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马奇要求公司高层解释巨额利润的正当性，并要求公司高层们发誓，未来将10％的利润用于开发新能源。他还要求这些石油公司放弃过去10年约18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
在中国，因为能源价格被政府管制，石油公司对汽油的供应，曾一度持消极抵抗的态度。在广州甚至出现过“油荒”。其结果是，政府对这些石油、石化公司提供巨额补贴，或者其他金融便利。
开采石油成本提高
不过，在美国凯西研究所研究员德罗里斯看来，石油公司的态度情有可原。这位研究员对记者说，石油峰值已经到来，而且开采成本高昂。
凯西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是，在20年前，日产100万桶原油的油田有十几个，而现在只有4个，其中，墨西哥的坎塔雷尔油田已接近衰竭。2006年，成熟油田的原油产量下降了27％。
而且，过去近20年的低油价和工业整合，让石油工业经历了“失去的一代”。在2004年之前的20年时间里，油价一直在18～25美元上下浮动。
其结果是，石油工业的人力和设备极度短缺。随着近年油价上涨、通胀率的提高，开发油田的成本也增加了。
剑桥能源研究会曾开发一个模型，用于测量油田开发成本的变化，这是一个类似于能源工业的CPI模型。其中一个发现是，由于建造电厂以及石油提炼的成本大增，油田的开发成本在过去3年增加了1倍。
此外，对石油投资征收的重税，以及政府对石油项目参与度的提高，都加大了石油公司的成本。“这就需要更高的油价以支持开发新的油田。在过去，可能需要油价在20美元或30美元，现在则需要更高油价的支持。”
“勘探和开发油田要花费10年甚至更久，因此，远期油价上涨到100美元也比较正常。” 。。
高油价困扰全球（3）
投机机构的狂欢节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种解释可信。“我认为油价100美元没有正当理由”，在2007年12月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拉文说，“商品期货市场成为投机的天堂，贪欲的狂欢节。”
2008年3月4日，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局局长卡鲁索，也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说，从供求面来看，油价每桶90美元比较合理。超过90美元以上的部分，都是过分投机行为的结果。
“很明显，有巨额资金流入商品市场，包括其中的能源市场，导致商品价格高企。”卡鲁索在听证会上说。
实际上，除了石油之外，黄金、铜以及铁矿石的价格，都分别比5年前上涨了185％、325％和150％，分别达到每盎司1000美元、每吨8500美元，以及每吨130美元。
不过，石油更加独特的政治属性，使其受到投机机构更多青睐。脆弱的地缘政治局势，比如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冲突；产油国微妙的政局变化，比如尼日利亚叛军作乱等，都会被投机机构充分利用。
2008年4月4日，美国密歇根州民主党议员斯图帕克，致信美能源部长波德曼，要求其评价斯图帕克之前提交的一份法案。这个法案要求监管能源市场的过分投机。
法案的全称是“阻止不公平地操控价格法案”。斯图帕克说：“当投资者和投机者在没有监管的能源市场上大把地赚钞票的时候，高企的能源价格继续压榨密歇根州的普通家庭。”
期货交易有监管漏洞
斯图帕克是美国众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成员，还是这个委员会下属的监督和调查委员会主席。这位议员抱怨道，即便当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创了新高，当局仍然对这个能源问题熟视无睹。
当前有两种石油期货的交易方式。一种是在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交易，它被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监督。另一种是场外交易（over…the…counter）。这种交易在市场外进行，没有被CFTC监督和管理。
而这种不受监控交易的合法性，源于2000年期货监管改革。当时，美国正要重新审视商品交易委员会的权限，在安然公司—后来破产—猛烈游说下，场外交易得以享受监管豁免。
由于美国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美元资产变得相对便宜，投资者也购买期货以对冲风险，近年，通过这种方式的交易量在显著增加。有人估计，30％的石油期货合同是没被监管的交易合同。
美国总审计局（GAO）2007年秋天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06年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平均日交易量比2001年增加了90％。2006年对冲基金和大型机构投资者参与的交易量，比2003年增长了1倍多。
不过，美国正在考虑完善期货监管。斯图帕克说，他提交的这项法案，就是要求所有的石油交易都在同样的规则下玩，“没有适当的监督，很难判断交易者是否将交易基于市场现实，或者仅仅是推高油价的赌博。”
目前，这项法案已经得到国会35个议员的支持。斯图帕克说，他将继续与其同僚努力去推动这个法案。
油价到底是否被操纵？
不过，有关投机机构操控油价的说法，美国能源安全顾问公司的缪勒表示反对。
“我不认为油价能被控制。但是，我确实认为，金融机构有足够的资金，对价格走势施加很大的影响，即便在牛市基础较弱的时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缪勒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德意志银行董事李珊。
李珊对记者说，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有关投资者的行为如何影响商品的价格、期限结构，如何引发整个商品交易品种的动荡，已经有大量的讨论。
“在2005年，这些讨论集中在追踪商品指数资金的快速流入，认为其扭曲了原油的远期曲线，使其从现货升水（跌势）反弹进入远期升水（涨势）。”
这位专家告诉记者，由于估计有大约2/3的指数资金在追踪标准普尔高盛商品指数，而该指数至少70％的权重是放在能源交易上，因此，投机机构容易被指责成为期货远期曲线的罪魁祸首。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指责是不实的。因为按照这种逻辑推论，2005年以来追踪商品指数的基金猛增，就意味着原油的价格曲线永远是远期升水。”
因此，尽管资金的流动在某些时候会影响商品价格、曲线，能够引起市场整体的波动，“我们仍然相信，市场的基本因素才是终极推手。商品价格偏离根本原理的任何表现，都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李珊对记者说。
油价未来向上向下？
在与记者讨论油价走势时，芝加哥阿拉隆交易经纪公司副总裁费林表示，随着美元贬值可能已经到头，未来油价可能会回调，“如此高的油价很难在经济下滑的状况中持续。在某个时候，熊会从冬眠中醒过来。”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预测是，未来8年，石油价格将下降，然后又将重新走高。
“预计油价在2016年均价为每桶57美元，下降是因为原油产量增加，以及替代能源，例如乙醇的增加。但是，需求的增长又将推动原油价格走高，到2030年均价将超过每桶100美元。”卡鲁索说。
但是，在凯西研究所的德罗里斯看来，卡鲁索的预测实在太过保守。这位研究员对记者说，如果能考虑到石油峰值来临，再考虑到通胀因素的影响，每桶100美元的油价实在算不上贵。
凯西研究所的观点得到西蒙斯公司董事长西蒙斯的认同。
这位能源专家认为，油价在过去9年已经增长了10倍，但它并没有伤害经济。
“油价上涨会刺激投资，重建全球能源基础设施，会创造世界上最大的基建项目，创造蓝领和工程师的工作机会。”
西蒙说，他不知道短期油价的走向。但从长期来讲，油价再涨20～30美元并不是问题，“现在的油价是多么便宜啊！”
西蒙斯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是，当前世界的原油产出，平均每天不到7250万桶，比27个月前下降200万桶，而世界石油需求，大约是每天8800万桶，而且还将继续大幅增长。
西蒙斯的预测是，到2020年，全球石油日需求量将增长到亿桶，而在那个时候，全球的石油供应将明显跟不上，最后，长久积累的社会危机和地缘政治冲突将爆发，进而可能引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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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危机的中国警示
越南爆发的金融震荡。是继1994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东南亚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危机之后的又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优等生”发生的严重灾难。如果说前几次危机都有经济增长放慢的前兆，那么，越南危机的爆发却有些突然。
直到2007年为止，越南还保持着世界第二位高速经济增长的神话。假如说通胀的高起和股市的大跌，是导致越南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出，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那么，为什么受到全球成本型通胀影响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却能免遭其难？而且，越南资本市场的规模非常有限，上市公司也才130多家，即使股市崩盘也应该不会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但外国投资者和本国居民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惊恐？
事实上，东亚国家之间由于产业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高度雷同，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关系：中国以明显的工业化的时间积累（计划经济时代也留下了一定的财富），并且经济规模的比较优势还保持着最强的发展势头；而越南则在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存在着比较优势，不断在向世界展示其“后发”的追赶优势。
比如，越南人口的识字普及率高达94％，超过中国的85％和印度的65％；由于战争等原因，现在人口的平均年龄都在24～25岁之间，劳动力的丰富程度优于“民工荒”的中国。而工资水平，单纯的劳动者只有中国的2/3，而技术劳动者，中国更是超过越南的倍。再加上，越南又是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这几年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包括因为中国投资成本的增加而不得不从中国退出的外国和中国本土的企业。
当然，现在活跃在越南的外商主要还是来自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它们同样做着加工贸易，最终产品也主要向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为了在亚洲快速“挤进”小康国家的行列，越南政府不断推出更加积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越南不仅同中国一样，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而且，还提供了更多优惠的外部融资条件，比如，允许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并提高对境内机构的参股比例。通过金融开放来降低外国企业投融资中所产生交易成本，2007年越南股市的“繁荣”程度竟然超过了中国。
因此，从今天外汇占款所引起的中国流动性过剩，以及越南这次陷入货币危机的困境，需要引起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确实不少。
第一，汇率和利率管制的金融抑制战略（区别于没有经济增长的金融压抑），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利用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驱动力，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中国和越南的高速增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事实。但是，这种金融压抑削弱了本国金融资源有效配置机制的功能，削弱了金融资产价值创造中，所需要的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监管部门宏观调控和监控金融风险的能力。
比如，中国和越南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都只关注对企业融资的重要性，却忽视消费者对金融资产的价值创造功能的正常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金融资产交易的双方实行有效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的需求。
因此，一旦出口带来的巨大财富进入一个功能缺失的金融体系，就很容易爆发资产泡沫，由此产生强烈的财富膨胀的市场预期和追逐价值增长的投机行为。尤其是目前输入型通胀的恶化，更是加速了这种追逐金融资产价值以对冲购买力下降的投资行为的扩张，从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埋下了随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的种子。当然，资产泡沫发生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这一种子一定会发芽结“果”，越南之所以爆发金融危机，必然还具备其他金融脆弱性问题。
第二，对国际收支不均衡（外汇占款型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处理方法，如果选择不当，不但不会改善国际收支问题，而且只会降低本国抵御外部投机冲击的能力。
越南为了尽快缩短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差距，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不断在积极改善外商投资的环境，从而促进FDI流入和贸易增长。由于越南认识到这种发展模式会带来像中国这样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所以越南模仿日本和东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通过大量进口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器械和工业原材料来缓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但是，这一做法却扩大了贸易逆差；再加上由于输入型通胀不断恶化，价格上的国际竞争力明显衰退，因而出口能力急剧下降。
这都削弱了政府利用雄厚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的能力，目前越南的外债规模已经高出了其外汇储备，从而增加了投机资本寻求一本万利的“冲动”。事实上，这一点又重蹈了1997年东亚危机前受害国家曾经犯过的共同错误的覆辙，带来了越南今天因为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所遭遇的“小国的痛苦”。
相反，中国却非常重视外汇储备对本国现有发展模式的重要性，一方面，中国顶住贸易摩擦的压力来维持出口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主权基金、国内企业和机构的海外运作来实现资产的保值。但可惜的是，这一战略是出于中国这一“大国”之手，很容易被政客诱导为“大国的威胁”。因此，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一进”（出口带进的外汇）“一出”（海外财富增值）的问题，那么，中国也可能会因为经济增长放慢，或流动性过剩所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而断送掉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增长奇迹”。这恰恰是中国今天的最大烦恼。
第三，东亚的比较优势和所选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警示我们绝对不允许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今天的越南正是由于过早和过度地开放资本账户，当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日益恶化，在对外依存型的经济结构中，政府的价格（汇率和利率）调整能力就变得十分有限。
越南曾经策略性地调高汇率和利率以冲减通胀压力，但反而破坏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再加上美国次贷风波的影响，严重抑制了出口。同时，开放度过高，又超越了政府调控和监管能力。游资很容易利用越南扭曲的金融体系获取“无风险”的收益。我们看到股市的大涨大跌和汇市的大起大落的局面正是投机资本猖獗的具体表现。
当然，越南政府容忍在股价高位的时候进行大规模的IPO，这也是导致股市崩盘的原因之一。另外，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形同虚设，造成大量的银行资金入市，促成了2007年股市疯涨和今天越南盾大幅贬值的恶果。
目前，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虽然热钱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渠道涌入，但是大规模获利回吐的交易成本和监管风险要比金融开放度高的越南大得多。在庆幸越南危机对中国的传染效应有限的同时，我们应该反思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亚洲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怎样才能持续？我感到东亚模式的“胜算”变得越来越小。所以，中国更应该加快结构调整，通过一个由健全的金融体系所支撑的内需主导的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