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我被招工到铁路工作，离开农村的前一天晚上，办公桌上堆满了乡亲们送的雪白的馒头，那是他们用过年才舍得吃的最白的面蒸的；地上还有两篮子的鸡蛋，那是他们平时用来换钱，买盐和日用品的。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对我在农村七年插队的肯定，使我特别感动。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的。第二天早上，大队副支书违反了前一天晚上的承诺，在广播里宣布了我动身的时间。结果，各小队干部和一些群众都来送我。到了村口，在我一再让大家回去收麦的劝说下，大家才离去。
一 我的学习之路
我从小生活在科研部队的大院里，父亲参加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当时人们那种为了国防现代化拼命工作的精神始终在熏陶、感染着我。所以，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变化，掌握科学知识，报效祖国的信念我从没有动摇过。
1966年的4月，我即将高三毕业。学校要召开高三年级“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家长会，而我的父母因为工作的需要，随部队研究所搬离了北京。所以，我问班主任：“是否需要我父母来北京参加家长会？或是监护人来？”他说：“你的家长和监护人都不用来，你还考不上大学？”我知道老师是指，能够在中学连续六年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德、智、体”和“学习成绩优良”奖状的，全校只有我和班里其他两个同学了。所以他对我充满信心，但是，我心里没底。另外两个同学都是共青团员，而我不是。初中升高中时，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另一个同学没有被“保送”。现在又碰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心里沉甸甸的。“*”中，我才知道，班里一些受当时社会上“左”的思想影响的团员，认为我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不属于工农或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抓住我说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话，认为我没有阶级观点，是走“白专”道路，所以一直反对我入团。尽管学校党总支了解我父亲在部队从事保密的科研工作，又在老师中间了解到我的表现很好，并通过班主任做团支部工作，发展我入团。然而，“*”使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1966年6月7日，北京师院附中被卷入“*”，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盛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我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1966年7月24日，*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高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主要精神是讲“阶级路线”，“政治第一”。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到1967年1月1日开始，1月底结束。
难忘的岁月（2）
1966年8月8日，*中央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中，关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的内容，实际上宣布了大学不可能在1967年招生了。可是自己觉得，既然1967年1月招生是*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说的，就一定会实行。所以后来不管是到工厂、农村劳动，还是徒步长征，“1967年1月大学招生”这句话，总在我脑海中萦绕。1967年3月7日毛主席对天津延安中学的批示公布不久，解放军进驻学校，开展军训，帮助“复课闹革命”。我被同学们推荐为军训领导组副组长，在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巴黎公社”式选举中，又被老师，同学们以的选票，选入革委会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
1967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积极、努力的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在军训解放军和老师们的帮助下，不仅各年级又回到了教室，还招收了六六、六七两届小学毕业生。当时我想，既然小学毕业生升入了初中，初中毕业生必然要升入高中，高中毕业生理所当然地应该升入大学，感到大学招生有望了。没想到在1967年底，我刚表露出自己还是希望上大学的想法后，就遭到了几十张大字报的批判。1968年春节后，开始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由于自己的大学梦不死，一直拖到12月才报名到山西插队，无奈地放弃了从中学升入大学的愿望。
1968年12月20日，我离开北京，到山西夏县禹王公社西其里大队插队。
在学校时，每次到图书馆去借书，都看到贴在墙上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和“爱书吧，它是你知识的源泉……高尔基”这两句名言。所以插队时，我带了两箱以马列着作为主的社会科学类书。而且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所以，白天我在地里劳动，晚上就在小煤油灯下不知疲倦地读马列的书，作笔记……这是指导我们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自己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必定有自己的规律，只有了解、掌握这个规律，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希望通过对马列、毛主席着作的学习，找到自己无法理解的种种现象的答案。插队七年我读完了《列宁选集》四卷和《*恩格斯选集》四卷。
通过学习，我明白了：阶级是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划分的，而不是按照意识形态划分的。*和恩格斯早就阐明了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属性。他们把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并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认为，工人阶级既包括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也包括与生产有关的从事脑力劳动的其他人员，包括经理、工程师、技术员等，因为他们都受雇于资本家，都直接参加剩余价值的创造。因此，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是不符合*主义的。
马列主义的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所以我重点进行了学习。懂得了“存在决定意识”，应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待历史问题；应该用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现实的人和事；任何存在于现实中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有其合理性；同时要用辩证的态度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当新的社会物质基础出现后，原来的存在就将灭亡，而更加合理的存在就将出现。明白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人们只能通过对相对真理的不断认识，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所以*多次表示，他并没有终极真理，而只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难忘的岁月（3）
从学习中看到：马列主义严谨的理论观点都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然后再来指导实践，并且通过实践来证明是否正确。以前，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都要求我们尊重劳动人民，向劳动人民学习。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并不清楚。
当看到农民在使用原始的耕作工具，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每年只能分到原麦280斤左右，一天最多才能挣元的恶劣生存环境下，仍然年复一年地辛勤耕种，这就不能不让我肃然起敬了。正是他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默默无闻的劳动，才使得我们城里人有饭吃，才使得国家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农村的生产劳动中自己看到，农民们在千百年的劳动实践中总结了丰富的农业知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要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道理。
1969年夏，因为在劳动中表现突出，我被评为大队、公社的“毛着”学习积极分子。年底，在全县知青中我第一个被大队党支部发展入党。因为父亲还未“解放”，公社党委不批准我入党。后来又连续三年不批准，使我在“*”中上大学受阻。
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还是要求讲“阶级路线”，“政治第一”。知青可以报名，但是要大队推荐，公社“政审”，学校面试后录取。
前几次招生时，我没有报名，因为父亲还没有“解放”，“政审”过不了关。*自我爆炸后，父亲被“解放”，从干校回到了单位。不久，他来信告诉我，由于前两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基础知识太差，大学普遍反映无法进行高等教育。周总理决定，1973年大学招生采用“考试＋推荐”的方法，让我抓紧复习功课。因为自己始终没有放弃上大学的念头，去插队时，把高中的所有教科书和各科复习总结都用纸包好放在了家里。我专程回家，把书和复习总结都看了一遍。
1972年秋天，父亲为了我能够上大学和入党，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处理完有关问题后，专程到我插队的农村来了一趟。他先和大队干部座谈，了解我在村里的表现，然后驱车去公社，将部队重新出具的对他的政审结论交给了公社，又驱车去了县革委会，将部队的一个希望能够让我在同等条件下上大学的函件给了他们。父亲走后，我想：政治障碍应该是扫除了，就看我的文化考试了。
1973年文化课考试，我的成绩是全县第一。从各种渠道汇聚的信息都是：你上大学没问题。然而 “白卷英雄”张铁生出现了。“四人帮”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拼命宣传他的“事迹”，否定文化课考试，矛头直指周总理。结果，我的名字被从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划掉。当我获悉自己又不能上大学时，昏昏沉沉地躺了好几天。我怎么也想不通，学习好反而不能上大学的道理。面对接踵而来的入党、上大学的挫折，我审视了自己的所有作为。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社会不会抛弃一个努力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我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在努力调整心态的同时，想起了一句名言“别人能够剥夺你的任何权力，却无法剥夺你学习的权力”，想到司马迁受“宫刑”，写“史记”，高尔基、华罗庚、爱迪生都没有上过大学，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承认。我为什么不能走和他们一样的路呢？于是，从村里一个大学物理系肄业的中学老师那里借来了大学一年级的数理化教科书，开始自学。
难忘的岁月（4）
1973年春末，我在全县知青中第一个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负责科学种田。自己身体力行地和大队干部、群众一起，按照科学规律种田，使6400亩小麦平均亩产，从历史最高的264斤，到1975年的412斤，超过了农业纲要要求的400斤的指标。农民的口粮也从280斤升到了350斤。在这期间，自己被评为公社的优秀大队干部，还学到了不少知识。而老支书说的“共产党的事情是为了老百姓，谁能够为老百姓干好，谁就来干，不要去争。现在我们来干，就一定要干好，不要让群众把我们后背戳个大窟窿。”让我记忆犹新。当年的6月1日我被公社党委批准入党。
1975年6月，我被招工到太原铁路分局当工人，很快被抽到段政工室，不久又被借调到分局宣传部。当时全国铁路系统都在铁道部长万里领导下，按照中央制定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整顿各项工作。因为我经常在宣传、贯彻这个决定的文章中“引经据典”，引起了宣传部长的注意。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什么时候学了这么多马列着作？”我如实进行了回答。他沉思了一下说：“很多知青插队后都很消沉，你是自己上了一趟党校啊！”
1976年，当“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时，我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抵制。“四人帮”垮台后，我“以工代干”，被党委任命为团委书记。承担起了对团员、青年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因为工作成绩显着，我们团委被评为优秀团委，我个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7年夏，关于大学招生的消息满天飞。共同点是：必须通过文化课考试；不同点是，招生的年龄限制是25…30岁。一次回家，父亲对我说：“总参的同志告诉我，这次大学招生的年龄放宽到30岁，是小平同志决定的。你要抓紧准备。”当时团委工作特别忙，我就没往心里去。隔了一周我回家，父亲发现我在火车上还看小说时，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火，知道消息是确切的。回单位后，我开始抽空看高中教科书和复习笔记。果然，1977年的大学招生简章，允许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但是，对在职职工，需要单位开证明同意。开始党委书记不同意我报考大学，对我说：“你何必凑热闹去考，以后保送你上党校，不也一样吗？”由于我不死心，老找他，一次他急了，对我说：“小葛啊，小葛，你就不明白你是党委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怎么就一门心思地要考大学呢？”在我的反复要求下，他才勉强同意。但是，只给了我一周时间复习。
高考前一周，每天除了到食堂吃饭，就是看书复习，直到深夜。因为当时在搞政治工作，经常写材料，研究党的政策，所以决定不复习语文和政治，只复习数理化。真要感谢我的高中老师们把课讲得那么清楚，使我在看书时能够回忆起老师讲课的情景和他们对重点内容的解释。
第四天早上，党委书记来电话：“小葛，有一个专案的结案材料，报送了两次都被退回来了，我看还是要你来写。”案卷很快送来了。因为插队时曾在县里公检法帮助整理案卷写过类似的材料，到晚上十点多就写完了。这次，结案报告通过了。
高考第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第二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理化。我白天考试，晚上继续复习。因为太疲劳，第二天中午一觉醒来，距2点的考试时间只有10分钟了。我骑上自行车，拼命往考场赶，进入考场时是2点15分。监考老师说：“你再晚来5分钟，就要被取消考试资格了。”那年的物理、化学放在一起考，难度不大，我很快答完了。检查了两遍，没发现什么错误，就第一个交了卷。监考老师说：“你最后一个进来，第一个交卷，有把握吗？”我说：“化学只考到高二，物理只考到高三上半学期，不太难。”
难忘的岁月（5）
1977年底，公布了高考达到录取分数线的人名单，我榜上有名。可是录取通知书却迟迟不来，我就到“高招办”去了解情况。工作人员拿出按成绩排序，有高考分数和录取院校名称的考生花名册，让我自己找。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同时看到，成绩在我前面的，都被清华、北大录取了，在我后面的被北航、上海交大录取了。而我夹在中间，没被任何大学录取，觉得非常奇怪，就进行询问。答复是：山西省规定，老三届的学生，必须平均成绩95分以上，才能出省上大学。我再看，自己的平均成绩只差零点几分就是95分了，而且填报的志愿中没有一个山西省的院校。工作人员看到我迷茫的神情，就安慰我说：“你的成绩那么高，不能出省，就选择一个山西的院校走读吧。”我选择了山西矿业学院机电系电气自动化专业。
几天后，分局组织部部长把我叫到组织部，拿出山西矿业学院录取我的通知书和分局人事、党委的已经打印成文、未盖章的两个命令让我看。人事令是：批准我从工人转为干部；党委令是：任命我为团委书记，并担任党委委员。他对我说：“小葛，你要哪个？你要录取通知，这两个令就不盖章下发了。你要是决定不上大学了，我马上就盖章下发这两个令。你可是分局党委唯一批准从工人转干部的啊！”面对上级党委的信任，放弃上大学？我不甘心。为了能够上大学，我历经波折，现在通过不懈努力，愿望终于能够实现了。可要是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