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它和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幅字帖，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被乾隆皇帝并称为“三希帖”。现在“三希”中的真迹有“两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最让人惋惜的是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此画是绘画作品中的精品，可惜这幅山水画被分成了两段，前半部分保存在大陆，后半部分则保存在台北博物院。
最近几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1992年双方还共同精选各自的馆藏文物，共同出版了《国宝荟萃》一书。这本书中，分离近一个世纪的“三希帖”又重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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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人生最怕格局小（1）
我就想做民族大事，民族大事是什么，就是两岸。——陈文茜
白岩松：特别不容易在台北采访文茜，其实有的时候会隔很远看你的节目的一些直播，然后看到你的装束的变化也像你的语言一样，非常的具有新意。每次会特别考虑出镜时的形象吗？
陈文茜：没有，就是随心所欲，其实女人你要是很刻意装扮，那个刻意装扮出来的东西就不好玩。当然我常常讲女人的服装其实里面有政治，政治如果是可以伪装出来的，装出来的它就像口号，你把口号拿来嘴巴喊喊，说出去就算了，你把口号粘在身上，像你的第二个皮肤，结果它是伪装的，就好像面具包在身上，多难受。所以我基本上，这么说吧，我是完全随着我的心情起伏，就是你尽量不要把你的服装变成一个凸显的标志，人们可以多看到你的专业，注意到你讲话，然后你脑袋里头想要传输的概念，可是我老是用我的很多外表装扮打散人们的看法，这也不是刻意的，我就是生性如此，小时候认识我的人会觉得我现在已经很收敛，因为我以前头发染了七个颜色，在我20岁的时候，当朋克文化刚刚起来的时候。
白岩松：但是当比如说1995年回来要跟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时候，身边是否也会有一些人不断地告诉你都很好，才气、各方面都很好，但是能不能头发再短一点，能不能再收敛一点？
陈文茜：那个时候不是头发短一点，我是裙子穿得很短的问题，穿马靴，穿短裙，那个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些绰号等等。我有我天生个性上的困难，可以说我有一个优势也有一个劣势，就是我从小有困难，压抑自己，有一些人其实他有办法跟社会体制做某一种妥协，他在那个妥协里头，他还很有生活的毅力，我不是的，就是说即使我想向你妥协，可是一旦妥协我就完了，我的创意也没了，我的才气也没了，我的快乐也没有了，我的坚定力量也没有了，我的自信也没了，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那个li－bital（力比多）大很多，那个libital你把它压下去的时候，它就弹回来。你自己的东西不见了以后，你本来原来有的能力就跑掉了一半，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说我刻意，我嚣张，我不管大家，我只是说在所有我可以扮演的角色里头，我就是很自然，我非如此不可。
从政女性就是符合众人期待下的傀儡
白岩松：其实好多人好像天生就有一种概念，比如说当政治和这个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性就应该被模式化，头发应该相对短一点，然后穿的应该是职业装，笑得一般不会特别的剧烈等等，但是在陈文茜的身上，这一切都被打破。
陈文茜：应该这么说吧，我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女性政治人物，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到底女人在政治里头要做什么，我感觉政治是要管理众人之事，结果你自己都做不了主，你管什么人家的事。所以我注意到大多数女人她从政的第一步就是否认我是个女的，我先从我的整个外表、我的服装都让大家忘记我是一个女人，顶好你不在我的性别上做文章，你因此可以承认我的专业性、我的严肃性、我的代表性。所以每个女人当她竞选的时候，或者当她从政的时候，在台湾也好，或者是在华人的社会，甚至在华盛顿地区都有这个特质。比如我们看Albright（奥尔布赖特），或者是我们看Condoleezza（赖斯），她才刚刚离开北京，她们一站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套装，头发梳得很整齐，Condoleezza因为她是黑人，她还擦了很红的口红，Albright她是美国国务卿，基本连这个东西都没有，她头发梳得很利落，然后她讲话的时候一定是很凶煞的样子，让你无法否认她的专业跟权威。相反的，你看一下比如昆特，你如果想象昆特是一个女的，他这样吹萨克斯风，然后讲话的时候对你这样抛眼睛，有一种迷一样的笑容，你会觉得他很charming，你会既被他吸引，又觉得很不安，但其实他是一个男人，当你觉得他是一个男人，你更可能把他看成是政治人物。所以大多数的女性找了这样一个很安全的方法，可是这个安全的方法某个程度来讲，是你没有个人的特殊性，而且否认你自己的特殊性，否认你自己代表的性别。所以你把自己一下杀了三遍以后，才让自己活过来说我是你的代表，所以我觉得女性从政，你到底帮谁争取权威，你把自己杀了算什么，你就是一个傀儡，符合众人期待之下的一个傀儡。
人生最怕格局小
白岩松：其实我会有这种感触，因为很多人经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总不笑，你要改掉这个缺点就很好了，我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很容易改变的事情，但是有一天当我笑着说话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不会说话了，仿佛是一个点，但是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可能你也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在接触政治的时候，大陆会有一些朋友想问你，政治好玩吗？
陈文茜：人生最怕格局小（2）
陈文茜：好玩啊，对一个女人来讲好玩。我说一个很正式的回答，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知道女人，女人在这个社会并不容易独处，你嫁丈夫也不容易独处，你单身也不容易独处，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家庭主妇、职业妇女都不太快乐，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其实世界上可以给一个女人的东西相当的少，她就守住一块天，守住一块地，守住一个家，守住一个男人，守住一群小孩，她的人生到后来，她成了中年女子，她很少感到幸福，她感到的是一种被剥夺感。这是我到现在慢慢退出政治以后的一个新的感慨，从政有一个好处，它就让我从小活得跟一般女人不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都不重要，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某个程度来讲你就有这种气魄，这个气魄未必帮助你真正在政治事业里头表现杰出，可是真的帮助一个女人在处理她的私人事情时表现杰出，她就变得很超脱，格局很大。其实人生处境最怕你格局很小，我觉得从事政治工作有一件事情帮助我，面对自己真正实际生活里的困境的时候，你很容易比一般人放得开，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幸福的来源。
政治让我发的光最大
白岩松：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女性最美的时候，是当她从众多女性当中被挑出来走在T型台的时候，她把最好的一面给了观众。政治对于文茜来说是不是你的T型台，当你走在这个T型台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秀出来？
陈文茜：这个不太应该由我来回答，比如有些人会认为我做一个文化人跟艺术家，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杰出，会觉得可惜。作为一个写作者，像我以前是艺术界的人，他觉得你做一个创意者比在政治上头，看起来好像更杰出。可是我必须承认政治让我发的光最大，所以我就回过头来问为什么。当我慢慢地惊讶地发现这是我小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当我活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将近半百的时候，我还要回过头来看我身边的很多人，看看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头发光，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种毅力，一种很奇怪的与生俱来的毅力，有一种信念，有一种信仰，它可能不切实际，可能跟客观环境脱离得很远，可是你从来不会那么细致地去进行计算，所以你这个毅力变成一种勇敢，这个勇敢使你发光，这个东西就跟你说的一个很好的文学写作者或者一个艺术家，他能够发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你说像一个很好的写作者，可能在当年一万个作品里头你写得最好，因为你很勇敢，因为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都活得很怯懦、很伪装，这种勇敢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多事件上，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关键时刻，结果就变成很多人会觉得你“虽千万人吾亦往矣”，所以它帮助你迅速地发光，而发出的那个光亮就比在文学等其他领域里来得大。所以你真的要问政治，我的政治好像跟别人又不太相同，它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总是以一种毫不在乎（的样子）走在别人的前头，为什么不在乎，还是天生个性，我也说不上来，以前小时候不觉得，后来才发现。
现在谈政治比较伤感
白岩松：有人觉得一谈到政治的时候，要么喜欢政治，因为它可以展现自己，还有人觉得因为政治的确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你看重前还是后？
陈文茜：我觉得当我在从事政治工作，我有一种很强烈的热情的时候，想象自己可以改变某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大，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长得很大很大，然后跟历史有某种连接，你不再是一个小小的个人，所以你会很快乐。但是这几年我必须承认我对政治的热情没有以前我20岁的时候那么高，因为我已经强烈地理性地意识到，我无法改变这个时代，我就活在现在限制性的处境之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超越一个民族里头的悲剧跟困境，然后你就知道，你就得度过那个历史的辩证关系，你现在就走到了整个历史的一个低潮，在两岸的，在台湾内部的，族群的，这个历史的起伏岁月它不走到一个极端，它就不会反弹回来，这个辩证关系的极端直到出现为止，它才能够慢慢地回到历史的一个新的循环。
你这么意识到，这么理性，这么冷静，你的热情就不见了，因为你不觉得你可以像马克思讲的“Man can make history”，就是人可以改变历史，你现在发现人不能改变历史，是历史回过头来决定你，你就觉得好挫折，突然之间你多出好多时间，多出可以照顾你实际利益的一些空间，你觉得你好像不需要为理想而牺牲，以前你觉得你是为理想牺牲，结果发现当你不需要为理想牺牲的话，你是如此的不快乐，你发现你很沮丧，你真正把自己牺牲掉了，所以这种事情对我来讲，其实现在谈政治比较伤感一点。
白岩松：其实大家看到了一段时间你跟政治之间的一种紧密的关系和这种热情，可是你又会有另外的一句话“其实我没有政治野心”，我该怎么理解呢？这两个之间仿佛有落差，甚至很矛盾，同时却都摆放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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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人生最怕格局小（3）
陈文茜：应该这么说吧，我不是没有（矛盾），就是你一开头问我的问题，你的衣服有没有人跟你说这些那些的，我其实是超越不了我性格的某些限制，其实多数人都超越不了，我只是比多数人了解自己。我如果还想从政，以当时蓝军溃败的状况，我应该去选台湾最大县台北县县长，或者去选台北市市长，这个选择代表了一连串你生活的结论，跟你以前的各种都不同，从我的个性来讲是妥协，所以他就清楚地在那里问你说要还是不要，愿意或是不愿意，我心里很清楚，我可能愿意要这个政治影响力的结论，可是我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所以所谓说没有野心，不是说我很了不起，不是如此的。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我是一个如此要求自己活在一种真诚状态中的人，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超越不了的。我今天如果要选台北县县长，我要加入国民党，我要取得提名，我必须跟很多地方派系的人合作，我要跟很多县市议员的人周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一步一步说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要放弃我的文学小巷，放弃我对很多艺术的偏好，我做不到，我不是这种人，简单讲就是，你就不是这个料，你要看清自己，所以不用讲什么太伟大的话。
曾经想接辜振甫的班
白岩松：可是你又说假如有一个角色能扮演的话，你很希望扮演像辜振甫老人这样的角色？
陈文茜：对，这是我的精明，因为那个符合我的性格，符合我的理想愿望，就是说当时其实我最想，不是现在，是在1998年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时候跟那个时候真是根本没有差别。所以政治未必是累积型的，那个时候，1998年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在台湾的政治做得差不多了，我那个时候要不就是做县市首长，那太可怕了，早上起来救火灾，晚上我去救水灾，太可怕了。我就觉得，如果我对政治有我的理想，我想做什么，其实我就是一个一直想要把自己跟历史联系起来的人，所以我就想做民族大事，民族大事是什么，就是两岸，所以我就一心一意地要接辜先生的位置，我跟辜先生说过很多次，我说我来当你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当然辜先生对我很疼爱，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想在两岸谈判里头扮演一个角色，在这个角色里头我希望能讲到两岸里头的某些桥梁、某些成见，把桥梁建立起来，把成见抛在旁边，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如果它的定义叫做政治，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政治。如果政治为的是个人利益，权力的政治，那我觉得我的牺牲太大，我不干，可是如果是历史性的政治，我觉得我对它充满了幻想，对它充满了热情，对它充满了……我们讲就是你愿意献身的愿望，那个时候你好像觉得牺牲自己是一个小事，所以，我如果愿意交换的，那就只有这类型的工作。
白岩松：我知道这里的意思，比如说，开玩笑地说，准备好几年才能谈一次，而谈一次只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这几天就注定被写进历史当中。
陈文茜：就是你的一生，而且是永远的历史。比如宋美龄，你看她，她五十几岁之前去美国国会演说，那短短演说的几十分钟是她人生的高峰，从此她的人生就下来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国共内战到后期的时候，她希望回去，要求美国总统支持她、要杜鲁门支持她，杜鲁门后来没有支持她，她再回到美国以后，完全得不到美国的喜爱跟支持，她人生的最高峰就是那一刻，她在美国国会为了战乱中被日本侵略的中国讲话，就是那一刻她登上历史高峰。她后来到台湾以后，蒋介石逝世了，蒋经国接班，她也聪明地在权力处境下选择闭嘴不讲话。所以她原来是一个练习演讲术的女人，那个演讲让她登上历史高峰，就是在美国国会演说，可是当她来台湾的时候，她选择沉默不语，也不写回忆录。所以你讲她的人生，好像当时战乱的中国、当时整个世界的局势，包括她小时候的训练，以及宋家的所有一切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场演说。
白岩松：之前是准备，之后是回忆。
陈文茜：其实人生就是一个moment。
白岩松：但是你这一点，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回到了非常非常女性的一种对政治的解读方式上，男性不会这样。
陈文茜：这是很history，无关女性不女性，我就是学历史的。
我看穿了权力
白岩松：大家会关注的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在你的个性中就是妥协，但是大家在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