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据往年的经验：麦收7…10天，打场一个月。便在7月15日回到村里转党组织关系，一进村，就发现各小队还是一派繁忙的打场景象。在去大队部的路上，碰到几个生产小队的队长，我问他们，怎么还没有打完场？他们满脸兴奋，争先恐后地对我说，往年的小麦在场里最多沿墙集一垛半，今年集了两垛半还多，肯定是个好收成。还连连夸奖我说，元仁，你可为咱们村立了功了！我说，今年的收成好，是大家齐心协力的功劳，是不是立功还是打完场再说。
8月中旬，大队来信说，当年的小麦亩产达到了412斤，超过了农业生产纲要要求的亩产400斤的指标。社员口粮也从每人每年280斤小麦提高到350斤。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的苦没有白吃，终于为改善老乡们的生活做了一点事。
80年代中期，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村里看望乡亲们，比起我插队的时候，村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像所有地方都存在发展不平衡一样，村里个别人家生活还比较贫困，虽然吃饭不存在问题了，但还是住在土坯房内，穿着破旧。医疗问题也没有解决。
前两天村里来电话告诉我，农村也实行了“低保”和“合作医疗”，后顾之忧正被一个一个地解决，大家觉得过更好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根据*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制定了新的农村政策，相信农村将迎来新的发展，农民们的生活将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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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1）
“*”、插队、回城
……我的青年时代
唐宁生
作者简介：唐宁生，男，1949年9月出生。安徽宿松人。*党员。大学本科学历。1968年高中毕业，到辽宁省清原县南八家乡双泉沟插队。1971年抽调到沈阳矿务局安装处试验室当试验电工，工程师，试验室主任。2004年病退。
我们早已下定决心，不取回“真经”，决不回头。我俩又想方设法混上了下一趟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一到天津，又被撵下来了。只好出站买了票。这才想起我们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于是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已经发干直掉渣的馒头，喝着火车上的白开水，望着窗外飞驶而过的村庄，惬意极了。
中央“*”接待站的同志明确指出：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属实，你们的校长就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反动权威，因为中学里没有学术权威。我们俩喜出望外。一路上的艰辛，两次被撵下车的委屈，都因我们取到了“尚方宝剑”，一扫而光！
历史证明，我们的想法太幼稚了。在那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虽然我们把从北京取来的“真经”贴在一楼门斗最显眼的位置……进楼的必经之路上，两派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保的继续保，打的继续打。
“文 革”
正当我们无忧无虑成长的时候，平地一声惊雷，共和国空前的一场灾难……“*”，骤然降临了。从此，中国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沈阳二十七中学，从一楼到三楼走廊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德高望重的赵家实校长一夜之间就莫明其妙地成了“叛徒”、“反动学术权威”了！
赵校长写了一张大字报，勇敢地为自己申辩，竟然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恶意围攻。什么“不许大叛徒赵家实翻*的案！”什么“不许赵家实反攻倒算！”甚至还有人公然贴出大标语：“赵家实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实在是令人迷惑，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啊！
半个月后，就在人们快要将赵校长的所谓翻案风忘记时，一张题为《这是翻案吗？》的大字报，如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像一声惊雷，响彻二十七中的上空。人们奔走相告：“胆大包天” 为赵家实翻案了！“胆大包天”保赵家实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转瞬间，在《这是翻案吗？》的周围，就贴出了了无数张两种观点截然相反的大字报。是打倒还是保护赵家实，一时成了二十七中“*”斗争的焦点，两派学生，情绪激昂，唇枪舌剑，展开了空前的大辩论。人们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嗓子都喊哑了。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一边倒的局面一下子被鼓声震天、吼声动地的辩论取代了。
被广大师生赞誉和拥护的“胆大包天”战斗队，其时，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我。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仿佛到处是大标语。“‘咸、路、赵’ 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坚决打倒三反分子某某某！”“彻底批倒批臭某某某，让某某某永世不得翻身！”漫天的大字报虽言之无物，却刀光剑影，杀气腾腾，触目惊心。每个被打倒的人的名字上都打着血淋淋的大叉。
“*”中，打倒某人的程序是：先定性，成立该人的专案组；然后搞群众运动，发动群众，大搞逼、供、信，肆意拼凑黑材料，剥夺被审查人的申诉权力，使之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辩，有冤无处申。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帅，下到平民百姓，人命竟被如此草菅！
“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2）
然而，做人应该襟怀坦白，旗帜鲜明，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那种看别人脸色行事，唯唯诺诺，卑躬屈膝或处世圆滑，明哲保身，挺不起腰杆做人的人，即使活到200岁，又有什么意思！
“宁可轰轰烈烈活50岁，也不愿意窝窝囊囊混200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想法就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溶化在我的血液中。这使我经常碰壁，甚至头破血流，影响了我的一生。但我至今不悔！我的人生道路，因此更坎坷、更跌宕起伏，却也更丰富多彩。
反复考虑，下定决心，我要为赵家实翻案！一个人干，势单力薄，而且，我深知自己反应迟钝，笨嘴拙腮，甚至有些木讷；为赵家实翻案纵有铁山般的证据，没有雄辩的口才，也是万万不行的。我必须找到一个有胆、有识、有口才、有事业心，而且观点一致的同学。突然，我眼前一亮：有了！就找他……夏任凡！
为了不走漏一点儿风声，大字报的起草，反复修改以及用毛笔誊写，都是在我家悄悄完成的。该写落款时，我们俩犯难了……以什么名义发表呢？经过反复考虑，我们俩一致认为：以一个战斗队的名义发表比较好，既真实，还可以壮声势。于是，我们俩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想起个好名字。当我灵机一动，提出用“胆大包天”时，夏任凡立即拍手叫好。在二十七中“*”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胆大包天”战斗队便从此诞生了！
夏任凡离开我家时，已是深夜11点钟了。
翌日，我和夏任凡起了个大早，趁学校还没有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是翻案吗？》的大字报贴到一楼到二楼缓步台的中间最显眼的地方，然后就“于无声处听惊雷”去了。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红卫兵乱抓辫子、乱打棍子、乱戴帽子，无论怎样“左”都不必担心犯错误；即使错了，也无非是水平问题、认识问题。一旦右了一点点，那就不得了了，就要大祸临头！什么“犯路线错误”啦，“阶级立场不稳”啦等等，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非给你戴到头上不可。
“*”中，赵校长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人间辱。二三十斤重的大牌子挂在脖子上，上百次的小会批、大会斗，几乎没有一次不“享受”“喷气式”、低头大弯腰的。有一次，在三楼的大教室批斗他，由于时间太长，坚持不住，他摔倒在水泥地上，一个“小将”冲上去，照他脑袋就是一脚，顿时，老校长右眼失明，左耳失聪。
当年还只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的王诗光，其兄王诗武和我是初中同学，“*”前就与我相识；“*”中，我们又志同道合，便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在二十七中打赵、保赵两派处于势均力敌的1967年初，我和王诗光到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接待站上访，想通过求助“尚方宝剑”迅速地把赵校长解放出来。我们没有钱买火车票，便在沈阳站买了两张站台票混上了车。一路上提心吊胆，凌晨还是在山海关被撵下了车。雄关峻岭躲在夜幕后面；扑面而来的，是刺骨的阵阵寒风。
我们早已下定决心，不取回“真经”，决不回头。我俩又想方设法混上了下一趟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一到天津，又被撵下来了。只好出站买了票。这才想起我们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于是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已经发干直掉渣的馒头，喝着火车上的白开水，望着窗外飞驶而过的村庄，惬意极了。
“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3）
中央“*”接待站的同志明确指出：如果你们反应的情况属实，你们的校长就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反动权威，因为中学里没有学术权威。我们俩喜出望外。一路上的艰辛，两次被撵下车的委屈，都因我们取到了“尚方宝剑”，一扫而光！
历史证明，我们的想法太幼稚了。在那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虽然我们把从北京取来的“真经”贴在一楼门斗最显眼的位置……进楼的必经之路上，两派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保的继续保，打的继续打。
我与同学们奋不顾身地摇旗呐喊了一年多，也没有把赵校长解放出来。我们怀着对“咸、路、赵”的命运深深的担忧，离开母校，上山下乡了。
插 队
1968年初秋，我们到清原县南八家乡双泉沟插队。
告别了母校，远离了父母，就几乎全靠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成长了。
沈阳二十七中的学生，一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把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作磨炼自己意志的机会。我们尊敬农民，诚恳地拜农民为师，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朴实无华、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以及各种劳动本领。
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劳动，让我们尝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真正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夏锄“歇气”时，我把两根锄杠拼在一起，躺在上面，转眼间便进入梦乡。春耕、夏锄、秋收这三个大忙季节，累得躺在炕上，好像还未翻身，天就亮了。半夜大雨倾盆，电闪雷鸣，惊天动地，我们却浑然不知，仍然呼呼大睡！
1970年4月，正是旱田春耕、水田育秧的农忙时节。我们白天干活都累了，晚上九时许，都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狗吠把我们惊醒了。
大队通讯员大声喊道：“大家快起来，到学校开会去！”
我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问：“开什么会啊？”
“批斗刘绪生。” 通讯员答应道。
“批斗他？那不影响我们队的水田生产吗？”
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就穿上衣服，随同学们一起到学校开会去了。
几个大灯泡把整个会场照得通亮。南八家公社工作组组长……金斗山，亮着他特有的公鸭嗓，大声喊道：“请大家安静，现在开会了！”刚才还嗡嗡嗡的会场，马上鸦雀无声。
金斗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绪生押上来！”早就准备好的民兵们，便蜂拥般押着刘绪生走上台来。
刘绪生耷拉着脑袋，憔悴的脸上充满了紧张和惶恐。
金斗山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今天晚上，我们新立屯大队在这里召开社员大会，揭发、批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绪生。可是，现在还有人同他划不清界限，居然说什么批斗他会影响队里的水田生产。”
谁也没有料到开会前有这么个“前奏曲”，许多人的眼睛瞪圆了，会场的空气也仿佛凝固了。
紧接着，他眼睛一瞪，声嘶力竭的大喝一声：“谁说的，给我站起来！”
我惴惴不安地站了起来。顿时，惊讶的目光一齐射向了我，我惶惶不知所措，心里一片茫然。
这是我在半个小时之前说的话呀，是谁这么快就给汇报上去了？
金斗山正满脸怒气地要对我发作时，“五七”战士老何突然急步上前，弯着腰用右手拢成半个喇叭状，贴着金斗山的耳朵根小声说话。我离他们不远，还能听清他说的：“他是沈阳来的知青。”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4）
金斗山皱着眉头，满脸狐疑地盯着我这个穿着有好几块补丁、右肩膀头上还露出了旧棉花的破棉袄，腰间系着一根草绳，脚上穿着垫着羊胡子草的胶皮“欤B”，虽然显得惶恐、却明显流露出几分敌意的年轻人……穿得比当地青年都“土”，这哪像是沈阳来的知青啊！
金斗山听老何说我是沈阳知青，他迟疑了一下，态度缓和了许多，摆摆手说：“坐下吧！”
显然，这是老何及时为我“验明正身”，亮出我的知青……“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的身份救了我。我怀着深深的感激望了老何一眼。如果不是他出手相救，我非得被“请”到台上，和刘绪生站在一起，做陪斗不可。
刘绪生比我只大七八岁，那时，他大概也就二十七八岁吧，是双泉沟难得的秀才，是双泉沟难得的队长候选人。只是因为土改时，他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父母去世又早，只余下他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所以，刘绪生对自己家的成分总也说不清，结果吃了大亏。乡亲们三番五次地推选他当队长。可是，报一次，被上级否定一次，大家也就死心了。无可奈何，只好大材小用，让他当了既不用看出身好坏又不用上级批准的水田技术员。在那个突出政治、一切领域都要“政治挂帅”的年代，出身不好的人想要入党、提干，简直比登天还难。
然而，他关爱集体，好学上进，钻研技术。他讲起种庄稼的学问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不仅有理论，而且重实践。他家的自留地，不论种玉米、高粱还是蔬菜，产量都要比别人家的高。他乐于助人，老实厚道，所以人缘也很好。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刘绪生胸怀宽广，坦荡无私。尽管上级屡次不批准他当队长，他并不怨天尤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关爱集体。他责任心强，又肯动脑筋，在小队领导的支持下，他带领社员把烂泥塘、涝洼地都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的水田，既增加了社员的收入，又使社员们吃的大米由原来的每年几十斤，增加到100多斤。
有一年，连降大雨，山洪暴发，多数人都去抢救自己家的庄稼，刘绪生却不管自己家快要成熟的玉米，奋不顾身地跑到队里新开垦的水田，冒着瓢泼大雨，拼命地排洪泄洪，终于保住了集体新开垦的十几亩水稻，他也因此赢得了广大社员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1968年夏天，也就是在我们知青上山下乡前几个月的一次社员学习会上，刘绪生主动给大家读报纸。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他竟将“衷心”的“衷”字，读成“丧”字，变成“丧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了。这下，他可闯下弥天大祸了！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祭起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法宝，无限上纲、上线，非要把刘绪生一棒子打死不可。
那些吃政治饭的大队和公社的老爷们，正苦于找不到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听说双泉沟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自然欣喜若狂。他们立即指示：先把刘绪生在本队批倒批臭，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大队和全公社推广。而且规定，每天至少要批判他三次，要把批判会开到田间、地头。
我对刘绪生非常同情。我对工作组不问青红皂白，对一个人不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