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知识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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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知识一本通-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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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学派整理,在战国后期成书。

    《中庸》集中体现了子思的思想。子思将“中庸”从伦理道德规范推及到价值本体的层面,提出“中和”的重要范畴:“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只要能够“致中和”,就能让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同时,子思还将“诚”提升为道德觉悟的枢纽,“五行说”在子思这里也能找到源头。

    孟子是“思孟学派”的核心。孟子对儒家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在孟子提出“性善论”之前,己经有了三种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

    第一种认为:人性既不善又不恶。持这种观点的是告子。告子说:“人的本性是没有善恶分别的,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它就像水流一样,你往东方挖沟,它就往东流;你向西方开渠,它就往西流。它的流向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引导,它本身是不辨东西的。人性正如水流:人性不分善恶,就像水流不分东西。”这个看法很有代表性,影响也很大。孟子的反驳同样巧妙:“水固然可以不分东西,难道它还能不分高低?水往低处流,这才是水的本性。而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人的本性。”

    第二种主张:有一些人的本性是善的,而另外一些人的本性是恶的。即便是亲兄弟、亲父子,本性也可能有天壤之别。举例子说,大家都知道舜,那是上古传说中的明君,是天下有数的圣人。可是他的父亲瞽叟,却是一个脾气暴躁、无恶不作的大恶棍。为什么一脉相承的亲父子、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表现竟然会截然相反呢?这只能说明有些人天生的性善,而另外一些人天生就邪恶。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10)
    第三种则认为:同一个人的本性之中,既有善的成分,也有恶的成分。至于人最终性善、还是性恶,主要看环境给他的影响,也就是环境使他本性中的哪一方面得到充分发展。我们通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举例来说,一个人如果出生在周文王、周武王统治的王道盛世,就会自然而然的本性向善,成为一个善人。而他如果出生在周幽王、周厉王之类的昏君统治下,就会发展本性中邪恶的成份,长成一个恶人。

    以上三种人性论在孟子之前已经盛行。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三种人性观点仍是深刻和有价值的。孟子对这三种人性理论吸收扬弃,提出了自己的人性主张。

    首先,孟子指出每一个人都天生具有四种善端。

    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一天,你一个人在路上走着,突然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在一口水井边,眼看就要掉到井里去了。这时候周围没有其他人。你会怎么办呢?你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冲过去,把这个小孩救到安全的地方。孟子接着追问: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救小孩的举动呢?是因为你和小孩的父母是知交好友吗?不是,可能你和小孩的父母素不相识。是因为你讨厌听到小孩子掉进井里的哭闹声?显然也不是。又或者是你希望让父老乡亲知道你的义举?可是周围没有人能见证啊!否定了各种功利的、偶然的原因之后,孟子得出结论:我们之所以“救孺子于井”,原来是出于一种天性,出于一种天生的“恻隐”之心!“天生”这个词,这里用的是它的本意,也就是人与生俱来的、由上天赋予的禀赋。孟子认为,人们看到一个小孩就快要掉到井里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内心难受,会不忍心看到这一幕发生。这就是“恻隐”之心。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具备“恻隐之心”,这正是我们人性的共同点。

    除了“恻隐之心”外,人们还具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其它善端,合起来就是“四大善端”。这四种善端是人的天生禀赋,也是“性善”的根本。那么,这四端究竟是哪四善的端呢?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善德的端始和萌芽。换言之,如果我们能把这四心充实并推广开来,就能培养出仁、义、礼、智这四种善良的品德。

    善端是如何成长为善德的呢?孟子还是以“恻隐之心”为例:一天,孟子来到齐国王宫,游说齐宣王实行仁政。齐宣王认为实行仁政实在太难,而且也太飘渺了,于是很干脆地说:“我不行,因为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孟子不以为意,反而苦口婆心地劝道:“贪财不要紧,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你能从自己对财物的喜爱中,体会到其他人对财物也有同样的喜爱和需要,并且努力在满足自己财富欲望的同时,让老百姓也富裕起来,满足他们对财物的需求,那就是在行仁政了。”齐宣王还是很犹豫,又说:“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孟子回答到:“当年的圣人周太公也好美色,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大圣人。可见,好美色不能成为不行仁政的藉口。只要你在满足美色欲望的同时,能体会到老百姓也喜好美色,并尽可能满足老百姓的愿望,那也是在行仁政了。”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11)
    孟子在这里玩了“偷换概念”的把戏,将贪财好色从垄断性、破坏性的欲望,转变为正常、合理的需求,并劝导君王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

    孟子还把恻隐之心直接解释为“不忍人之心”。一天,孟子又去拜会齐宣王。齐宣王见了孟子,向他发牢骚说:“几天前,我在院子里看书,正好一个下人牵了头牛经过院门口。我就问他牵牛去干什么。他回答说要牵到太庙中做牺牲,宰了祭祖。我看着牛行将就死的样子,很不忍心,就跟下人说让他换下这头牛,改用一只羊来祭祀。没想到这一来,人们纷纷议论,说我小气,祭祖连头牛都舍不得,要改用一只羊,我都烦死了。”孟子借机大发议论:“其实,大王你并不是舍不得用一头牛来祭祀,只是因为你亲眼看见这头牛就要被杀死,心中不忍,所以要下人改用那只你没有亲眼看到的羊,来代替作牺牲。换句话说,你把对牛的‘不忍心’换成对羊的‘忍心’。如果大王能从亲眼所见的牛的凄惨样子,联想到你尚未亲眼目见的羊身上,把‘不忍心’推及到羊身上,进而相应地,一步步把这种‘不忍心’推广到先前所‘忍心’的人和事上,大王就已经推行了恻隐之心,在行仁政了。”

    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孟子很会讲道理。他的理想主义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一些很具体、很平实的事情上一点点推广开去。这就是儒家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也是儒家的核心宗旨和活力之源。

    孟子把“养浩然之气”作为充扩善端、成就善性的重要途径。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的,弥漫在整个宇宙天地之间。我们可以通过培养这种浩然正气,做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人。

    养成浩然之气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知道”,一个是“集义”。“知道”,就是通晓精神通达之道。“道”是精神由以超越的途径,和最后所能达到的“神而明之”的境界。“集义”则是做应该做的事情,久而久之,使自己的所作所为无不合宜,达到一种道德的自律。

    孟子的“养气”思想不只针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更指向人们的宇宙生命。为此,他提出了“天爵”和“人爵”的概念。孟子说,在现实中,人的价值可以通过他是否在社会国家中获得认可来判断。我们常听人说“望子成龙”、“出人头地”,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爵”的价值观念。孟子认为,人们除了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民”之外,更应该是生活在宇宙天地之间的“天民”!而“天民”也有评价标准,那就是“天爵”,是人们在宇宙天地之间所获得的成就。相对于“人爵”,孟子更加看重“天爵”。他认为“天爵”才是人们最真实、最重要的身份。

    获得“天爵”的过程,正是“养浩然之气”,充扩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心的过程。孟子还指出,“养浩然之气”应顺乎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养气”也应该是一个顺乎天道自然和人性本真的过程。孟子反对人为武断的做法。为此,他讲述了广为后世人知的“揠苗助长”的故事。

    孟子还发展了孔子的仁政学说,主张“制民恒产”,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保护他们生存权和基本财产。与孔子相比,孟子思想的革命性要更强一些。他支持“汤武革命”,提出著名的“民贵君轻”学说,指出国君如果不实行仁政,残暴贪婪,人们可以将他流放甚至杀掉。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12)
    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百家争鸣已经全线展开,儒家思想受到墨家和杨朱学派的挑战。孟子曾进入齐国的稷下学宫,同各家讨论和争辩。孟子在维护孔子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根据时代的新特点、新变化,对儒家思想做了新的发挥,进一步完善了早期儒家学说,孟子也因此被尊为儒家的“亚圣”,成了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重要奠基人。

    第四节荀子的贡献

    荀子常常被称作先秦儒家的“殿军”,“殿军”是古代军队中位于队伍最后位置的将领,作用是保护后方、阻止敌方追击,今天常说的“殿后”一词就是来源于此。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为先秦儒家的原创工作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荀子的师承关系不是很清晰,有人说他是子夏之学的传人。荀子学识渊博,曾经应邀前往稷下学宫讲学,并三次当选“祭酒”,也就是相当于今天国立大学的校长。关于稷下学宫,有必要稍作介绍:战国时期,齐国偏居东方滨海之地,民风华丽,好玄谈天下,议论国事。齐国的几代国君齐威王、齐宣王都很开明,为了广招天下才俊之士,专门在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修筑学宫,聘请和奉养天下有名望的学者前来讲学、切磋。这些学者倍受优待,住的是高门大院,身份与卿大夫相当。这个学术胜地历时上百年,被称为“稷下学宫”,当时天下不少杰出人才都曾到此游历。

    荀子的思想有一种鲜明的理性色彩,这是其主要特征。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这种规律是自然而然的,不因为人间的治乱而改变;它不会因为尧这个圣明君王在位就停驻分毫,也不会因为桀这个无道暴君在位就跑得飞快。在天道自然观的基础上,荀子主张“天人相分”,进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这些都与孟子、甚至孔子的思想有所差异。荀子的主张代表了儒家内部分化出新的方向。

    荀子对儒家的理论贡献也集中在人性问题上。与孟子相对,荀子提出了“性恶论”。当然,“性恶论”并不像字面上那么简单,也决不是为人们堕落腐化的行为寻找借口。

    孟子的“性善论”的前提是“天善论”。人性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天”是纯洁善良的,它赋予我们的善的禀赋(善端)。可是,在荀子这里,天是自然的,无所谓善恶,再也不能给人们善良的种子。

    从人们的现实处境出发,荀子提出人性就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样子,情感和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又由于这些情感和欲望容易失控,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严重破坏,因此,荀子将人性界定为“恶”。

    但是,荀子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的人性理论的关键在于下面这句话:“其善者,伪也。”尽管人性本恶,但是在社会现实中努力转而为善,这就是“伪”。“伪”不是虚伪、伪善的意思。“伪”字,本身就是“人”和“为”二字合成,意思是“人为”,正和“天生”的“性”字相对。荀子认为人一生下来本性是恶的,只有通过人为的学习和努力,通过教养,才能变成善良的人,这就是“化性起伪”。“化”是“改变”的意思,也就是改变恶的本性,兴起、倡导人为的教养,使人们变化气质,由恶向善。

    “化性起伪”、去恶向善的关键是“礼”。荀子主张“隆礼”,通过倡导和实行“礼”,可以使人们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所谓“人伦”,就是要把人区分出秩序。有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秩序,再以具体的礼仪规范来完善这种秩序,例如对老人要尊敬,对小朋友要爱护等等,就可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变得和谐有序了。

    “礼”的另一个根本作用是调节和文饰“欲望”。荀子认为,食色等欲望是人类的本性,不能一味压制。它就像洪水一样,阻截和压制只会让它更加泛滥,我们只能疏导它。怎么疏导呢?就是“以礼化情”,用礼仪规范来调节每个人的不同情感和不同欲望,尽量使最多人的欲望得到最充分的满足。通过“礼”的调节,不至于由于物质财富的匮乏,而导致人们的正常欲望得不到充分满足;也不至于由于放纵欲望,而导致物质财富的枯竭。

    所以说,尽管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但是他并没有贬低人类的地位。相反,他提倡了一种有教养的哲学,把人类的文明发展的责任落实到人身上,落实到人们的具体的教养学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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