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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黄昏，我坐在蒙古包的门里，不经意地往外看了一眼，只见一条大狼就站在门前三四米的地方，张着血盆大口，呲着尖牙，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音，面对着我。我惊骇不已，想喊，却因紧张和惊吓而失声，喊不出声来。与狼对峙了一会儿，我在蒙古包里摸到一把斧子拿在手里，过了五六分钟，狼才转身走了。我缓过劲来，才发觉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请问：面对这样凶狠狡猾的狼，牧人们难道还会对其打躬作揖、连声道谢吗？现在有些城里的人把狼称为人类的朋友。当然，为了维护生物链的良性循环和研究的需要，也不必将狼赶尽杀绝，但狼作为一种凶残的形象，却早已积淀在人们的思维习惯之中。20世纪50年代一首着名的歌儿就唱道：“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在全民皆兵的60年代，我们这些中学生也曾杀气腾腾地唱过：“打狼要有棒，打虎要有枪；对付侵略者，嘿！人民一定要武装！”70年代亦有歌曰：“千里草原摆战场，风吹草低见刀枪。牧羊鞭警惕着吃人的野兽，套马杆等待着狡猾的豺狼。”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回忆与思考（6）
有些动物只能是人类直接的敌人（与人类间接为敌的动物还不在其内），请问：有谁愿意和疯狗交朋友，让它去咬一口？草原上遍地成灾的大老鼠连尾巴有二尺多长，破坏草场、传播鼠疫等病害，能成为人类的朋友吗？对这些老鼠只能是毫不留情地滥捕滥杀，还很难斩尽杀绝，人类与老鼠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了。
骆驼可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但三九天发情的公骆驼可不能靠近。骆驼跑起来比马可快多了，遇到这种情况，人只能往山上跑，再往山下跑，公骆驼收不住脚，就会滚下山去；或者往冰面上跑，当骆驼跪下来，一步一步在冰面上费劲地挪动时，人再趁机逃脱；当实在逃不脱时，只好手持金属马镫子，在骆驼朝人扑来时，照准它的鼻子狠命打。你想一想：当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向人扑过来，要把人压在肚子底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这时还能把它当朋友吗？
马是聪明的动物，耕田的时候，它会自己沿着田埂走直线，不用像赶牛时那样费力地吆喝、乱抽乱打。在一个马群中，一匹公马带着十多匹母马作为其配偶，母马们又各自带着自己的小儿女。但等到这些小儿女长到三岁，具备了生育能力时，公马就会又踢又咬，把这些已成年的儿女们强行赶出马群。这些成年儿女们只好另组家庭，形成新的马群。十几年后，当我在大学里读恩格斯所着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到其中的“普那路亚” 婚姻形态时（意为亲密的伙伴，指一群兄弟与一群姐妹之间的相互婚姻，一种排除了上辈和下辈的同辈人的婚姻），我为马群的同辈婚姻状态而惊奇：居然越过了人类杂婚或群婚的阶段！这分明是动物进化和优生的明例。而牛、羊、狗、骆驼等很多动物，却还是没有超越这一阶段！
像我这样在草原上生活过的人，恐怕是讨厌宠物的，这些宠物已经被异化而失去了其原本的天性。难怪城里的猫因成天吃猪肝、火腿肠、喝鱼汤反倒怕老鼠，而草原上灵巧的狗却会捉老鼠，但城里的狗拿耗子就肯定是多管闲事了。
1998年5月24日
第二部分 改革开放的开端……忆高考
（纪念恢复高考20年）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以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文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为开端的。这是*在全国农村改革启动之前就已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是对十年“*”最直接有力地第一次否定。高考为1966…1978届3000多万初、高中学生提供了“*”以来第一次平等竞争的机会（据*考试中心提供的数据，当时全国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竟然有一亿四千万人）。以此为标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那时的我们已近而立之年。“人生能有几回搏？”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容国团的名言激励着我们，竭尽全力地投入了高考。这是抓住青春尾巴的最后一次机会，因而显得十分难得而紧迫。
1978年元旦一过，同在湖北安陆棉纺厂做工的我们，见面时常常言不由衷地提及高考，因为许多人都参加了1977年底由全国各省单独命题组织的第一次高考。几位“*”前的老高中生，谈起高考都摇头叹息：考题太容易了，以而立之年去与十六七岁的应届生相比（那时有些省市的小学、中学都是五年制），如此简单的考题，使前者在考分上难以占到优势，而在年龄上又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以“*”多年来所形成的思维习惯断定：国家容许30岁的老高中生们参加高考，只不过是拿我们这些人作陪衬罢了，因而连呼上当，有种被愚弄的感觉，说下次再不会受骗了。他们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仍暗含着希望，又害怕因过高的期望值而伤害了自己。但他们没有想到：1977年按照初中文化标准命题的高考试卷，竟然有98％的理工类考生不及格。春节一过，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到达，厂宣传科成为众目所瞩之地，每天都从那里传出喜讯，人们奔走相告，消息顷刻间传遍全厂。在这种氛围中，尚未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人都在暗想：下一个会轮到我吗？那些老高中生们都如愿以偿，打点行装上路了，尽管被录取的院校和专业并不尽人意，但他们对这来之不易的机遇还是非常高兴的。只有呼声很高、考分也很高的几个人杳无音信，原因不明，因为当时还有政治审查这一关。有一个分数很高的“老高三”考生因不甘心而去查询，居然连高考档案都找不到了。可见第一次由各省单独命题的高考，组织工作还不够严密。在全厂通过了分数线的30多位考生而最终未被录取的4个人中，不幸也有本人，虽然深感沮丧，也只好认命了。众多同道金榜题名，极大地鼓舞了当初持观望态度而未参加高考的人们：种种疑虑基本消除，更多的人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准备一搏。我经过了一番调整，也逐渐从沮丧失落的心绪中走了出来，重整旗鼓准备再战。当时我在厂财务科做出纳工作，每个月都给那些工龄满五年以上而进了大学的人寄发当月工资。在汇款单上填写那些熟悉的名字时我曾想：哪一天有谁也会给我往高校寄工资呢？第二次参加高考，是1978年的7月。在湖北难耐的酷暑中，我们常常蹲在椅子上看书，因为裤衩总被汗水浸湿，椅面上常常是湿淋淋的一片，与裤子粘在一起，胳臂与桌面之间也常常要垫块湿毛巾。第二次参加高考，我的成绩仍然是差强人意，最终被中南地区的一所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懵懵懂懂地去安陆县城派出所迁户口的时候，我想起10年前从北京将户口迁往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情景，终于意识到人生命运的再一次转折。这一次全厂又有50多人被各高校录取。当我乘上火车去学校报到，看到车厢里三三两两、兴高采烈的大学新生们，真有一种如同梦幻般的感觉。因为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在“*”中是不可能上大学的。1977年底全国共有570万人、1978年7月有618万人参加了高考，这两届共录取了万考生，入学率仅为％。1977年、1978年、1979年这三年全国高校共招生88万余人，1980年以后才全面恢复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的高考制度。恢复高考培养和准备了一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并身体力行的骨干队伍，我们有幸最先站到了中华民族再次奋起腾飞的起跑点，最早嗅到了公正、透明的新鲜空气。更多的同龄人却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只能在今后的岁月里通过成人教育的途径来完成自己的学业。
回忆与思考（7）
在紧张的备考之余，我几次听过一首为粉碎“四人帮”而创作的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以后每次再听到这首乐曲，就使我想起了难忘的高考。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靠自己的能力去努力改变和把握人生命运的一搏。
1998年10月31日
第三部分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一 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反道路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伴随着城市化，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众多中小城镇在乡村中建立起来。在如今的美国，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2％…3％，由于采用高新技术的农牧场创造了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再加上政府的高额补贴，工业反哺农业，少数美国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供应本国人民有余，还可以大量出口。而在我国，随着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过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来拓宽的就业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镇青年的就业门路越来越窄。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883万人，到1978年减少到仅仅15万人 ，政府几乎找不到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一五”时期的城镇就业政策，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进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造成了待业人员对国家的依赖。实际上，国家既统不了也包不起，许多人只好消极地等待就业，而许多行业又有待开发。这就造成了有人无事干，有事无人干的不正常现象。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也大大限制了城镇的就业容量。新中国成立后，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据统计分析：当时的每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容纳劳动力万人，用在重工业就只能容纳5000人。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直接引进苏联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越过了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工业发展阶段。再次，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上，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这也大大削弱了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当然，造成就业难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错误的人口政策使中国多生了数亿人，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总额为8亿人，是整个欧洲劳动力总额的一倍。这是建国后由于政策失误而留下的最大遗产，恐怕100年都难以化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制度能够妥善有效地解决这么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本来就很低，“大跃进”和“*”等历次政治运动更加剧了经济的停滞和破坏，城市中多余的劳动力，只好被送往更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边疆，以缓解城市的财政和就业压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世界各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大批知识青年送往农村。于是，整整一代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知青。
知青回乡、下乡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1955年12月，毛泽东在看到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该乡中小学毕业生回到自己在农村的家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下了一段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共青团中央的倡导下，经国家统一部署，全国有很多省市都学习社会主义苏联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组织了以青年农民为主体的志愿垦荒队，其中也有部分城市知识青年的参与。如北京青年参与开发北大荒；浙江温州青年开发大陈岛；上海、江浙等南方知青参加新疆军垦（1964年10月曾上演了一部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江西的共青城也是在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关怀下由城市知青为骨干建立的；再如北京知青在“*”前就有去宁夏军垦农建13师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临河县插队的。“*”前全国共组织动员了近130万知青下乡，其中有近百万是1962…1966年下乡的，他们中有很多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资本家”的子女）。在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上海知青中，就有相当多的人属于这种情况。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更多，当时的回乡知青中有董加耕、吕玉兰、邢燕子等全国闻名的典型模范；下乡知青中有北京知青侯隽是榜样。这就形成了一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回忆与思考（8）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六大行政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出15年的安置规划。1964年1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同意*总书记的意见，他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要从这里出发。关于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搞好插队。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 。1964年1月16日，*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前关于知青安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动员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而形成，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特征，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大体沿袭未改。其要点为：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严格计划下，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由国家发放安置经费；以将城市知识青年送往农村生产队集体插队落户为主要形式，或集体分配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 。这就是说，由于人口政策和“大跃进”运动等一系列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失调和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即使没有“*”，许多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乡的。
从新中国人口迁徙的角度看，在传统的体制下，我国对劳动力的安排服从计划经济的需要，加之错误的经济决策，导致人口迁移多次出现大起大落。人口大迁徙使众多城乡居民成为不正常制度的牺牲品，如1958年“大跃进”时2000万农民进城务工，继而又将2000万人遣返农村，把人口包袱甩到农村作为解决粮食和就业的手段，用经济性的迁移来减轻城市的财政负担。而从1964年起直到“*”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经济因素（比如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外，还带着一种强制动员性的政治含义，是一条促进青年革命化、在“大风大浪”之中成长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光辉道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简称“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开始两年后，由于中学停课、大学不招生，企业基本不招工，数百万正处于青春期和政治分裂状态下的中学生们在城市里无所事事甚至惹是生非，也就日益成为城市里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更有一些红卫兵组织不忠实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在“*”初期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解散红卫兵组织以恢复秩序便被提上了日程。
当“*”的风暴骤起之时，许多“*”前下乡的老知青曾掀起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