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 第17部分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5）
白湖的环境艰苦，农活繁重。夏天，蚊虫孳生，密度极高，张开手一把就能抓十几只。晚间，战士们都躲进棉布蚊帐里说话，不能在蚊帐之外开口，因为张开嘴巴蚊子会误入口中。水田里蚂蟥成群，无论是插秧还是拔草，蚂蟥会随时悄悄地爬到人的腿上叮咬吸血，那是防不胜防的。战士们怨天尤人，调侃道：“白湖好，白湖好，不长粮食只长草，白天蚂蟥叮，夜晚蚊子咬。”干农活可不轻巧，有人计算过，全连人均20多亩土地，全部种植水稻。上级的要求是亩产800斤。战士们可不是袁隆平，并没有多少农业知识。当时的口号是“苦干、实干加巧干”，今天看来那时充其量是蛮干。化肥农药滥施无度，不讲什么科学性。水稻已经成熟，不到一周时间就要开镰收割了，为了消灭虫害照样喷洒农药，从不考虑粮食的农药残留问题。化肥是调拨来的，不计成本，为了提高产量，大量施用，根本不顾及地力有没有后劲的问题。第一年稻田里常常见到青蛙、黄鳝、蛇以及各色浮游生物，三年之后这些生命基本灭绝，连蚂蟥也很少见了。在我大脑的记忆库里印记最深的是，我们到来的第一年冬天，干的第一桩农活，整理土地……所谓“田成方”，开干渠，挖支渠。早晨8点开始挖土方，规定每人若干任务，至晚上10点还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连队指导员坚决不允许收工，战士们饥肠辘辘消极怠工。在关键时刻，连队指导员手持电声话筒扯着嗓门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以鼓舞士气，殊不知战士们早已泄气无心恋战了。为了达到水稻亩产800斤，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加班最长的一次是1972年元旦前夕，霜冻将至，为了丰收又能丰产，必须在霜冻之前完成收割和脱粒工作。这一次，我们连续工作了整整两天一夜，36小时除去吃饭和大小便时间，都在脱粒机上连轴转，不停顿地脱粒。那是超常人的劳动强度，那种疲劳和折磨难以言表。过度疲劳造成的人员受伤事故频频发生，战士的手臂伸进了脱粒机，腿绞进了扬场机，鲜血淋漓，终身致残。工作最艰苦的日子是每年的立秋前夕，既要抢收早稻，又要抢种晚稻，俗称“双抢”。“双抢”正敢上酷暑季节，烈日当空，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气温高达38℃　…　40℃。田里的水被晒得滚烫，每天都是超负荷劳动。收割水稻时，稻田里一点风也不透，汗水浸透了衣服，潮湿的衣服被高温烤干了，再被汗水浸透，又被烤干。到了下午，衣服上已经结满了盐霜，变得有一点硬了。一天，大家正在你追我赶收割水稻。突然，有战士远远地高声呼唤：“卫生员，三班长晕倒了。”我提着药箱匆匆忙忙跑过去，让战士们帮着把他抬到树阴下，仔细查看。身材高大微胖的三班长休克了，汗水湿透了衣服，他是中暑了。快把他的衣服解开，拿草帽为他扇风，针灸人中穴、灌“十滴水”，待他稍微苏醒了，又给他喝了一些盐开水。
　　“回营房休息吧！”我说。
　　他摇摇头：“不！轻伤不下火线。”
　　一个小时之后，他站立起来，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猫着腰继续娴熟地大把大把地割水稻。我远远地望着他那高大的身影，内心有些酸楚，很难说得清那时是什么感受。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6）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时的士兵每人每月伙食费元，生活十分艰苦。因为是重体力劳动，一日三餐都吃米饭。每日早餐咸菜是必备的，但总是软绵绵的有点臭味。冬春之交青黄不接，战士自己种的菜不够食用，最近的集镇……塘串河也没有蔬菜供应，连队常常以煮黄豆拌酱油佐餐。战士每月有微薄的津贴，第一年每人6元人民币，以年限递增，依次为7、8、10、15元人民币。我当兵五年，满打满算552元人民币，连队驻扎在白湖中心没有物品可买，五年兵役结束，我还结余260元人民币。潜移默化，我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
　　“*”是全社会的灾难，部队也未能幸免。强调政治挂帅，每天晚上各个班都要开班会，汇报思想动态，人人都要解剖自己。干活有没有偷懒？有什么样的私心？没有私心，也要“狠斗私字一闪念”。　每个星期三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最初几年，按照*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方针，学习毛主席着作、毛主席语录。当水稻被病虫害侵袭时，战士们嬉笑顽皮地说：“遇到问题怎么办，毛主席着作中找答案。”把学“毛着”庸俗化是一码事，我的文化程度成了学“毛着”的拦路虎又是一码事。我对许许多多的理论问题一知半解，特别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喜欢用典，信手拈来的成语典故在着作中随处可见，每每读书至此，我都如坠入雾里云中。
　　1971年9月下旬，平日里总是关心照顾我的八班长，在一个黄昏把我约到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神秘兮兮地说：“据可靠消息，*出事了。具体什么事情，过几天就知道了。”我顿时就懵了，一个受人崇敬的在井冈山就跟随毛主席打天下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啦？“十一”国庆节过后没几天，团部通知全团紧急集合，传达*中央文件。团政委宣读了《*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并说“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全体官兵鸦雀无声，人人都感到惊愕。我屏住了呼吸，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十六七岁的战士思想十分单纯，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深思过。然而，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很长时间我都沉默寡言处于沉思之中。沉思的结果是，我决心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要做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这个决定对我的人生道路作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是很难明白事理的，“学习学习再学习”是天堑变通途的唯一出路。连队里的前后几任文书应富治、郑建华、唐金用都是高中毕业生，战士们管他们叫“秀才”。我对他们的“博学”充满了敬仰，把他们当作楷模，开始练习钢笔字，查《新华字典》，坚持读书看报。《人民前线》《参考消息》和《解放军报》是经常阅读的，还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读鲁迅杂文，但是对他的文章理解比较困难，有一种时代的隔膜感。
　　1973年七八月间，张铁生事件轰动全国。张铁生在大学招生考试中交了白卷，写了一封充满愤懑又带有乞求色彩的信，被江青之流利用了大做文章。张铁生不足为训，但我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大学还在招生，我是否还有机会。我的大学情结魂牵梦萦，久久难以释怀。。　最好的txt下载网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7）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经过夏战三伏，冬战三九，五个春秋寒暑的严酷摔打，可谓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锻炼了身体，更锻炼了意志品格。我单薄的身体强壮起来，部队的培养使我具有了坚持不懈的毅力，比起以前更加执着了。从此，遇到困难，我总能毫不畏惧，无论工作、学习还是搞学术研究，做任何一件事情绝不半途而废。一个人一生中有了当兵的历史，终身受益。
　　1975年3月，告别给我带来严峻挑战的白湖，告别朝夕相处饱含激情的战友，告别锻炼我把我从一个少年培育成一个成年人的部队，我依依不舍流连忘返，这一年我刚满20岁。
　　30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重返白湖。而今的白湖已经田成方，林成网，花果香，鱼满塘。青山秀水，绿野平畴，道路纵横，楼舍林立，形成了农工商综合发展的经济格局，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农场已经崛起。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虽然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但目睹眼前的一草一木，感慨万千，忆起当年在白湖战天斗地的情景，依然心潮澎湃。
　　离开部队，我来到安徽省省会，在省立医院口腔科工作，专门为患者镶义齿。一切都从头开始，我的老师陈忠海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支援内地的高级技工。他技艺精湛，在安徽是数一数二的。在他的精心教授下，加上我细心领会，不怕吃苦，勤于实践，我进步很快。到第三个年头，我已经可以镶全口义齿了，这在解放前意味着徒弟出师了。我也钻研了当时能够借到、买到的为数不多的几本口腔专业的书籍，但是，医院人才济济，专业性极强，没有文凭是难以立足的。渐渐地我感到了压力的存在。“推荐上大学”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我到来时日苦短，没有出色的表现，更没有过硬的后台。请客、送礼、走后门均非我擅长，我在彷徨中无所适从。好在安徽省图书馆与医院毗邻，每逢星期天我都会去那里，或借书看杂志，或听讲座交朋友，算是精神寄托吧。
　　1977年10月，电波里传来了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消息。事后得知，在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首次倡议恢复高考，*当场拍板赞成。中国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敞开了大门。真可谓天无绝人之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我仓促上阵，成为570万名考生中的一员，参加了平生第一次高考。那一年，出现了夫妻同考、兄妹同考、父子同考、师生同考的奇怪现象。话又说回来了，我稀里糊涂地上了一年初中，脱离学校学习算起来已有11个年头了，根本不懂得如何复习考试，第一次考试名落孙山在情理之中。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今天时髦的话叫“永不言败”。总结经验，我执着地继续努力。我需要兼顾上班和考试两件事情，8小时工作制，白天必须上班，不能旷工，不许迟到早退。只能在晚间复习考试内容。那年头，物质匮乏，市面上买不到复习资料，补习班名额有限。有好几次，我都是站在教室窗外，伏在窗台上听着记着的。在我学习处于极度困难之时，我遇到了父亲的老战友一家，他们家住在合肥第四中学院内，认识不少老师。在他们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我开始拜师求学。高惠珍……日后我的岳母，对我有知遇之恩，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位热心肠，常常带着我到她熟悉的名师家中补习功课。寒冬酷暑，风里来雨里去，不知疲倦。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离录取分数线仅差3分。我并未气馁，下定决心，继续挑灯夜战攻坚克难。困了用冷水洗把脸，累了站起来做上一遍广播体操。上大学求知识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以前没有机会，现在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有放弃的道理！1979年7月，第三次参加高考，我终于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如愿以偿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攻读历史专业。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8）
安徽师范大学是安徽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学校坐落在具有“徽风皖韵、千湖之城”美誉的芜湖市，濒临浩瀚长江，傍依灵秀赭山。20世纪70年代，郭沫若先生为她题写了校名。她人文底蕴深厚，以“厚德、重教、博学、笃行”为校训。能够进入这所学校上大学，不仅圆了我多年的梦想，也培养了我追求学术的愿望和兴趣，有希望做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进入高等学府求学，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二个转折点。这一年，我已经25岁，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是这个年龄。我们那一批大学生都有这样的信念：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把逝去的青春年华找回来。我们一头扎进图书馆查资料、记笔记、读书看报，无论正常的课堂学习，还是专题讲座，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的文化程度，便有意多下苦功，凭着一股顽强毅力，很快就适应了大学学习节奏。四年之后，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毕业之时我们欢乐地唱着，“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20年后，全班同学如约聚会，没有太多辉煌，只有些许成功，人生阅历丰富了，人生信仰没有改变。90位同学，工作在不同岗位上，贡献各有特色，至少有6人已经被评为教授，我忝列其间。毕业之后的20多年间，我始终在安徽一所高校工作，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不为下海经商所动，没有被金钱物质诱惑。甘于清贫，爬格子、吃粉笔灰从无怨言。往好里说是敬业，不客气地话就叫“一根筋”、“认死理”，穿越时空我与“许三多”神交。不求文凭，但求知识，我先后去上海和北京进修学习。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蒋景源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一年时间，领悟了得天独厚的海派文化*。9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博导彦奇教授，为国内访问学者。一年学习下来，我才真正理解“学问人生”这两个词汇的准确含义。彦奇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的指导尽心尽责，“传道、授业、解惑”毫不含糊。得益于老师的谆谆教诲，我的学术研究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大的变化。1999年，我被评聘为学院历史学专业教授、学院学术带头人。近年出任“学报”的副主编职，专事研究工作，任重道远，每每觉得力不从心，不过我会努力。
　　从1969年算起，到2007年为止，我已经工作了整整38年。验证了毛泽东的诗句，正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不堪回首忆当年，如果不发生“*”，也许我的人生不会像现在这样曲折，如果没有*主政恢复高考，我今生的遗憾一定是难圆大学梦。历史不能假设，曲折也好，圆梦也罢，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只能留在记忆里。如今，经历家庭变故，亲人撒手人寰，心间充满无奈、充满惆怅、充满记忆。有朋友规劝道：人不能生活在记忆里，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很长。我和我的新朋友现在正读着96岁老人杨绛的新着《走到人生边上》，思考着人生的哲理，期望着我们的人生道路平凡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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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1）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
　　李向前
　　作者简介：李向前，男，1954年8月生于北京。1969年8月上山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营64团15连战士、农工。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学系，获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党史研究。
　　唯一使大家遗憾的，是“六九届”常会被人们淡忘。当人们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时代符号时，竟无意间遗漏了紧跟在后面的一大群孩子。我跟大家说起，前年访美时，我遇到一位“兵团战友”。她是一位类似《今夜有暴风雪》刻意塑造的女孩：出身不好，却异常坚强；为保卫连队财产，曾险些葬身暴风雪。她在深情回忆兵团生活后，也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但愿我们的祖国，不要忘记我们这群曾经那样幼稚却特别执着的孩子。
　　既有一分荣耀又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