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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北大荒知青开始大量返城。许君家里也给他办好了回京手续。在许君去师部盖章的前一天，他来到了女孩家。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大惊失色，以为许君要来生事。许君坦然对两位老人说，我就要回北京了，这一去不知还能不能回来。今天我把事定下来，在我盖返城章之前，先和你女儿办结婚手续。结婚手续一天办不下来，我就一天不去盖返城章，说到地老天荒，我也要带她一起走。老两口被许君的仗义深深感动，终于答应把女儿许配给许君。后来，许君带着爱人回了北京，很长时间里靠自己微薄的工资养着妻子……一个北大荒的“小芳”。许君回京不久，来我家原原本本地将他的恋爱故事讲给了我。这凄婉而决绝的故事，令我感动不已。我衷心祝愿他们夫妻俩，能和和美美、顺顺利利地在北京生活，并解决妻子的工作和户口问题。以后，很多年我没有再听到许君和妻子的消息。直到有一天，许君的弟弟碰见我，说哥嫂都已退休，在另外的单位返聘。嫂子的户口早已解决，他们的孩子也早大学毕业了，有了很好的工作。听了这些，我释然：人要仗义，上天都会善待他。
我于1974年“困退”回到北京。过了三四年，我的同伴们开始大批返城。他们带着疲惫，带着伤痛，也带着失落回到家园。他们大多数分配到了基层单位，有的是售货员，有的在街道工厂。大约在*十年代，他们大多退了休，靠养老金维持生活。40年前一同前往北大荒的我的同伴们，如今再没了幼稚。他们饱经了风雨，磨炼了意志。他们为建设北大荒出了力、流了汗，也留过血。在我看来，他们平凡得几乎没有人能记起，但却是大江大流里不能缺少的颗颗水滴；他们虽没有显赫身世，但却是为自己命运拼搏而无怨无悔的人。
有人把知青分作两类人。一类是将自己的经历当作乳汁不断*的人；一类是把成长当作伤痛不断呻吟的人。那我的伙伴们属于哪一种呢？以我的体验，他们哪一种都不是。他们就是朴实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朴实的人。
上面提到的我的那篇《吃老鼠》的短文发表后，许多多年未见甚至完全失去联系的下乡伙伴们辗转打来电话，询问作者是不是我，故事是不是真的？于是就有了一次难忘的聚会。
出现在面前的儿时伙伴们，大多两鬓已染了霜色。大家谈得最多的，是30年前离别北京时妈妈眼中的泪花；是冒零下40度的严寒放炮开渠；是身上长了虱子、衣被破了不会缝补的尴尬。果然，对于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们的磨难，他们没有怨恨。大家都把它看作是人生的一个际遇，一段永远有滋有味的歌。
我确实没有听到戚戚艾艾。大家平静地面对生活，默默做着奉献。即使已经下岗的人，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相信，国家会在改革中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会在改革中不断提升。不管别人怎么说，甚至连儿女也不理解，但大家只怀着那颗“平常心”，去瞻望未来。
唯一使大家遗憾的，是“六九届”常会被人们淡忘。当人们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时代符号时，竟无意间遗漏了紧跟在后面的一大群孩子。我跟大家说起，前年访美时，我遇到一位“兵团战友”。她是一位类似《今夜有暴风雪》刻意塑造的女孩：出身不好，却异常坚强；为保卫连队财产，曾险些葬身暴风雪。她在深情回忆兵团生活后，也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但愿我们的祖国，不要忘记我们这群曾经那样幼稚却特别执着的孩子。
既有一分荣耀又带着几分沉重，这是我见到伙伴们的心情。我常想，历史的累积，也就如同一个建筑的砌造，是由一砖一石叠垒而成的。在共和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曾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对祖国的奉献。他们像一堆砖石，把自己铸造在了祖国的基础上。
他们的名字叫“六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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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冬玫瑰的1977年（1）
没有冬玫瑰的1977年
毕冰宾
作者简介：毕冰宾，男，1960年生于保定市。翻译/作家。1978…1984年就读于河北大学外文系（七七级）和福建师范大学外文系（八一级研究生），文学硕士。以黑马为笔名出版劳伦斯作品译文十余种，出版《混在北京》等长篇小说及散文随笔集多部。
平实的我看电视里位高权重、指点江山的他们，想到的是：1977年的冬天里，我是个小城的后街男孩，没见过私家花园，更没见过大雪里玫瑰开放的景色。我是被老师催着去参加高考的，被他逼着报了外语专业，被裹挟着成了七七级，苦学苦练，加强知识修养，慢慢成长为一个差强人意的翻译家和作家。这是我这个文化基础薄弱的穷孩子最好的出路和结果了。30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私家花园并在花园里欣赏冬玫瑰的景色，我的幸福感与这些叱咤风云的七七级师兄师姐的幸福感比是那么渺小但实在……也就是说，我是“*”后第一批有“正常感”的大学生。从我开始，上大学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上大学本身并没让我产生天壤之别的质变，我依旧是我。或许，这就是我这类七七级小部分人的意义。
1977年10月里突然宣布12月就开始恢复高考，全国为之沸腾，积压了十年的高考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下乡的知青、工厂的青年工人，还有各个行业里的青年立即开始紧张的复习。那两个月，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或几个人在忙着复习参加高考，有的是父子或母子共同备考。最忙碌的是各个中学的高考补习班，教室里灯火通明，一直亮到很晚。各个学校门口出出进进人流如织。学校外灯光昏暗的街道上是成群结队喧闹的年轻人，像过节一样。特别兴奋的当然还有那些“*”前就带毕业班的老教师们。他们有十年没有送过学生进大学了，现在终于迎来了自己业务上的又一个春天，又能以高考录取率为衡量自己业务水准的标志了。那是他们当教师的价值所在，尊严所系。他们和参加补习的学生一样兴奋，都是义务地为大家做辅导。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加班费或讲课费这一说。在补习的人们眼里，他们就是通向大学的指路明灯，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救星，感到他们站在讲台上的身姿特别威严、优雅。
每天晚上走在参加补习的人流中，我的感觉很是异样。作为在校生的我，其实对此根本不热心，因为我早就从肉体到精神上准备好下乡当社会主义新农民，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突然要恢复高考，反倒感到不知所措。人生的道路要变了，我甚至傻傻地希望那不是真的，那样我还可以照样下乡，实现自己为之准备了多年的革命理想。我早学会了针灸，还学了中草药知识，准备下乡去当赤脚医生，给缺医少药的农民看病。那时有个电影讲这种“赤脚医生”，插曲歌词是“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我就是准备去暖千家的。现在看来我那时是个多么淳朴的小城市少年啊。按照当时的政策我是属于被照顾可以不下乡的，在城里当工人，也可以留在中学里当代课教师。但我决心要下乡，因为除了要“暖千家”，我还有一个理想，就是一边当乡村医生，一边写出一部农村长篇小说来。那个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浩然那样的农村作家。因为那个时候小说很少，而浩然的小说写的就是我的家乡河北中部的农村生活，家乡方言让浩然提炼得如此精当，如此活络，让我感到亲切、令我崇拜。我真高兴自己的家乡出了这样的大作家，认为自己有条件学他的样子，甚至可以超过他呢。年轻，真好。恢复高考打碎了我为之辛苦准备多年的浪漫革命理想，估计上大学毕业后就得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城里无病呻吟了。那个年代我全盘接受了革命理想教育，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没有冬玫瑰的1977年（2）
难忘的倒是这之前的选拔考试。在校生要参加高考必须先参加选拔考，名额只有3％。为此，各个中学都组织了隆重的选拔考试，气氛十分紧张而热烈。原先评价一个学生优秀与否都是看他是不是当了团干部，是不是有体育和文艺特长，是不是有群众威信，是不是在学工学农活动中吃苦肯干和手艺灵巧，现在则要比谁的文化课成绩好了。那几年为了争先进、当学生干部，我从来都是逼着自己在劳动中吃苦，在学工中苦学技术，认为这样锻炼自己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现在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变了，为了证实自己在学习上也出类拔萃，为了争口气，虽然不热心，但还是兴冲冲地参加了选拔考试。那两天正是秋雨连绵。那时的秋天比现在冷多了，我记得我都穿了毛衣毛裤，却光着脚丫子穿胶鞋（为了少洗一次袜子）。一路打着伞跑到学校，手冰凉，脚冰凉，心里也冰凉。我下午迟到了，人家都开始答题了，班主任韩老师焦急地在雨地里等我，因为我是他的一张王牌。看我终于到了，他长出一口气，恶狠狠地骂我一句什么，然后推着我进教室，亲手把卷子给我拿过来，“你行，好好答，看清楚，别糊涂！”在这之前，他就一直鼓励我，说我是最有希望入选的几个尖子，只要沉着冷静，就能答出好的成绩。当初觉得他小题大做，虚张声势，但现在想起来，那就像教练在赛前照顾自己的运动员，怎么当时就不懂老师的苦心呢，确实是不懂事。我就是那么轻松地获得高考资格的。
高考前报志愿，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准备后面的志愿都报各个等级的大学中文系，认为上了那个系就能当作家了。但韩老师苦口婆心地劝我差开科别报，万一中文系考不上还有别的专业录取我。我还觉得他是低估我的能力。他教了一辈子俄语，特别希望我第二志愿报个外语专业，我不从，他就生气，连骂带哄，我总算第二志愿报了外语专业。后来事实证明，那年中文系是文科里的最大热门，最难考，多数中文系的考生都进了历史和哲学等别的专业，我进了外语专业，是这个志愿挽救了我，成就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翻译家。外语专业起步阶段是念书而不是读书，比的是鹦鹉学舌的本事。人年轻自然书就“念”得好，因此让我有了信心。而如果我有幸进了中文系，以我17岁高中在校生的水平和那些长我十来岁的饱读诗书的同班师哥师姐比，我会彻底崩溃。
两个月后高考那几天风雪大作，简直是冰天雪地。我每天趟着雪赶到考场去考试，一路上几次差点滑倒。我们穿着棉裤棉袄，戴着棉帽子，教室里生着火，但依然冻得手发僵。我很幸运，我是在母校保定三中的考场考试，我的座位正好是我初中二年级时坐过的那个座位，加上我对高考并不热心，答题时我很放松，轻而易举就考上了。
但因为我上的大学不是一流大学，专业也不是我要考的中文系和俄语系，而是英语专业，我要从头学英文，所以我是闷闷不乐地进了大学的，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后来才知道30年前那个历史性的冬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570万人过独木桥的壮观场景，并世无俦！但26 ：1的残酷淘汰率仅让20万人上了大学，让550万人积压了十年的大学梦化为乌有。那是民族的盛会，亦是百万人和他们的亲人精神的滑铁卢。可我就那么轻松懵懂地走过来了，根本不懂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我只是高中升大学而已，和那些蹉跎了很多年的师哥师姐们心情完全不同：他们在农村和工厂干了很多年，有的都是孩子的父母了，那次如果上不了大学，就永远埋没在社会最低层了。而我才17岁，还有很多机会，还可以考几次大学。我身后没坎坷，没有什么阴影，我纯粹是来上大学的，很在意上的是什么样的大学，学校风景美不美，学校里名教授有多少。因此我上了大学，反倒不开心。这心情在当年被大家视为身在福中不知福，甚至是有毛病。幸福的人就在于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没有冬玫瑰的1977年（3）
上了大学后，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原来我们整天忙着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到部队学军，接触社会本是好事，可就是没有学什么知识，甚至鄙视知识，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五年中学下来，据说知识水平只相当于“*”前的初中生。我这个优等生充其量是“*”前初三的中等生。而大学里使用的教材不过是“*”前的旧教材。英语专业的课本还是苏联专家审定的那些。文学课的任务是补读“*”十年被禁止的那些“古典资产阶级文学”名着，从莎士比亚、狄更斯、杰克·伦敦的小说和彭斯的诗歌甚至安徒生的童话英文本念起。等于过去的十年我们没有进步，知识断层很是严重。所以我必须心无旁骛，埋头苦学，紧赶慢追，在教材之外多补一些更新的知识，争取毕业时上研究生。这个时候我狂热地爱上了外国文学，准备以后成为一个学者和翻译家。
而七七级里多数人因为年龄的关系，上大学除了补充知识外，他们更关心的是毕业后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获得自己的地位，当官，做社会的主流，因此最现实的是找好的工作单位、分配在好的城市。因此他们在校时就热衷于社会活动，为自己毕业后的仕途打基础。可能是年龄上的差距，让我与那个“成人”世界拉开了距离，他们所热心的都非我的关切，所以我基本上是游离于整个七七级大环境的少数“小孩”之一，仅仅热衷学问。估计那时我的形象倒像《青春之歌》里沉迷于故纸堆的那个余永则。也许我本来也是有从事社会活动的热情，但在这些大龄生面前自惭形秽，所以根本就退避三舍，只读书考研了。
几年寒窗，我在毕业前考上了研究生，我们那一级800多人，只有25人上了研究生。因为南方大学比北方大学开学早，我提前离开学校，在同学师兄师姐们进行毕业分配的斗争时，悄然离开了他们。没有赶上毕业典礼，至今不知道毕业典礼是什么样，典礼时应该怎么表现，是哭还是笑还是哭笑不得。那个年月是包分配； 名额由上面下达； 斗争的结果是有人进了国家部委和省直机关； 有人却去了县城教中学。我相信，毕业典礼上肯定是有哭有笑。我年纪太小，这种事肯定争不过，考了研究生早早溜之大吉也好。可怜的是还有很多自觉争不过的，也上了考场，结果没我幸运，只能下了考场再上战场。成才与否，多取决于那个“毕业分配”，分配的好坏，往往决定了同学之间以后天壤之别的差距。计划经济年代的“分配竞争”与市场经济时代的谋职竞争性质上完全不同。
七七级里多数都当了官，而且不断上升着。其中不少人在学术单位获得了势能后又重新拣起了学问，官场和学术上都有杰出表现，令人望尘莫及。做学问本来靠的就是综合实力，能当官就能拿到更多的科研经费，学术上出成果会更快。所以当官也是救学问和做学问的途径之一。
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