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灵精怪”的房地产商。
一本《当中国改变世界》的书将21世纪的开端定格在1979年。就在这一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与*，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大人物共同震撼着世界。他们提出相同的口号，都借用弗朗索瓦·基佐的号召“富起来吧！”
前者当选英国首相后，坚决促使经济领域中的国家大规模撤退。她采取非国有化策略与放松管制，形成一股潮流，扩展到她的老朋友里根的家乡，而后缓慢且有力地影响，并改变着“老欧洲”的运作模式。世界的另一端，*，这位“身上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气味”的小个子男人，信奉着务实的发展观。他敞开中国的大门，希望改革开放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
但是，1979年，毕竟只是改革开放的第二年。那个时候，在中国只有厂长经理，还没有企业家的概念，更不敢有民营企业家的提法；那个时候，工厂的生产变得红红火火起来，“四人帮”最猖狂时代下降到极点的出勤率据说上升到了平均93％左右，但7％的缺勤率依然让现在的人很难理解。
然而，压抑了太久的激情与思考对中国的未来抱着多大的渴望。万象更新，变化总是积极且显著的——彷徨无措与疑虑感渐渐消解。冬天过了，春天还会远吗？
年度延伸人物：“傻子”出的难题
1979年，安徽芜湖，那个只会写5个字（“年广久”与“同乙”）、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中国的经济学界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7岁在街头巷尾捡烟头、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就接手父亲的水果摊、1963年因“投机倒把罪”而被判有期徒刑1年的“傻子”，能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引起阵阵涟漪。
1964年，年广九为维持生计，炒起了瓜子。他偷学来的手艺派上了用场，炒出来的瓜子一咬三瓣，满口清香，于是慢慢“炒”出了名。而且，他卖瓜子是连卖带送。年广九这样说，“别人买一袋瓜子后，总会问这够秤吗，我就抓起一大把递到他手上！”薄利多销策略招徕了大量顾客，广九成了顾客眼中的“傻子”。年广久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从小也有“小傻子”的绰号，所以年广九的瓜子美其名曰“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招牌一挂，高峰时店门口两排队伍排了100多米。年广九为此定了店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不排队，结婚的买十斤瓜子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独辟蹊径的店规，更让人们觉得这个“傻子瓜子”不一般，前来买瓜子的人络绎不绝，一天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生意红火，年广久纵使生出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于是请来一些无业青年来帮工，帮工越来越多，竟达12个，“傻子”出的难题也就应运而生了。
1979：富起来吧（11）
*在《资本论》明确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在19世纪中叶，雇佣工人在8人以下，业主是与工人一起参加生产的，为介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中间任务，是小业主。而一旦超过8人，则是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年广九的帮工竟达12个，那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了，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剥削了。诸如 “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九的资本家”、“年广九是剥削分子”这样的流言在安徽流传甚广。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年广九划到资本家的行列。1979年，经济改革刚刚凿出第一道光，很多人都在观望，“傻子”年广九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如果把这“经济越轨”直接打压下去，“枪打出头鸟”，还有多少人愿意试水？况且，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在数字“8”卡了壳？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把理论嫁接到现实中，也不能完全被限制在理论的条框中，改革更需要变通。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傻子”出的难题成了经济学界的尴尬，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能给年广久的做法下定论。理论界吵成了一锅粥，年广久却“你吵你的，我炒我的”，闷声发大财，把“傻子瓜子”做得风生水起，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利润已过百万元大关。
1982年，*给这场尘埃未定的争论划上了句号，“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年广九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他也因*的提及而在中国改革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直到1987年，私营企业的工人人数才没有了限制。但*的一席话，毕竟为民营企业破土而出提供了一缕曙光，尽管微弱，却决定了民营企业的命运。
有*“撑腰”，年广久干劲十足。20世纪80年代，年广久厂里的工人工资已有50元，还提供管吃管喝的优惠，而机关人员的工资也不过几十元。年广九敢干，也敢尝试新鲜事物。1985年，有奖销售在全国遍地开花，刺激着年广久的神经。他要“玩”就“玩”大的，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以一辆轿车作为头等奖，把风靡一时的有奖销售推向高潮。
好景不长，仅仅18天后，国家“停止一切有奖销售”的政策，将年广九“杀”了个措手不及。有奖销售虎头蛇尾，各地纷纷要求退货，供应商要账要上门，银行追也着年广九要贷款，年广九忙得焦头烂额，“那一次亏了六七十万元，这不是我的能力问题吧？是政策形势变化造成的。”
1989年，中国的私营经济再度进入困难时期，年广九的日子也不好过。芜湖市人民检查院以贪污罪、流氓罪起诉年广九。后经法庭调查，年广九在联营期间虽然帐目不清，但不构成贪污。法院仍因流氓罪的罪名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这一次，*再次成为年广九的救星，他在1992年南巡时谈到，“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年广久被释放，*成为年广九一生中最感谢的人，他还把*的这段话印在了自己名片的背面。这成为年广久的招牌，也足见其对*的感恩之情。
1993年，年广九复出。然而，复出之路一波三折。年广九共有四任妻子，第一任妻子耿秀云见证了年广九在创业初期的潮起潮落，但1980年前后两人离婚。离婚后年广九只剩下几件用来炒瓜子的工具；1989年，52岁的年广九与23岁的彭晓红结婚，不久年广九因流氓罪锒铛入狱，傻子瓜子商标授权给第二任妻子，两人分道扬镳。在年广九落魄之际，第三任妻子李爱华慷慨相助，但也于2000年离婚。2000年，第四任妻子、小年广九30岁的陈慧芳生下了年的第四个儿子年龙。
2001年，老来得子的年广九宣布退出江湖，将自己的商标权以一分钱的价格转让给长子年金宝，二儿子年强跳出来反驳。两人反目成仇，对簿公堂。直到2006年，年金宝因意外死亡年广九收回了傻子瓜子商标权。由于傻子瓜子的商标权成为横亘在他与家人面前的一堵墙，他与二儿子、三儿子的关系每况愈下。如今，年广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年龙身上。
这就是年广久，他是“中国第一商贩”，他为中国经济界出了一道难题，他是企业家人群的创造者，他代表了中国一代个体私营者的命运……到现在，年广久时代已渐行渐远，正如他的傻子瓜子也不再家喻户晓。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上，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截面：投机倒把不是罪，雇佣8人以上的工人不是罪，创造财富更不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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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1）
沉湎了几代的经商意识在刹那间全部被释放出来，一些人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
章华妹领到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5个孩子的母亲刘桂仙开了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
以5块毛料和手表，郑秀康创办康奈；而“河南首富”乔金岭事业先扬后抑，最终自杀，原因至今不明；
科学家陈春先转型为企业家，过程虽颇不顺利，但在“一盘死水”的中关村掀起涟漪；
沈阳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董事长刘希贵卖血养猪；
刘永好四兄弟创业起步即遭打击；
图书管理员张跃读到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原版，此书激励他日后辞去公职。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一个划年代的拐点，正应了此话，似乎沉湎了几代的经商意识仿佛在一刹那间全部被激发出来。一些中国人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
春节前一天，山西省潞城县石梁公社西坡底大队社员刘三则思前想后，写了一副对联：“林业政策暖人心，果实累累富家庭”，横批：“五果芬香”。六年前的除夕，刘三则写了副对联：“苹果梨树栽满院，一年净收二百元”，横批：“林茂钱丰”。不久，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刘三则的果树被没收了三分之二，他赌气写了对联：“树大根深长得旺，开花结果收不上”。
新年第一天，*在茶话会上指出，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80年代我们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以政治家、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出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远景的历史性蓝图。
1月，人民日报《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
2月，一家居然逃过*浩劫，“侥幸”经营了二十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北京海淀区八里庄街东口路南有一家夫妻店——八里庄天义客店。客店是乔天民夫妻俩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开办的，至今已坚持营业二十多年……夫妻小店开业二十多年来，以每月平均缴税十元计算，共交给国家三千多元的税款；按每天房客为五人次计算，一年是一千八百人次，二十多年间来住店的，就有四万六千多人次，这该为多少群众解决了无处投宿的困难啊！至于老乔一家，每月能有七、八十元收入，能供养孩子们念完中学，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客店有什么理由不许它存在呢？
总之，鼓励个体户的新闻见于全国乃至世界诸多媒体。《人民日报》为长途贩运是否是“投机倒把”辩护：“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的”。北京钱粮胡同的张素珍把三台缝纫机抬进拥挤的卧室，办起了一家私营西服缝纫店。美联社的记者报道说：“她在赚钱，也有点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的个体理发店店主刘万春上了香港《大公报》的版面：北京个人商店受欢迎，服务态度良好，市民称便利。店主刘万春为了一位顾客，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这在以前的国营理发店是万万不可能的。刘万春1个月的工资据计算是15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厂一个3级工3个月的工资，或者相当于十三级局、处级干部1个月的工资。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为“三轮车又回到了北京”感叹不已：“中国的三轮车，在消失了十年之后，如今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2）
1980年，上海市中心延安东路一家夫妻百货文化用品小店
经济发展的浪潮，迎面扑打而来，让人心生迷茫，甚至不知所措。与人的心态相同，那些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在混沌中探索发展。每一点变化都是细微的，引发变化的背景却是深刻的。
夏天，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北京，参加一个“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许多学者认为，“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当命运加诸其身的枷锁开始显现松动的迹象时，有些人没有片刻犹豫。他们一把抓住了机会，虽然机会来得并非恰如其时。所以，上面春雷滚滚，下面春潮涌动，经济的活跃因素以核聚变的力量正在爆发。
1980年，中国个体户元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重庆，一批*前，曾经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已各有了一万多户，6月底，光是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一直都在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终于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了。”只是他们还需遵守“五定”：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且经常被教育“要注意卫生，摆摊时不要影响交通。”新疆乌鲁木齐，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也越做越兴隆。一年来，日营业额由刚开始的三、四十元上升到两百元。
偏远的滇南，从昆明到西双版纳，沿途都可以见到来云南做生意的外乡人。这些千里迢迢来云南做生意的人大多来自四川、江苏和浙江等省。他们中做什么小生意的都有，缝鞋的、卖眼镜的，甚至还有镶牙的，让当地人感到好奇。浙江商人和浙江制造的产品开始对全国甚至国际市场产生影响，虽然影响要若干年以后才会彰显出来。不过，温州乐清的百万电器营销大军已悄然地走向了全国。
综览温州发展简史，皆由本能的自发自生启端，进化到自觉自然的境界。此时的温州，早有人试探着“偷偷摸摸”地做起了小生意，章华妹是其中之一。章华妹的店铺最早开张于1979年11月，一张放在自家门口的小桌子，几毛钱的日用品，摆点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如此简单。后来，她自己加工小商品，然后再拿出来卖，收入还比较可观。当时，温州鼓楼工商所刚刚成立，所里的人找到章华妹，说现在对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一个营业执照过来。
“自己门口卖东西还要什么执照？”章华妹回家跟父亲商量。经验老道的父亲，告诉她：“这个执照对我们以后的生意会很有用”，马上让去申请领一张。章华妹拿了申请表格，送到了鼓楼工商所。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红印章盖在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上——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清楚地写着：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拿到执照后，实在的章华妹将开业日期改为1979年11月30日。 。 想看书来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3）
这张用毛笔填写的营业执照尘封多年以后，竟然成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而某种程度上，这张纸片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开始：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有了解冻的迹象，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民营经济释放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在今后岁月的磨砺中，一些出身“寒微”的民营企业先行者与后入者，虽如草根一样，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