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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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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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5)
白湖的环境艰苦,农活繁重。夏天,蚊虫孳生,密度极高,张开手一把就能抓十几只。晚间,战士们都躲进棉布蚊帐里说话,不能在蚊帐之外开口,因为张开嘴巴蚊子会误入口中。水田里蚂蟥成群,无论是插秧还是拔草,蚂蟥会随时悄悄地爬到人的腿上叮咬吸血,那是防不胜防的。战士们怨天尤人,调侃道:“白湖好,白湖好,不长粮食只长草,白天蚂蟥叮,夜晚蚊子咬。”干农活可不轻巧,有人计算过,全连人均20多亩土地,全部种植水稻。上级的要求是亩产800斤。战士们可不是袁隆平,并没有多少农业知识。当时的口号是“苦干、实干加巧干”,今天看来那时充其量是蛮干。化肥农药滥施无度,不讲什么科学性。水稻已经成熟,不到一周时间就要开镰收割了,为了消灭虫害照样喷洒农药,从不考虑粮食的农药残留问题。化肥是调拨来的,不计成本,为了提高产量,大量施用,根本不顾及地力有没有后劲的问题。第一年稻田里常常见到青蛙、黄鳝、蛇以及各色浮游生物,三年之后这些生命基本灭绝,连蚂蟥也很少见了。在我大脑的记忆库里印记最深的是,我们到来的第一年冬天,干的第一桩农活,整理土地……所谓“田成方”,开干渠,挖支渠。早晨8点开始挖土方,规定每人若干任务,至晚上10点还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连队指导员坚决不允许收工,战士们饥肠辘辘消极怠工。在关键时刻,连队指导员手持电声话筒扯着嗓门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以鼓舞士气,殊不知战士们早已泄气无心恋战了。为了达到水稻亩产800斤,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加班最长的一次是1972年元旦前夕,霜冻将至,为了丰收又能丰产,必须在霜冻之前完成收割和脱粒工作。这一次,我们连续工作了整整两天一夜,36小时除去吃饭和大小便时间,都在脱粒机上连轴转,不停顿地脱粒。那是超常人的劳动强度,那种疲劳和折磨难以言表。过度疲劳造成的人员受伤事故频频发生,战士的手臂伸进了脱粒机,腿绞进了扬场机,鲜血淋漓,终身致残。工作最艰苦的日子是每年的立秋前夕,既要抢收早稻,又要抢种晚稻,俗称“双抢”。“双抢”正敢上酷暑季节,烈日当空,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气温高达38℃ … 40℃。田里的水被晒得滚烫,每天都是超负荷劳动。收割水稻时,稻田里一点风也不透,汗水浸透了衣服,潮湿的衣服被高温烤干了,再被汗水浸透,又被烤干。到了下午,衣服上已经结满了盐霜,变得有一点硬了。一天,大家正在你追我赶收割水稻。突然,有战士远远地高声呼唤:“卫生员,三班长晕倒了。”我提着药箱匆匆忙忙跑过去,让战士们帮着把他抬到树阴下,仔细查看。身材高大微胖的三班长休克了,汗水湿透了衣服,他是中暑了。快把他的衣服解开,拿草帽为他扇风,针灸人中穴、灌“十滴水”,待他稍微苏醒了,又给他喝了一些盐开水。
  “回营房休息吧!”我说。
  他摇摇头:“不!轻伤不下火线。”
  一个小时之后,他站立起来,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猫着腰继续娴熟地大把大把地割水稻。我远远地望着他那高大的身影,内心有些酸楚,很难说得清那时是什么感受。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6)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时的士兵每人每月伙食费元,生活十分艰苦。因为是重体力劳动,一日三餐都吃米饭。每日早餐咸菜是必备的,但总是软绵绵的有点臭味。冬春之交青黄不接,战士自己种的菜不够食用,最近的集镇……塘串河也没有蔬菜供应,连队常常以煮黄豆拌酱油佐餐。战士每月有微薄的津贴,第一年每人6元人民币,以年限递增,依次为7、8、10、15元人民币。我当兵五年,满打满算552元人民币,连队驻扎在白湖中心没有物品可买,五年兵役结束,我还结余260元人民币。潜移默化,我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
  “*”是全社会的灾难,部队也未能幸免。强调政治挂帅,每天晚上各个班都要开班会,汇报思想动态,人人都要解剖自己。干活有没有偷懒?有什么样的私心?没有私心,也要“狠斗私字一闪念”。 每个星期三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最初几年,按照*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方针,学习毛主席着作、毛主席语录。当水稻被病虫害侵袭时,战士们嬉笑顽皮地说:“遇到问题怎么办,毛主席着作中找答案。”把学“毛着”庸俗化是一码事,我的文化程度成了学“毛着”的拦路虎又是一码事。我对许许多多的理论问题一知半解,特别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喜欢用典,信手拈来的成语典故在着作中随处可见,每每读书至此,我都如坠入雾里云中。
  1971年9月下旬,平日里总是关心照顾我的八班长,在一个黄昏把我约到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神秘兮兮地说:“据可靠消息,*出事了。具体什么事情,过几天就知道了。”我顿时就懵了,一个受人崇敬的在井冈山就跟随毛主席打天下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啦?“十一”国庆节过后没几天,团部通知全团紧急集合,传达*中央文件。团政委宣读了《*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并说“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全体官兵鸦雀无声,人人都感到惊愕。我屏住了呼吸,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十六七岁的战士思想十分单纯,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深思过。然而,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很长时间我都沉默寡言处于沉思之中。沉思的结果是,我决心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要做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这个决定对我的人生道路作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是很难明白事理的,“学习学习再学习”是天堑变通途的唯一出路。连队里的前后几任文书应富治、郑建华、唐金用都是高中毕业生,战士们管他们叫“秀才”。我对他们的“博学”充满了敬仰,把他们当作楷模,开始练习钢笔字,查《新华字典》,坚持读书看报。《人民前线》《参考消息》和《解放军报》是经常阅读的,还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读鲁迅杂文,但是对他的文章理解比较困难,有一种时代的隔膜感。
  1973年七八月间,张铁生事件轰动全国。张铁生在大学招生考试中交了白卷,写了一封充满愤懑又带有乞求色彩的信,被江青之流利用了大做文章。张铁生不足为训,但我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大学还在招生,我是否还有机会。我的大学情结魂牵梦萦,久久难以释怀。。 最好的txt下载网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7)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经过夏战三伏,冬战三九,五个春秋寒暑的严酷摔打,可谓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锻炼了身体,更锻炼了意志品格。我单薄的身体强壮起来,部队的培养使我具有了坚持不懈的毅力,比起以前更加执着了。从此,遇到困难,我总能毫不畏惧,无论工作、学习还是搞学术研究,做任何一件事情绝不半途而废。一个人一生中有了当兵的历史,终身受益。
  1975年3月,告别给我带来严峻挑战的白湖,告别朝夕相处饱含激情的战友,告别锻炼我把我从一个少年培育成一个成年人的部队,我依依不舍流连忘返,这一年我刚满20岁。
  30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重返白湖。而今的白湖已经田成方,林成网,花果香,鱼满塘。青山秀水,绿野平畴,道路纵横,楼舍林立,形成了农工商综合发展的经济格局,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农场已经崛起。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虽然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但目睹眼前的一草一木,感慨万千,忆起当年在白湖战天斗地的情景,依然心潮澎湃。
  离开部队,我来到安徽省省会,在省立医院口腔科工作,专门为患者镶义齿。一切都从头开始,我的老师陈忠海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支援内地的高级技工。他技艺精湛,在安徽是数一数二的。在他的精心教授下,加上我细心领会,不怕吃苦,勤于实践,我进步很快。到第三个年头,我已经可以镶全口义齿了,这在解放前意味着徒弟出师了。我也钻研了当时能够借到、买到的为数不多的几本口腔专业的书籍,但是,医院人才济济,专业性极强,没有文凭是难以立足的。渐渐地我感到了压力的存在。“推荐上大学”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我到来时日苦短,没有出色的表现,更没有过硬的后台。请客、送礼、走后门均非我擅长,我在彷徨中无所适从。好在安徽省图书馆与医院毗邻,每逢星期天我都会去那里,或借书看杂志,或听讲座交朋友,算是精神寄托吧。
  1977年10月,电波里传来了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消息。事后得知,在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首次倡议恢复高考,*当场拍板赞成。中国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敞开了大门。真可谓天无绝人之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我仓促上阵,成为570万名考生中的一员,参加了平生第一次高考。那一年,出现了夫妻同考、兄妹同考、父子同考、师生同考的奇怪现象。话又说回来了,我稀里糊涂地上了一年初中,脱离学校学习算起来已有11个年头了,根本不懂得如何复习考试,第一次考试名落孙山在情理之中。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今天时髦的话叫“永不言败”。总结经验,我执着地继续努力。我需要兼顾上班和考试两件事情,8小时工作制,白天必须上班,不能旷工,不许迟到早退。只能在晚间复习考试内容。那年头,物质匮乏,市面上买不到复习资料,补习班名额有限。有好几次,我都是站在教室窗外,伏在窗台上听着记着的。在我学习处于极度困难之时,我遇到了父亲的老战友一家,他们家住在合肥第四中学院内,认识不少老师。在他们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我开始拜师求学。高惠珍……日后我的岳母,对我有知遇之恩,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位热心肠,常常带着我到她熟悉的名师家中补习功课。寒冬酷暑,风里来雨里去,不知疲倦。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离录取分数线仅差3分。我并未气馁,下定决心,继续挑灯夜战攻坚克难。困了用冷水洗把脸,累了站起来做上一遍广播体操。上大学求知识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以前没有机会,现在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有放弃的道理!1979年7月,第三次参加高考,我终于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如愿以偿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攻读历史专业。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8)
安徽师范大学是安徽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学校坐落在具有“徽风皖韵、千湖之城”美誉的芜湖市,濒临浩瀚长江,傍依灵秀赭山。20世纪70年代,郭沫若先生为她题写了校名。她人文底蕴深厚,以“厚德、重教、博学、笃行”为校训。能够进入这所学校上大学,不仅圆了我多年的梦想,也培养了我追求学术的愿望和兴趣,有希望做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进入高等学府求学,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二个转折点。这一年,我已经25岁,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是这个年龄。我们那一批大学生都有这样的信念: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把逝去的青春年华找回来。我们一头扎进图书馆查资料、记笔记、读书看报,无论正常的课堂学习,还是专题讲座,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的文化程度,便有意多下苦功,凭着一股顽强毅力,很快就适应了大学学习节奏。四年之后,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毕业之时我们欢乐地唱着,“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20年后,全班同学如约聚会,没有太多辉煌,只有些许成功,人生阅历丰富了,人生信仰没有改变。90位同学,工作在不同岗位上,贡献各有特色,至少有6人已经被评为教授,我忝列其间。毕业之后的20多年间,我始终在安徽一所高校工作,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不为下海经商所动,没有被金钱物质诱惑。甘于清贫,爬格子、吃粉笔灰从无怨言。往好里说是敬业,不客气地话就叫“一根筋”、“认死理”,穿越时空我与“许三多”神交。不求文凭,但求知识,我先后去上海和北京进修学习。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蒋景源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一年时间,领悟了得天独厚的海派文化*。9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博导彦奇教授,为国内访问学者。一年学习下来,我才真正理解“学问人生”这两个词汇的准确含义。彦奇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的指导尽心尽责,“传道、授业、解惑”毫不含糊。得益于老师的谆谆教诲,我的学术研究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大的变化。1999年,我被评聘为学院历史学专业教授、学院学术带头人。近年出任“学报”的副主编职,专事研究工作,任重道远,每每觉得力不从心,不过我会努力。
  从1969年算起,到2007年为止,我已经工作了整整38年。验证了毛泽东的诗句,正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不堪回首忆当年,如果不发生“*”,也许我的人生不会像现在这样曲折,如果没有*主政恢复高考,我今生的遗憾一定是难圆大学梦。历史不能假设,曲折也好,圆梦也罢,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只能留在记忆里。如今,经历家庭变故,亲人撒手人寰,心间充满无奈、充满惆怅、充满记忆。有朋友规劝道:人不能生活在记忆里,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很长。我和我的新朋友现在正读着96岁老人杨绛的新着《走到人生边上》,思考着人生的哲理,期望着我们的人生道路平凡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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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1)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
  李向前
  作者简介:李向前,男,1954年8月生于北京。1969年8月上山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营64团15连战士、农工。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学系,获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党史研究。
  唯一使大家遗憾的,是“六九届”常会被人们淡忘。当人们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时代符号时,竟无意间遗漏了紧跟在后面的一大群孩子。我跟大家说起,前年访美时,我遇到一位“兵团战友”。她是一位类似《今夜有暴风雪》刻意塑造的女孩:出身不好,却异常坚强;为保卫连队财产,曾险些葬身暴风雪。她在深情回忆兵团生活后,也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但愿我们的祖国,不要忘记我们这群曾经那样幼稚却特别执着的孩子。
  既有一分荣耀又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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