下海创业，有一批以时任区委书记贾春旺为代表的“开明管家”，如果有人因辞职被开除党籍，“开明管家”们说，到我们海淀来，到我们中关村来，好好表现，我们给你重新入党的机会。小气候，如陈春先，他给无数白手起家的具有高科技色彩的民营企业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启蒙课。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中关村的传奇从1984年开始：
5月16日，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等人，创办“四通公司”。四通公司，不仅成为中关村早期的四大公司之一，也是1980年至1992年，中国最大的民营科技公司。
8月25日，清华大学副教授倪振伟，在中关村开办“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海华是中关村地区和北京地区首家大学创办的民营高科技公司。
9月，北京海通传热技术公司成立。这是传热技术专家蒋大年在海淀区科委支持下创办的企业。
10月，中科院物理所与中关村街道联社联合建立“北方电脑公司”。
10月25日，科技人员彭伟民、王小兰，创办“时代新技术公司”。
11月1日，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柳传志开创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后来改名为联想公司，现发展成为全球三大计算机公司之一。
11月4日，中科院计算所、中科院仪器厂、海淀区新型产业开发总公司创办信通电脑技术公司，金燕静任总经理。
11月15日， 中科院声学所副所长屠焰领头创办“科理高技术公司”，屠焰任总经理。
11月18日， 中科院物理所王震西，创办“三环新材料公司”，王震西任总经理。
12月13日，中国农科院生防室科研人员张盛，创办“中生科技服务公司”，是中关村首家农业科技公司，张盛任所长……
１９８４年，联想就诞生在这间平房中。
从并不严格的意义上说，陈庆振的“科海”宣布成立是中关村探索的开始。紧跟其后的王洪德，创立了“京海”，主要做计算机机房建设和相关业务。虽然，无论是陈庆振还是王洪德，都没有创造基业长青的神话，但感染了许多踌躇满志的创业者：王选、张旋龙、*、段永基、求伯君、王永民、史玉柱、吴晓军……加入到中关村创业大潮。中关村，就这样被民间力量推动着跌跌撞撞地前进。白颐路经过慢吞吞的温煮，终于沸腾。
4月，中国科学院的几位学者向政府递交了一封信，“利用现有的智力资源，组成科研…开发…生产联合的基地。”信辗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手里，宦乡给中央领导提出以下建议，“中关村地区已经有一个现成的科学城架构，只要下决心对它进行规划和调整，加强有关各部、厂、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我国最大的新技术研究和开发区。”媒体对中关村的一边倒，诸如“灿烂的科技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靠科技起飞，开创中国式的硅谷”，日益消减着旁观者的戒心和创业者的恐慌。而春天，*一句“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小学生中掀起了微机热。
1984：空前绝后（5）
来自官方的、市场、媒体的消息，都成为中关村“电子热”最好的铺垫。白颐路上有了14家企业的招牌，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微机协作组”这样的官方组织在民间力量中游走。没多长时间，“微机协作组”中的两位成员*与金燕静禁不住中关村创业的诱惑，另立门户。
5月，*在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的一间铁皮房里，成立了“四通”。两层楼房，里面是木头，外面包着铁皮。楼下卖元器件，楼上坐着*、*的父亲、沈国君、王安时。“四通”一开始只销售打印机，直到后来与香港金山合作了一笔500台PC的“大生意”，才算真正与整机沾上了边。11月，金燕静拉来中科院计算所、科学仪器厂与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他们各出资100万元，成立“四通”，金燕静任董事长。自此，中关村“两通两海”的局面形成。
在“两通两海”叫响中关村的1984年，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个当时并不出名但后来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风云人物——柳传志。秋天，在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的支持下，柳传志创办联想，启动资金20万元，一共1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