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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一个月，我和我的伙伴们，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变化不仅显现在改变的肤色和强壮的力量上，更构成于我们自我成长的精神里。我们不再娇嫩，不再脆弱，不再把自己当成孩子。女同学们不再有哭声。她们把辫子盘在军帽里，与男同学干几乎一样的活……脱坯、打草、盖房。而男同学同老知青已经没有了区别，几乎所有的活路都撑了起来。虽然我们还不能样样都成主力，但连队的重活、累活已经少不了我们。我记得，我自己一个最大变化，就是饭量大得惊人。原本在北京一块肥肉不吃的我，“十一”国庆会餐时，竟就着肥猪肉炖粉条子，吃掉六个二两多重的大馒头。有幸的是，我那断了半截袖子的棉袄，也被一位哈尔滨女知青修补好了。这滴水之恩，长久留在我心里。我一直怀念这位好心的大姐。
转眼到了1970年春天。这是我们到北大荒的第二个年头。我记得，这个春天特别漫长，它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青黄不接。由于战备的原因，我们连第一年完全没有种地打粮。其实，在山林里也无地可种。开春，我们曾尝试着把坡上的树砍光，在生荒草地上开垦土地。但是，亿万年渺无人烟的草地，草皮牢牢缠结在一起，东方红75拖拉机拖着大犁，只能在它们的表皮上划一道缝。后来，我们强行用播种机把麦种撒在未翻好的草地里，其效果自然不想可知。我记得，当年规定麦种每亩30斤，而麦收下来，我们每亩地的收成，却只有28斤。这个颇为吊诡的收成，让我们15连出了名，自然也遭到领导的批评。
其实我们也很委屈。全连知青一个春天都在苦干，砍树、烧荒、犁田，几乎没有休息。无奈地不作美，天不假人。我们彻底失败了。而失败的结果，就是挨饿。1970年，团里粮食调拨发生了困难，记得当时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两粮。这对我们早已撑大的肚皮，简直不够垫底。连里规定，早餐每人一个二两的烤饼，中午两个，晚上一个。因干活在野外，必须带干粮，所以中午的两个是带在身上的。可往往我们还没出营门，中午的两个饼子，已经被吃个精光。至于中午如何对付，根本顾不上了。大多时候，我们是以喝“塔头沟”里的水来对付中午的饥肠的。实在顶不住了，就躺在草地上昏睡挨到收工。记得当时还发生过一位上海知青被饿昏的事情。 。 想看书来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6）
饥饿效应颇为可怕。我们偷吃过马料豆，也“搬”过整张的豆饼到宿舍。最后有一次，我们曾集体行动，偷了连里的伙房。说实在话，这有些缺德。偷了伙房，也就等于占有了别人的口粮。那一次，连长真的动了气。我们被命令紧急集合，然后由其他排的知青搜我们的被窝（偷来的饼子只能藏在被窝里），结果人赃俱获。我们不但挨了严厉批评，也在全连知青面前丢了脸。
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春天，还有一件事情可记，就是全连战友不情愿地集体吃了一次“老鼠羹”。连里伙房本是一块禁地。为第二天不误工，炊事班都是晚上把烤饼码在笼屉里，然后把大锅挑满水。每天大约四点多钟，值班的炊事员点着火，把水烧开，放进调好的面糊，等开了锅，疙瘩汤就算熬成，可以吹哨开饭了。这一天，我们饥肠辘辘等着哨声，左等不响，右等没音，早已怒气难耐，把饭盆敲得山响了。终于，哨声起了，我们各班蜂拥奔向伙房，你争我抢，总算钵满盆平地把疙瘩汤端了回来，接着就是一片铿锵带响的吸唆声。后来，集合，出工，一天无事。下工路上，大家同往常一样，哼着自编的小调：“早上的汤，迎朝阳；晚上的汤，暖洋洋……”没有谁当时动了心眼，怀疑早饭那颇为反常的晚点。东北有句嗑，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们就是这样一帮“火力壮”的傻小子。
原来，那天清晨炊事员照章办事，水烧开了就往锅里下面糊。由于天还黑，加上炊事员近视，根本没看见锅里还有东西。等到疙瘩汤烧好，烤饼也蒸热了，就准备开饭的时候，炊事班长发现不对，锅里有团黑乎乎的玩意。拿舀子一捞，竟是一只被煮散了架的大耗子。这下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后来分析，可能是这只大老鼠也饿傻了眼，不顾一切地钻进我们的笼屉，而笼屉年久失修，中间有个竹条断了，大耗子还没捞到烤饼吃，就稀里糊涂掉进锅里。而一旦掉进大锅，四壁陡斜，它是不可能逃出来的。等我们忠于职守却近视眼的炊事员，把大火烧将起来时，大耗子也立刻被煮得滚熟。它和着面疙瘩，变成一锅肉羹。这个突发变故，在炊事班面前形成了两难抉择：把疙瘩汤倒了吧，在极度缺粮的当口，简直不可想象；可要不倒，大家就得集体吃这顿“老鼠羹”了。这时连长被请到伙房。他运筹帷幄，做出一个庄重决策：把耗子的骨架和毛皮捞出去，吹哨开饭！连长极为严肃地对在场的炊事员们说，谁要透露出去，我就给谁处分！于是，嗷嗷待哺的我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喝了一锅“老鼠羹”。这故事是几天后一个在炊事班的密友透露给我的。他让我指天发誓，决不泄漏秘密。保密我是做到了，可自从品尝了这锅“老鼠羹”，我再看到任何疙瘩汤，都犯眼晕的毛病。直到今天，疙瘩汤始终是我的禁忌。可我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伙伴们，依然个个乐观。他们仍旧唱着“暖洋洋”的歌谣，盼着每天早上那盆例行的疙瘩汤。很多年后，我把这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算是对“老鼠羹”事件的解密。
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讲到他在云南建设兵团下乡时，带去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他说：“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他的这本《变形记》，后来终于找不见了。王小波说，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王小波是我中国人民大学七八级同学。对他的这个感受，我非常认同。书代表着知识和智慧，而处在我们年龄段的下乡知青，本就缺少学识，更应多读书和勤思考。特别是我六九届的伙伴们，小学刚刚上完，几乎等于半个文盲，更缺知识的补养。可这个问题，也要从不同角度去看。人们需要读书求知，可要有条件。如果条件过于严苛，读书就会变成无法应对的挑战。我承认，我和我的伙伴们是群“营养不良”的孩子。在建设兵团生活了*年，的确没有多少人成为手不释卷的学习者，这似乎是我们六九届的一种宿命。 。。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7）
我们难以坚持读书，至少有如下几样困难。首先，我们连队没电，到晚上只能用煤油灯照明，这几乎断绝了下工后读书的可能；其次，高强度的劳动使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往往熬到晚八点“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这一集体收听的“节目”后，已经抬不起眼皮了。更重要的是，读书必须有充分理由来支撑，否则，拿什么来说服你自己，去挑战困倦翻开书本呢？客观讲，我和我的伙伴们，孩子气远多过书生气，太缺乏读书的自觉性与思想基础了。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本能的选项，首先是填饱肚子，然后才是翻书本。而如果我们有所谓思维，那第一位的也必定是想家。在梦中，我们会见到父母和兄弟姐妹，会啃起那些久违的熏鸡和烤鸭。对我和我的伙伴们说来，北大荒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它是实实在在的劳动与生存，而不是一个理性王国。
所以，在艰苦条件下读书并能有“像样”思维的人，在我们六九届即使有也是另类。有幸的是，我却姑可算作这另类中的一员。说不上为什么我会成为有点思维乐趣的人。这其中，可能是受家庭影响大一些。也可能，是凑巧我周围有那么一个读书的小氛围。我的几个伙伴，志同道合，虽然都是六九届，但骨子里却总想知道得更多一些。其实，当时我们的认识相当肤浅，充其量也就是知识多一点，可以在一大帮“傻小子”面前，有显摆的资本。那时，我们都在口头上作过“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承诺，因此，读书也决不存在“形而上”的功利，例如想以此上大学等等。就是凭着近乎“顽劣”的意识催动，我们在既没电又工作劳累的情况下找到了读书的理由。我记得，当时每月发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几个伙伴相约着走二十多里路，到孙吴街上买蜡烛。蜡烛每捆10根，我们至少一次买两捆，这样大致可用一月。
但书是个神奇的东西。只要你翻开它，它就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你。我自己“像样”思维的产生，是从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苏联科学院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开始的。这两部书，可以称为我的终生启蒙。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当年以拙朴文字记下的大量读书笔记。所谓笔记，其实就是抄书，把我认为精彩的论断大段地抄下来。有一次，屋里很冷，我戴着新买的羊绒皮帽伏在炕沿看书。一会，同屋的知青大叫，快看看，什么东西烧煳了！我一抬头，才发现是我的皮帽子被蜡烛燎了。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子，被燎成了光板。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刚好是大学的两门社会科学基础课。无疑，当年以我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读这样的大书，理解起来的确十分困难。但很快，我就从阅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找到了兴趣：“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历史的螺旋式上升”形态，“相对真理无限逼近绝对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即绝对真理”等理论和论断，使我眼界大开。我似乎进入了一个思想和道理的王国，这些思想和道理，把我引入一座美丽的殿堂，那里漂浮着世界观、方法论、时间、空间和逻辑，每一个概念和范畴，都像一朵祥云。而由苏联科学家们编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充斥着计划经济的教条，但那些对我说来完全新鲜的概念，如“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与运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等等，让我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元素和生产目的，确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两本启蒙书，引导我走向社会科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本书甚至埋下了我1978年高考的种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8）
我身边的几位读书伙伴，也在阅读各自所能找到的经典着作。他们有的啃起了《资本论》，那是像大砖头一样厚的书；有的则被文学着作吸引，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还有的人，过去就对科技读物感兴趣，比如半导体什么的。他们看的东西，大约是物理课本和《无线电》杂志。当时，我们倒没有感到书籍的匮乏。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阅读量小而慢的缘故。每啃一本大书，都要花很长时间。当然，我们所有的阅读时间，都在别人鼾声大作之后。
现在想起来，我们几个爱读书的人，不约而同都染上一个坏毛病，就是渐渐地自视清高。浅尝辄止地读了几本书，就看不起别人，自以为比别人懂得多、有学问。这种毛病普遍地遭到了同学们的强烈谴责。清高和傲慢，让我们付出了不轻的代价，那就是被同伴鄙视，从而在情感上与他们隔膜起来。清高和骄傲，也使我们疏远了组织，无法在政治上取得进步。我很晚才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就是因为大家说我傲慢，必须长期考验。40年后，对那种尴尬，我记忆犹新。当然，也正是这些挫折，使我懂得了读书做人的道理。
其实在读书过程中，我也看了一些“乱七八糟”（不系统）的书。比如讲诗歌的书（何其芳着，现在已忘记名字），讲艺术形象的书（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姚文元写的《论古典文学着作中的人物形象》。这是一本讲艺术美学的书。我到今天也承认，书写得很精彩）。当然还有所谓“四大名着”等等。记得有一次，在伙伴那里看到了《西行漫记》。我执意要借，他说只许看一个晚上。于是，我整整读了一个通宵，按时把这本名着还给了他。不知道这漏夜苦读，是否与后来我误跌误撞走进历史研究行当有关？不管怎么说，斯诺所记录的那些红色传奇，非常强烈地吸引了我。
读书之余，我也曾蠢蠢欲动，试图结合生活，来点创作。我把所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偷偷寄给了《兵团战士报》。小说的名字现在早已忘记，但内容肯定同我们伙伴在连队的生活有关。投稿终以石沉大海而宣告失败。从此我认识到，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
不知不觉间，我和我的同伴们在北大荒已生活了四五年。时间改变着物，更改变着人。当“准备打仗”已成旧谈，而生活变得日渐枯燥时，我们进入了恋爱季节。开始，爱在个别同学中萌动，行为都极为隐秘。后来，像传染一样，终于在伙伴中蔓延开来。恋爱有的发生在同学之间，也有的在不同城市的知青间被建构起来。还有我的一些同伴，爱上了当地的“小芳”。每当收工后，男男女女们就迅疾打扮一番。在男知青宿舍，擦皮鞋和换干净衣服后悄然消失，是追逐另一半成功的讯号。虽然，连队没有整洁幽雅的小径，但美丽的白桦林和铺满鲜花的草甸子，却给情侣们提供了绝佳的恋爱场所。
正如所有恋爱故事一样，我的伙伴们同他们的另一半，也衍生出很多或悲壮或委婉的婚姻传奇。特别是爱上当地“小芳”的同学，在他们最终离开北大荒时，都面对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抉择：是一同走回城市还是生离死别。选择了前者的，必定要遇到很多在当时无法解决的生活难题，例如妻子无法落上城市户口和无法找到工作（也包括城市家庭能否接受农村姑娘这样的难题）。而选择了后者的，则一定在心灵上留下不可愈合的伤疤。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9）
我最要好的同学许君，可以说把自己的爱情演绎到了悲壮。许君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许过愿的事他决不反悔；路见不平的他绝对会出以援手。他打架手黑也是出了名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性格和豪气，使他赢得了暗中的倾慕。在当炊事班长时，他手下一位出生在当地的女孩，向他袒露了自己的爱。女孩家长极力反对这个恋爱，一是怕许君脾气暴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