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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1）
“*”、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
黄 伟
作者简介：黄伟，男，1954年12月出生，江苏金湖人。1965年在颍上县城关中学读初中。1979年至1983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既属老三届，又是新三级。1983年至今在安徽教育学院（2007年改称合肥师范学院）政法系、历史系，从事“两课”（*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和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其间，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进修。现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安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安徽党史学会常务理事。1994年被评聘为副教授，1999年被评聘为历史学教授。2006年被评为省优秀德育工作者。
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离录取分数线仅差3分。我并未气馁，下定决心，继续挑灯夜战攻坚克难。困了用冷水洗把脸，累了站起来做上一遍广播体操。上大学求知识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以前没有机会，现在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有放弃的道理！1979年7月，第三次参加高考，我终于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如愿以偿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攻读历史专业。
毕业之时我们欢乐地唱着，“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20年后，全班同学如约聚会，没有太多辉煌，只有些许成功，人生阅历丰富了，人生信仰没有改变。90位同学，工作在不同岗位上，贡献各有特色，至少有6人已经被评为教授，我忝列其间。毕业之后的20多年间，我始终在安徽一所高校工作，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不为下海经商所动，没有被金钱物质诱惑。甘于清贫，爬格子、吃粉笔灰从无怨言。往好里说是敬业，不客气地话就叫“一根筋”、“认死理”，穿越时空我与“许三多”神交。
我的童年是在皖北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颍上县度过的。说她小，因为她比卢沟桥旁的宛平城大不到哪里去，城里大街小巷都是青石板路，没有高楼大厦，道路的宽度不能开汽车。说她古老，因为有废弃的县衙门旁相向而坐的一对石狮子、护城河和城墙的残垣断壁为证。城外五六华里有一个花园，人称“游家花园”，花园里有两样不起眼的动物狗熊和猴子。每年踏青之日，孩提时代的我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去目睹它们的尊容。我的妈妈是县城关小学的一位教师，以前读过高中。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高中毕业就是知识分子了。她很强调对自家三个“光头”的教育，时常提起远亲近邻家的孩子学习用功，考取了县城中学，还有谁家的考上了北京名牌大学。懵懂里的我似乎明白了一些读书是有用的道理，经过小学校的围墙都会听听里面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有机会去妈妈那里，也有意地在教室门外向里张望。1959年，我虚岁六岁，终于可以报名上学了。我在妈妈的带领下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学校。负责报名工作的是妈妈的同事，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朱忠贤，据说她是这所小学的一块牌子。她查看了我家的户籍之后说：“你不满六岁，暂时还不能入学。”听了这句话，让我很沮丧。不过接下来的面试，她发现我对拼音字母和加减法都有不错的准备。于是决定给我一个机会……当“旁听生”。如果能够在一个学期结束时，语文和算术考试成绩达到90分，就可以正式入学。最终我如愿以偿地顺利入学了，因为学期考试我的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接近满分。记忆里，在上小学的开头几年，那时县城还没有电灯，每天晚上用煤油灯照明，看书必须靠近灯光，可是太靠近了，第二天发现两个鼻孔里全是黑乎乎的东西。我如饥似渴地学呀学，语文、算术考试常常取得满分，获得妈妈和老师们的夸奖，也满足了一个小孩子的虚荣心。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2）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又记忆犹新的年代，由于种种原因闹了饥荒。刘少奇后来总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灾荒袭来，粮食匮乏，饥馑遍布全县，人们面黄肌瘦。开头卖粮搭配高粱面和山芋面，接着肥田的黄豆饼也变成了抢手货，再后来就有一部分人饿饭了。一天，小学老师带领全体学生去县城南门外的田野挑野菜充饥。记得当时的我因年幼体弱走路经常摔跤，其实南门离学校并不远，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多数同学并不识得野菜，我也一样，面对辽阔的土地只是觉得新鲜，半天下来筋疲力尽，收获寥寥无几。
1965年9月，我考入了颍上县城关中学，全家人为我祝贺为我而高兴。爸爸为奖励我，特地买了一只图案是母鸡啄米的闹钟，几只小鸡围在鸡妈妈附近，母鸡随着秒针的走动在啄米。它每天早晨6点钟准点报时，我会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赶往学校。初上中学感到既兴奋又紧张，课程正规，老师要求严格。朦胧中我徜徉着大学的梦想。然而，大学梦想的翅膀不久就被折断了。因为“*”的暴风骤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的前兆波澜不惊。听别人说正在批《燕山夜话》，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流的所谓“三家村”，我并不理解，过几天也就淡忘了。又过了一段日子，196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家里人都坐在院子里的凉床上，手持芭蕉扇边赶蚊虫边聊天纳凉。妈妈在看报纸，突然高声说了一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在场的人没有人能够理解，更没有人解答。对于一位求知欲旺盛的少年又意味着什么？若干年之后，我才缓过神来。真是不堪回首啊，耽误了我整整十年的黄金读书时间，今日回忆至此，我依然百感交集。
8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亦即当时人们熟悉的《十六条》。“*”开始了。这场运动以青少年学生为先锋，清华附中的学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而轰动一时。全国各种红卫兵组织应运而生，学生们迅速冲出了校门，学校停课闹革命，“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示威，“打倒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我不用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霎时，平静的小县城“革命”风雷激荡。县委书记白肇义、副书记王晋玉被戴上了高帽，红卫兵开了他们的批斗会，随后，他们被反绑着双手游街示众了。我跌跌撞撞地跟着*的人群看热闹，有人随意辱骂他们，还有人时而把土块抛向他们，他们面色苍白，踉踉跄跄……
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消息传来，我们那一帮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趾高气扬起来。革命的大“串联”成了热门话题。“串联”去，走“串联”去。一批又一批红卫兵“串联”去了。这时，我只有12岁，妈妈一百个不放心，不让去。另外，老爸没有发话。他早年参加新四军，获得过多枚功勋奖章。1948年解放济南时，炮弹片伤及头部，险些致命。这时他在县人民武装部任政委。平日里，他工作很忙，无暇顾及我们弟兄三人，任凭我们玩耍、打弹弓。但是，离家“串联”这样的事情，是需要得到他的允许才能行动的。我软磨硬泡，嘟嘟囔囔不开心。老爸终于说话了：“你走路都会摔跤，身体太弱，走不了那么远。围着办公室的房子，背上背包走100圈，你试试行不行。”“如果能够坚持下来，就同意你去‘串联’。”我信以为真，傻乎乎地围着办公室开始了我的“串联”。引来了许多好奇的小孩，他们跟着我走，不久便乏力散去了。当我完成100圈的时候，老爸已经被造反派揪到“地委”所在地阜阳去了，在那里他遭到了三天三夜的围攻。我没能去“串联”是肯定的了，只在红卫兵“接待站”得到了一个“差事”，接受妇联干部张崇瑛的领导，为那些千里迢迢风尘仆仆的 “串联”小将们服务。每天接待他们，打水送饭，为他们打地铺添铺草，也算是为“革命”做了一点贡献，并以此聊以*。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3）
1968年，我们学校已经按照中央指示“复课闹革命”，但是喧嚣的社会闹得老师无心上课，学生也不能安心听讲。必须学习的最重要课程是毛主席着作，包括着名的“老三篇”，亦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我们对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的事迹了如指掌，人人都会背诵，有的人还能够倒背如流。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敬佩，他们精神十分感人，但也没有必要天天背诵，把他们庸俗化呀！那时，为了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校时常组织我们去农村体验劳动，县人民武装部有一个农场，每逢收割季节降临，我们一帮小孩子也都会踊跃参加。小孩子毛手毛脚，我第一次收割高粱就出了麻烦。身高米的我加入了成人的行列，接近2米多的高粱秆我从未见过，更不知道如何把它割倒放下，比划着大人的样子用锋利的锄头砍倒了几株。半个小时之后已经腰酸背痛，很难弯下腰了。谁知直着腰挥舞锄头，一下子就砍到了自己的左腿上，白色的骨头暴露出来，流血不多，也不怎么疼痛。包扎之后，养伤半月有余痊愈，留下了一个疤痕。人间的事都很难预料，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等待我的漫长而繁重的农活才刚刚开始，收割高粱只是冰山一角。
传统意义上的学习专业知识，已经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开始两年以来，我入中学时学习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俄语字母早已荡然无存，近些日子学到了几句英文，每逢*都会不着音调地呼喊：“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寿无疆！），“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Serve the people”（为人民服务）。
1968年底，中苏交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保卫祖国，驱赶侵略者苏联修正主义出国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对事件的进展进行了适时报道。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全国成立十个建设兵团开垦边疆，部分野战军也去种粮备荒了。与此同时，毛主席还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大规模开展起来。这时我面临三个选择：继续留校学习；上山下乡；应征入伍。继续留校学习，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学无内容亦无所得。上山下乡，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广阔天地炼忠心”，对于扎根农村我还没有思想准备。应征入伍，保家卫国，既适应祖国边境形势需要，也符合本人意愿。我出生在军人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当兵出身，对部队有一定的了解。当时，妈妈因身体欠佳，去安徽省军区104医院检查了，爸爸工作依然繁忙也不在家。依稀记得我曾经给他们撰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准备参加人民解放军，“报效祖国”的真实心境。这在今天的人们眼里是万分可笑又有点滑稽的事情，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哪有家书说大话的？可是，那封家书是我当时的思想认识，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芸芸众生的真实写照。时过境迁，不知者不怪罪。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4）
1969年12月，我满怀喜悦的心情收到了《应征入伍通知书》。内容如下：
最高指示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黄伟同志：
你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祖国征召，履行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职责，这是很光荣的。望接此通知后准备入伍服役，并于十二月八日前来县。
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武装部
应征入伍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一个转折点。在那个非常年代，当兵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一身戎装更是千百万青少年的梦想。身穿绿军装，头戴五角星军帽，衣佩红领章，我还差几天15周岁神采奕奕当上了一名小兵。年底，我和一批新兵坐轮船，乘火车，再步行100余华里，几经周折到达了部队所在地……安徽省白湖农场。
白湖农场地处庐江、无为、巢湖二县一市境内。昔日的白湖，白浪滔天，沼泽遍地，芦苇丛生。1953年围湖造田，分东西两个大圩，162平方公里，耕地约13万亩。它既是全国特大型农场之一，又是全省最大的罪犯教育改造基地。
部队到来之际，已经把罪犯迁移至西大圩。我们部队是野战军，赫赫有名战功卓着的12军，军长是李德生。12军34师约万人奉命驻扎白湖农场东大圩，种粮备荒。部队本来就是一个锻炼人的“大熔炉”，更何况军垦农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呢？！
新兵需要接受入伍教育和训练，还有一个不雅的称号，老兵管他们叫“新兵蛋子”。面对荒凉的土地，新兵们怨声载道，“我们当兵是选对了路，入错了门。”新兵受训结束之后，我被分配到一○二团一营炮连一排二班。我们的火炮是82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就是大渡河畔三发炮弹挽救红军的那种炮。炮被分解开来成三部分，由三个炮手扛于肩上，说实在的，作为一炮手的我30斤的炮身扛了几天，一发炮弹也没有打过。由于把生产放在第一位，军事训练极少，紧急集合屈指可数。紧急集合时穿好衣服，打起背包，肩扛炮身在三五分钟之内迅速集中站好队列。一天深夜，紧急集合了，连长下达口令……跑步前进。炮身加上背包约有40斤，这样的负重还要跑步，对于我来说很够呛。对于一个15岁，面带稚气，从来没有受过高强度锻炼的少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凭着以前围绕办公室走100圈的耐力，咬牙坚持着。朝霞微露时，我们跑步行军10多华里，完成了一次训练任务。值得庆幸的是，我竟然没有掉队。班长胡立生说：“你还真行啊！”不过，连长很快发现了他的队列里有一名小兵。
一个月之后，团卫生队为各连集训卫生员，连长毫不犹豫地派我去参加集训，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不过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关怀照顾。在团卫生队，我们学习了人体解剖，什么骨骼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等等，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十分新鲜的知识。还学习了最基本的药物知识，针灸和中草药知识，以及战伤急救、护理知识和护士们都要掌握的静脉注射、肌肉注射。三个月之后，我以优异的成绩结业了，不谦虚地说，20多位学员我考试得到了唯一的一个100分。因为我很较真，也很仔细、很努力，骨子里透着今天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战士“许三多”认死理的味道。从此，我比普通战士多了一个药箱，每天背着它下田干农活。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5）
白湖的环境艰苦，农活繁重。夏天，蚊虫孳生，密度极高，张开手一把就能抓十几只。晚间，战士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