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当官就能拿到更多的科研经费，学术上出成果会更快。所以当官也是救学问和做学问的途径之一。
由此我想到，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七七级作为时代的标志性群体是辉煌的，这个群体包括整个新三级，他们填补了“*”后的知识分子青黄不接的空白，也因为恢复高考的幸运，成了1980年代人才短缺时的应急力量，以至于在这之后成了社会中坚力量。但他们绝大多数只能是人才和各层“官”而已，却难以出大师，因为他们在幸运地成为新三级大学生的同时，也不幸地成了知识的过渡层。他们上大学前多年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世俗的历练锤炼了他们为人处世的精明世故，让他们可以成为杰出的管理人才，应对各种人事纠纷和社会问题。但这种特殊的经历妨碍了他们的知识结构更新，妨碍了学术思想的正常发育，如果他们能在当年中学毕业直接升大学，其结果就不会是这样。所以他们当中难出大师，甚至很多人不过是平庸的官僚而已。大师要等从后几代学弟们中出了。
没有冬玫瑰的1977年（4）
2007年12月下了第一场冬雪，我刚刚搬进带花园的新房子里（这是我在新一轮房价高涨前懵懂中以较低的价格买下的高品质房，后来的涨价令我瞠目），看到的是飘扬的雪花中玫瑰与月季盛开的美丽景色，这让我想起英国冬天里绽放的冬玫瑰。我被我的幸福生活感动着，这时才发现电视里开始了恢复高考30年的评说、回忆，还隆重推出了高考第一年的七七级精英谱。打头榜的有部长、省长等，人们似乎把七七级的成功定位在出了多少政要和各级官员上，可能因为七七级中的这类人才占的比例很高吧。这才想起我还算是他们的同学，但我没有产生那种热切的“我们”感。我想，七七级可贵就可贵在它的不平常也就是非常上，那些积压了十年的高考梦想终于实现了。人由非人和废人变成了正常人后的激动。从500多万考生里脱颖而出的20万，多么不正常啊！所以，考上的从此出人头地，而且因为那个年月大学生的物以稀为贵，毕业后很多人官运亨通、财运亨通、学（术）运亨通，真应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话了。所以每每回忆，这些人都会百感交集、豪情澎湃、激情万丈。人的激动、愤慨等与血液沸腾有关的生理波动都是在非正常状态下才有的，因了历史的巨变而出现的不正常会伴随他们一生，每每念起都会难以平静。他们还沉浸在昨日脱离苦海的幸运和这之后成为社会名流的辉煌中，因为一个上大学让他们自己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而平平常常的人就不会。
平实的读书人经历让我与骄傲自豪的七七级或新三级拉开了距离。所以，我总是忘本或者说是忘了光荣的过去。每年12月下大雪的时候都想不起1977年大雪中的高考，反而是总被媒体提醒着想起来，而且并不心潮澎湃。看电视上那些七七级和七八级的人声音或哽咽或高亢地谈论理想和苦难，感到那是另一批人，跟我没关系。为此每每惭愧不已，为自己成为七七级的游离分子感到自惭形秽。可到了明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时，我估计还是记不起1977年的高考来。真正幸运的人可能就是这样。
平实的我看电视里位高权重、指点江山的他们，想到的是：1977年的冬天里，我是个小城的后街男孩，没见过私家花园，更没见过大雪里玫瑰开放的景色，我是被老师催着去参加高考的，被他逼着报了外语专业，被裹挟着成了七七级，苦学苦练，加强知识修养，慢慢成长为一个差强人意的翻译家和作家，这是我这个文化基础薄弱的穷孩子最好的出路和结果了。30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私家花园并在花园里欣赏冬玫瑰的景色，我的幸福感与这些叱咤风云的七七级师兄师姐的幸福感比是那么渺小但实在。可能我上大学的感受更像以后几届小师弟师妹，比较纯粹，是“正常”的“求学”感觉，读书 …… 考研 …… 工作 …… 生活，业余从事文学写作，是一个渺小但正常的读书人。也就是说，我是“*”后第一批有“正常感”的大学生。从我开始，上大学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上大学本身并没让我产生天壤之别的质变，我依旧是我。或许，这就是我这类七七级小部分人的意义。
当然我深知，1977年恢复高考肯定改变了我可能走的路和未来：如果不是1977年恢复高考，或者说高考再推迟一年，我可能就下乡去当赤脚医生了，可能走的会是另一条与现在完全不同的路，也许因为苦尽甘来而变成那些七七级们的样子，永远在亢奋地回忆当年，为自己从苦中苦到人上人的变化而永远自豪；也许和他们当中倒霉的人一样现在早就下岗吃救济了。如果不是我的老师骂着我报了外语专业，我很可能上个比河北大学更差的大学的中文专业。那就不会有我后来翻译的这些劳伦斯作品，也不会有我极具特色的小说代表作《混在北京》。历史不能假设，假设甚至会让我不寒而栗。所以我只能在30年后道出一个被历史裹挟者真实的感受，也算七七级的一个小侧面吧。
自学…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1）
自学
……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
耿艳鹏
作者简介：耿艳鹏，男，1949年3月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市，祖籍山东省寿光市。笔名王阿寿、王鹤翔、阿山。六七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插队。当过民办小学教师、公办中学教师、史志编研人员。参加函授和自学，取得大专文凭。197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起在《江西大学学报》《近代史研究》《名人传记》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纪实文学300多篇百万字。曾任《万安县地名志》《万安县志》副主编、万安县政府办公室政务副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文化局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万安文史资料》主编。
山区小地方查找需要的资料太难了，即使像万安这样的县城，很长时间也找不全二十五史。为了学习和研究，逼得你必须自己搜寻和积累资料。为此，多年来，我省吃俭用买书看书，陆续建立了藏书近万册、剪报300卷、抄书和录卡片500万字，三套党史、文献杂志从创刊订到今，还有大量藏报的个人资料库。从考古文献到二十五史，从古代军事到三教九流，从毛泽东朱德到蒋介石蒋经国，从苏俄到日本，从民俗文化到古建筑知识，我这里都有丰富的资料。
一 带着书箱当知青
1966年“*”兴起后，我们这个革命家庭开始受到冲击。那年10月，红卫兵赴京代表（我也是其一）回县后，县委安排全校师生去参加消灭血吸虫病的灭钉螺会战，部分师生认为是“阴谋”而造反。我是高三（1）班团支部书记，坚持灭螺不动摇，被划为“保皇派”。1967年，在吉安行署国防工办当副主任的父亲被批斗，并揪回万安“交代问题”（曾是万安县委副书记），不久，我又被“造反派”抓去毒打近两小时。1968年8月毕业（六七届）时，连县办农场都不让我去，我被安排到本县偏远的高陂公社泗源大队栋头村，成为了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新的生活开始了。下乡时，我除了铺盖和换洗衣服日用品外，还带去了一大纸箱劫后幸存的书，这是我家当时最值钱的一点东西了。
我家出身贫寒，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抗战时期，家里太穷，只好离开山东老家去闯关东，参加了革命。1949年他随军南下，解放万安，并留在万安工作，1963年调吉安行署搞“三线”建设。他那点文化，是参加革命后学得的，家里最早的藏书，就是他参加培训和平时自学留下的书，多是引我好奇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经典着作，和相应的历史、理论辅导书。我从小就常常去翻看父亲的书箱，因此也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有点零用钱都是省着买了书。受父亲影响，特爱看历史书、理论书，尤其是革命*和历史故事。“*”从“破四旧”起，全城兴起大抄家毁书运动，我家不可能幸免。我无奈将藏书卖了几板车，扬言全卖光了，其实还是偷偷地藏下了一些，少数是我自己买的，多数是父亲的那些书。我从1963年开展学雷锋以来，已十分认真地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尤其在高中，看了很多文史哲方面的书，和文学经典，本想高考时填报新闻系或历史系，有志当个记者编辑或学者。谁知“*”阴风起，改变了我的命运，城里的干部子女变成了乡村农民。因有了读书习惯，也不愿消沉，家里劫后只留下这一纸箱书了，我肯定要将它带到身边。我知道它的分量，因为其中除了毛主席着作外，还有苏联科学院编着的大部头《*主义哲学》、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及几本《列宁文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南高级党校编印的《*党史大纲》《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陈伯达等20世纪50年代关于毛泽东思想及哲学的辅导讲课稿，一套完整的三卷本刘大杰着《中国文学发展史》，还有几本革命*。我相信它们会给我力量和智慧。
自学…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2）
农村劳动很累，知青生活清苦。我每天晚上到生产队记完工分，间而与队干部和社员们聊聊天，回到小黑屋后，就是挑灯看书，经常是打一斤煤油用不了几天。看书也是有计划的，还把书中的诗词抄下来吟读。慢慢地，又有了一些新的收获，生活也更充实起来。我组织文艺宣传队，自编节目，白天劳动，晚上四处演出，我当“户长”的这个七人知青户，还被评为县、地区先进。
正当我在万安农村开始适应艰苦但也有点乐趣的新生活时，父亲从吉安行署机关下放到吉安县偏远的九龙山区油田公社、至今仍然不通车的芳头大队。1968年12月最后的一天，我们全家搬到了芳头村，开始了山民的生活。这又是一场厄运。母亲为此丢了工作（大集体工人），日后丧失了养老金；我是长子，面对老（父母均50多岁，母亲还是小脚）少（二妹一弟均年幼），1970年，也只好找当地农家女为妻，以照顾处于艰难中的家庭。
二 我的抄书史
1969年秋，大队要我担任芳头小学负责人，还要当毕业班的班主任，教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我接课以后，看到孩子们信任和企盼的眼光，就下决心要好好备课，认真教学，不误人子弟。我认真研究教材，针对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除将课堂教学组织好以外，还费精力搞好学生的个别指导，提高他们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这得借助工具书，而我当时只有一本字典，备课时常常要向别的老师借《汉语成语小辞典》。我发现成语辞典很重要，当时又没处买，就挤晚上和暑假时间，陆陆续续将这本借来的成语小辞典全部抄了下来。我一辈子抄了很多书和资料，第一本全文照抄的书，就是“*”前出版的这本《汉语成语小辞典》。抄书很辛苦，但对积累资料、避免浮躁、严谨治学是有好处的。
1970年下半年，我被推荐到井冈山地区教育学校读书。这所新型学校，是与全省各地大专学校同时招生的，享受同样的学生待遇，文理分科，学制两年，军事化管理。我被编在文科（连），担任一排（一个教学班）排长。
开学没几天，只发了几本书，一半是政治学习材料，一半是内容单薄的教材，老师上课讲得很拘谨，没一点新意，还经常安排劳动。“这像哪门子大学！”我有点失望，就又想到了得自己找书看，脱产学习机会难得啊。
有一天，我正在关闭很紧的学校图书室后小门边转悠，看见两个白发老人吃力地在抬着一只大书柜，我赶快跑上去，帮着将沉重的书柜抬进了图书室。望着不停地喘气的老者，和墙上贴着的批斗标语，我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反动教育权威，“牛鬼蛇神”！他们感激而又惶惶地望着我，我也惑惑望着他们和满地堆放的书。这样，我们互相算认识了。后来，我经常从这个小后门进去，帮着这些老者做些抬、搬、移之类的重力气活，他们也让我找一些需要的书，只不过叮嘱要小心放好，尽可能躲着看。我就这样“走后门”偷偷地借出了许多书，自学了当时正规大学师范教育的一些课程。当时虽然图书管理有些乱，但我借的书看完后都一一归还了，不愿给那些处境艰难的老人们再添什么麻烦。有些我需要的内容就抄录下来。有一本《世界现代史》，时间跨度很大，直写到上个世纪50年代苏共20大前后，资料翔实。书很厚，我日夜加班，把全书抄了下来。它丰富了我的世界历史和国际知识。
自学…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3）
1970年“庐山会议”后，不知怎的，井冈山地区教育学校本届学生要提前毕业，两年制大专变成一年了。很长时间，弄得我们连中专学历都不是！大中专学校毕业前有个实习阶段，1971年上半年，我带了15个同学来到远离县城130里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遂川县分校实习。
离开吉安之前，我在学校图书室未开放的书库里找到一本很厚的《社会科学大辞典》。这部辞典由着名学者共同编着，条目很多，内容丰富，就像浓缩精炼的百科全书。我的自学正需要这样的辞书，于是就选择了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条目进行抄录。由于要实习，我把这本辞典带到了遂川共大。同学们看见了，都说也需要，我就借来钢板刻蜡纸，每人可以印一份。大家将不多的实习经费全部用来买了白纸，油墨则只好沾遂川共大的光了。大约20天时间，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一本厚厚的油印辞书，这在那个缺书、砍知识的荒谬年代，是渴求知识的青年们重要的礼物。直到从上海邮购到第一版《辞海》前，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自学路上的教授、先生、导师。
三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1971年8月，我被县里分配到离油田家70里、距吉安市30里的桐坪中学。在那里一干就是6年，我一直担任校政教组长（即教导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初中一个毕业班班主任，教语文，有时兼教政治，指导校文艺宣传队。这已经很忙的了，公社党政团武（人民武装部）还经常找我帮着写各种报告材料，我都答应了下来，并尽可能让他们满意。看起来忙了许多，但这不就多了一些了解社会、为社会服务的锻炼机会吗？后来我被选调进党政机关，还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不论什么岗位，我都得心应手，其能力就是当时无意中锻炼出来的。
当了老师，又是学校管理人员之一，就得研究教育、教学，我自学到的唯物论辩证法、《教育学》《心理学》等，都在不知不觉、有意无意中发挥了指导、影响作用。我教的班，总是全校最活跃的班，哪怕中途接手“差班”，不需多久，班风和成绩就赶上来了。那几年，我跑遍了桐坪公社所有的村子，到许多学生家进行家访，和大队干部沟通，发展了许多新团员。我创办壁报和写作兴趣小组，组织文学青年们读书评报评论电影，指导他们提高写作水平。这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风气并不好的社会环境下，桐坪中学能有如此的学习风气和育才氛围，是难能可贵的，多少年后还一直影响着这个学校的校风，师生间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前一两年还时有昔日的学生在报刊或网站上写文章提到我的名字，怀念那段令他们难忘的往事。
1977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