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行，张茵每天清早起床，挨个商行收废纸，跑码头看船运。一次和澳门商人谈好300万港元的生意，对方给她开了张300万韩元的支票。一气之下她半夜孤身追到澳门，把支票换了回来。张茵说：“在那里人家要让你‘蒸发’是很简单的事，但那时就没有一个怕字。”但她还是因为冒失地打破了香港纸业沿袭多年的“潜规则”，降低往纸浆里面掺水的比例，遭到了香港黑社会的恐吓。不过，她没有屈服。
香港那几年，是金融和地产业最热闹的几年。张茵很冷静，没有被迷惑，她非常专注的从事废纸回收。坚持，加上恰好赶上香港经济的蓬勃，6年内张茵完成了资本积累，成了当地最大的废纸出口商，业务增长迅速，不仅供应中国内陆，也卖到东南亚各国。
广东人张茵，继续南下香港；广东人黄光裕则一路北上，“漂”到北京——那个他认为个头最大的城市。
黄光裕原名黄俊烈，在兄妹四人中排行第二。1985年，初中生黄光裕随着大哥身揣4000元钱离开家乡。到北京之前，兄弟二人先在广东收购了批电子表之类的百货，然后到内蒙古销售。在当时，黄氏兄弟的行为仍可以归于“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一类，担忧是不能避免的。所以，稍有获利后，两人决定离开内蒙古。
黄光裕一脸茫然地问大哥：“中国哪个城市的个头最大？”黄俊钦说：“北京，上海，广州都够大的。” 两人找来一张地图，反复从地理面积上比较北京，上海，广州，最后觉得北京最大，还是首都，便决定前往看看有什么机会。
第一次走出北京站时，为了找一家每天五毛钱的地下旅馆，两兄弟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花了一元钱，三轮车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将他送到其实离车站不远的旅馆。第二天早晨，走出地下旅馆，面对着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黄光裕有种莫名的亢奋和激动。
几天后，二人找到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一个服装厂的门市部。这是一个上下加起来尚不足一百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地角偏僻，人流也不太多，但租金相对便宜。最关键是黄光裕喜欢服装店的名字——国美服装店。而后，黄光裕通过广州的关系，调来了价值15万左右的衣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兄弟二人起早贪黑，可每天只能做几单生意，挣几十块钱，服装店的衣服远不如想象的好卖。由于服装店生意萧条，黄光裕经常跑到街上看别人的生意是怎么做的。经过观察，黄光裕发现，凡做家用电器买卖的，不论大店小铺，只要柜台里有电器卖，生意都挺兴旺。两兄弟一商量，“家电相对比较定型，货也不愁卖”。2个月后，黄光裕和黄俊钦放弃了服装销售，共同创立国美电器，经营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进口家电。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9）
凭着从银行贷到的几万资金，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但跑完各种注册手续，再装修店面，真正用于进货的流动资金所剩无几。没有充裕的资金，柜台里空空荡荡，没有货来支撑店面。最后，黄光裕想出“货不够，纸箱凑。” 他找来大大小小的各色家电纸箱摆满店铺的货架，同时在柜台的显眼处，又摆上真货当样品。进进出出的顾客，看着一屋子的纸箱，无不以为国美商品丰富、货源充足。而只有箱子没有货的却给人一种货物紧俏的感觉，反倒激起购买欲望，黄光裕借此推出接受预定的业务。恰逢临近春节购物高峰期，国美电器吸引了不少顾客的光顾。
生意走上正轨，手上有闲钱的黄光裕打起了广告。他利用《北京晚报》中缝打出“买电器，到国美”，同时刊登电器的价格。当时报纸的中缝还是“白板”，广告价格便宜，每次800元，国美一包就是10年。此后，黄光裕与黄俊钦在经营上的分歧日渐加大，决定“分家”。
改革开放第七年，中国的青春期。改革正在加速，社会日益开放，领袖运筹帷幄，人们信心满满。
诺基亚终于从芬兰来到了中国，与它一起来的还有英国的“威猛”乐团。前者给中国人带来了观念的转变，而对于后者中国新闻周刊评论说：“这支被误解为摇滚乐队的偶像组合来华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他们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力。”
进入中国的远不止诺基亚和“威猛”乐团，还有美国电影《超人》。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进口大片《超人》，上演不久就被有关部门禁了，经过一段时间争论才又正式上演，百场爆满一票难求。还有清一色来自国外参加“首届上海国际汽车展”的外国汽车厂商：奔驰、大众、马自达、日产、雷诺、雪铁龙、福特、通用、菲亚特等全球汽车巨头悉数到场。开幕第一天，共有2万多人参观了车展，上海市市长汪道涵陪同土耳其政要参观了展会。
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也在中国公开出版，“婚外恋”、“情人”、“性生活”、“*”等词语开始出现。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被译介到国内，掀起一阵弗洛伊德热。就连美国副总统布什也跑到中国的成都，给四川大学几百名大学生讲“我们满怀热情地相信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这种制度使我国变富。”布什讲得很慢，听众大多都能听懂。
国外的很多人与物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年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但挣了些钱的王中军却有了出国的想法。
机关干部王中军，在工作的第二年便“不务正业”，和几个朋友合办一份产品类杂志《购物指南》。杂志出了一期，口碑不错，可第二期期接不下去了，因为《购物指南》全部成员都是兼职。于是，七八个人集中在王中军家，碰头开会研究。讨论的半天，结论是“应该有个专职的人，才可能做成‘中国最优秀的产品类杂志’”。辞职就是砸“铁饭碗”，大家都沉默了，局面僵持下来。“我辞职吧！”杂志主编王中军打破僵局。几秒钟后，大家反应过来，拍着胸脯安慰25岁的王中军。
1985年，王中军从国家物资局辞职。从单位出来，王中军第一件事是回家向女朋友“先斩后奏”，得到的答复是“辞就辞，最多上街卖菜”。随后登门向未来岳父解释，这位时任大兴县县长的“老革命”，思想开放，“搞个体，这是年轻人的发展方向，支持你。但有一个条件，辞职前先和我女儿结婚。”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10）
安抚工作进展顺利，杂志却出了问题。王中军办完辞职，不到10天，出版局出了红头文件，判定杂志是‘非法刊物’”。创业未成，王中军先失业回家，“每天看着老婆、岳父、岳母去上班，自己却只能呆在家里，心酸啊……”一起办杂志的朋友们觉得对不住王中军，想方设法找些“零工”，让他发挥特长：好封面20元，插图15…20元，最好挣的是小人书，一本能挣1000多，一个月画一本。随后，他“拍明星挂历”、“拉广告”，一年能挣到30万，拥有了第一部汽车。
中国电影业的“大腕”：王中军
当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时，也许没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和“资本主义”流行音乐的个人浪漫主义也会通过敞开的大门进来。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里人已经出现。日子宽裕起来，王中军想到了出国，“自己定两个目标，一拿到一个学位，二回国前要攒足10万美金。”
1985年，如果先跳出民营经济发展的圈子来审视整个中国社会，那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出版的应该值得我们记住。书中提出的“龙虫说”：“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窝里斗天下闻名，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做不过日本人，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缺少团结的细胞”，可谓一针见血。刺痛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也刺激了许多中国人的反省。
多年后，一个外表憨厚的企业家以自己象棋式的经营方式，挑战柏杨的观点，并崛起于中关村——这个号称中国商业竞争最惨烈，企业死亡率最高的地方。
这位企业家要求公司的员工不准勾心斗角，甚至与竞争对手之间也要和平相处。他归纳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麻将思维”，而老外是“桥牌思维”，前者讲究互相拆台，后者需要相互配合；他总结出“六赢”理论，意思是做生意应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他提出1＋1=11，表明合作的力量是质变而不是量变的。
因此，他的企业比其他中国企业更容易被世界认可。当很多本土企业还在用国内利润补贴国际市场时，他已经将一家本不出色的小公司做成为令同行胆寒的重量级企业，大把大把的数着老外的钞票。
贴上“六赢”性格标签的这位企业家叫冯军。
1985年，《中国企业家》创刊，日后包括李东生在内的许多杰出民营企业家都登上过了这本杂志的封面。不过创刊号的封面人物还是当时首钢集团的老总周冠五。此时28岁的李东生刚出任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10月、11月间，他带队到西安参加全国邮电系统的一个订货会。当时TCL刚生产出自己的电话，用摆摊的方式，低声下气地向与会者推荐。最后签下10张订单，订货量还不够此行的旅差费。
这一年，机载火控雷达专家倪润峰入主长虹，多年后此人发动国内彩电内战，被称为“价格屠夫”。内耗后，包括长虹在内，元气大伤的中国彩电业，在与国外品牌抗争中一败涂地。倪润峰家乡山东，张瑞敏任职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前身）厂长。上任伊始，他做出惊世之举：召集全厂职工把76台不合格的电冰箱全部砸毁，三年以后，海尔捧回了中国冰箱行业的第一块国家质量金奖。
北京，中科院下海一年的科技工作者柳传志出现在IBM公司PC代理商的招标会上，坐在最后一排的他表现得诚惶诚恐。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11）
这一年，产品生产原料紧张。周耀庭去政府部门争取指标，回答是“因为你们是乡镇企业，不可能给一公斤棉纱。”周耀庭争辩说，国营企业是老大哥，我们乡镇企业是小弟弟，小弟弟向老大哥学习，能不能让纺织公司给我们一点儿棉纱？部门干部回答：“你乡镇企业是小弟弟吗？称不上。”20年后，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周耀庭感慨地说：“国营企业是老大哥，乡镇企业不是小弟弟，乡镇企业是私生子。那时候，我们乡镇企业得到的是私生子的待遇。”但是，这一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在集体、乡镇、三资的名义下，已经“犹抱琵琶半遮面”……
年度延伸人物：翟氏夫妇
如果把经济改革看成是“一个人的战争”，那是对个人英雄主义一厢情愿的崇拜，很难取胜。在改革进程中，总有一些色彩让人眼前一亮，如财富榜上的“夫妻档”。他们因珠联璧合而在驰骋商场时所向披靡。翟美卿、刘志强夫妇，就上演了一幕“夫妻双双创财富”的传奇故事。
1985年，翟美卿放弃铁饭碗，千里走单骑，独自一人经历了个体户的酸甜苦辣。直到1990年，卖过衣服、家具的翟美卿，赚得100万。凭借原始积累，她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办了沙发厂和床垫生产厂，产品也风靡全国。
如果硬要给翟美卿的事业划一个分水岭，1990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年头。1990年，翟美卿与他的丈夫刘志强在深圳创立了“金海马家具商场”。这正是香江集团的前身。翟氏夫妇创造了独特的“仓储式家具销售模式”。正如翟美卿自己所说，“开商场第一年我就探索出一套管理办法，搞仓储式经营、连锁模式，然后自己设计财务管理集中制、设立审计部，搞人力资源管理，写出了详细的出纳、采购、业务各方面的控制流程。”若干年后，这在广州商界颇受争议的商业模式，翟美卿竟在国外的管理书籍上看到了。
尽管商业模式前景可观，但企业的生存远远不等价于一个良好的商业模式。政策、市场的成熟度等诸多因素，将会冲击商业模式所带来的便利。在90年代初，民营企业的生存仍然步履维艰，翟美卿夫妇顽强地在“自生自灭”的政策挖掘希望的空间。翟美卿感慨万千，“做私营企业遇到的困难是一言难尽……我们率先打破行规，只取20％的毛利，与百货业差不多，这就冲击了同行。我们每开一个店，就有人写匿名信告状。有人说早期的民营企业像野生动物，自生自灭。我们自己不得不适应环境，走过了许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
以良好的运作模式为载体，以“最低的价格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打动消费者的，再加上对环境良好的适应力，不到两年时间，金海马家家具商场扩大为8家，占据深圳家具市场的半壁江山。随后，上海又有了翟美卿夫妇的4家仓储式销售大型商场，在家具业刮起了“金海马旋风”。
1992年，*同志让改革的破冰之旅更加彻底，翟氏夫妇抓住良机，迅速向广州、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辐射，经营内容也从家具扩展到家居。3年后，金海马的门店已经遍布几十个大中城市，并拥有了金海马和香江家私两个知名品牌，它自己的制造基地也拥有内地同行中最大的供应能力。
2000年成为翟氏夫妇的又一个临界点。不安分的翟氏夫妇，不愿固守在家居连锁经营，踏上了向多元化进军的征程。也是在这一年，翟美卿去美国Tulane大学学习EMBA归来。经验并不稀奇，理论也不神秘。可怕的是，一旦丰富的经验与先进的理论，找到契合的时机，恰如其分的融合在一起，将有巨大的爆发力。2000年，香江集团涉足房地产领域，定位于“高起点、高投入”，瞄准高档住宅产业，先后开发锦绣香江花园、广园东锦绣香江等项目，成为房地产界的黑马。
以家居流通和房地产作为支撑，香江也开始向商贸领域进军。迄今为止，香江已在多个交通枢纽重地兴建了近10个以商贸批发为主的大型市场，成为全国最大的商贸批发网络和物流中心平台之一。
资本运作方面，翟氏夫妇长袖善舞的潜力日益凸现。刘志强看到了金融对企业扩张的重要性，“金融毕竟是后盾，因为一个企业做大了，实业做好了，你必须要有金融做配合，将来企业必然会牵涉到兼并、收购等，都要有金融作后盾。”
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起的以扶贫开发为宗旨的光彩事业，为翟氏夫妇提供了回报社会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投资的平台。位于大别山麓的安徽安庆、位于沂蒙山区的山东临沂、江西的景德镇、山东聊城等，都有香江投资的痕迹。光彩事业利国利民，地方政府一路绿灯，这成为香江投资的重要政治资本。对于这一点，刘志强感触，“香江集团多年的光彩事业和扶贫经验表明，扶贫济困既是我们企业应负的社会责任，也与企业自身发展不相违背，可以做到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增长。企业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可，企业形象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外，香江还控股广发银行和广发证券，这是第一家进入国有控股证券公司的民营企业。
除了投资不发达地区，香江集团全资控制的南方香江集团于2003年7月购入山东临工5095万股国家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成为第一大股东，顺利实现借壳上市。随后，南方香江不断注入优质资产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并于2006年9月完成由机械工程向房地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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