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短暂的周末（周日下午4∶30必须准时乘专车返校报到）。记得“*”前的入队程序很严格，1965年夏，我被批准加入少先队。金秋十月，在大礼堂庄严隆重的仪式上，随着我被一位高年级的女同学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自己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少先队队员。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2）
在1964年9月至1966年7月的两年时间里，我在这所以管理严格和规范而着称的大学校里接受了一生中最初的正规教育。在这座草木葱茏、鸟语花香的美丽校园里，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严格的校风校纪，培养了我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观念，培养了我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十一”学校给予我的这一切，令我受益终生。
1964年席卷全军的大比武运动和全国大办民兵的热潮，给在总政大院长大的我留下颇为难忘的印象：军委机关干部利用业余时间练习瞄准射击的生动场景、地方女青年“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英姿，尤其是当我用稚嫩双手第一次抚摸五四式手枪时的那种神圣感至今难以忘怀。
父亲是位重感情、有责任心、有生活情趣的儒雅军人。我在北京度过的童年生活之所以幸福、愉快，一方面是由于“*”前人民的生活氛围比较和谐，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父亲对家庭业余生活的合理安排。记得那时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父亲只要不下部队、手头没有紧要的工作，大都会带着我们全家或看电影、参加文娱活动，或有计划地游览首都的名胜古迹。从故宫到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天文台到北京动物园、军事博物馆，从泛舟北海公园到畅游颐和园、香山、八大处、万里长城……这些对当年的许多孩子来说只能从图书和电影上了解的景点，不止一次地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至今，我都十分怀念“*”前在北京那近十年美好而愉快的童年生活。电影《祖国的花朵》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经典老歌所描绘的，正是我们这一代红领巾所亲身经历的幸福但却短暂的童年生活写照。如果没有后面的变化，我注定要在“十一”学校这所庞大的军干子弟学校一帆风顺地读下去。然而，1966年6月伴随国防部长对父亲的一项新任命，我们全家每个人的命运都悄然发生了关乎一生的巨变。
生长于上海的父亲，自幼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十分崇拜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他格外喜爱鲁迅针砭时弊、文笔精辟的文章，抗战爆发时已是名校上海中学的高材生之一。作为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父亲在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于1941年深秋的一天，秘密离开上海奔赴苏北兴化参加了新四军（家中长子的突然失踪在家族内引起了不小的惊慌与担心，焦虑的祖父母先后在《申报》和《大晚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父亲的才干，在新四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得到培养和展现。由于勤奋好学、文笔精练，父亲在“皖南事变”后组建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教导大队，便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之为“小鲁迅”，并且受到谭震林师长的单独接见和宴请。1953年10月，文思敏捷、已从事部队宣传教育工作多年的父亲，被军委总政秘书长、青年部首任部长王宗槐将军点名由华东军区政治部调至总政青年部青年教育处任职，从此，他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了十几年。1966年初夏，42岁的父亲因辛国治、李耀文将军等领导的器重，被正式任命为某大（济南）军区《前卫报》社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
人在一个城市住久了，总希望换一个新鲜的地方去体验一下未知的生活……对于不谙世事、天真无邪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记得1966年初夏时节，当父母向我们宣布不久将要举家迁至号称“泉城”的山东省会济南时，我们兄弟三人的第一反应是：兴奋和激动，甚至在左邻右舍的小伙伴面前还流露出一些“自豪”和骄傲。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3）
在北京生活了近十年；我对首都的生活环境、名胜古迹已经太熟悉了。如今，家将要搬到“一城山色半城湖”、颇有文化氛围的泉城那该有多好啊！……这种对未来生活美好向往的激动和兴奋，一直持续到自己第一次好奇地踏上火车走进那神秘而豪华的软卧车厢、美美地进入梦乡。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改变了我们全家人命运的日子：1966年7月31日。由北京赴济南的火车是晚上*点钟的，由于当时总政机关的小汽车较少，我清楚地记得，整装待发的全家五口人和为父亲送行的战友、邻居等了许久，姗姗来迟的是一辆送总政干部去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建军39周年联欢晚会的苏制吉普车。当汽车经新街口至西单由北向东拐上长安街驶向北京站时，我的脸紧紧地贴在车窗上，依依不舍地望着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那告别北京之时的长安街夜景，令我终生难忘。
1966年8月1日早晨，阳光明媚，当南下的火车跨过黄河铁桥时，父亲兴奋地指着窗外说：“快看，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黄河，也是我对黄河之滨的济南的第一印象。
上午9时，当火车缓缓驶入济南车站时，某军区政治部前来接站的几位干部已在月台上等候良久。我们的新家，被安排在南郊英雄山附近的军区宿舍大院一栋楼房的一层。
9月1日开学后，我在某大（济南）军区大院附近的经十一路小学上了三年级。全家人的生活与在北京时相比，似乎仅仅是更换了地点和环境，并渐渐失去了初来乍到的新鲜和好奇而已。
“福兮祸所伏”，老子的名言道出了人世间最朴素的辩证法。此时此刻，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然向父亲袭来，然而，对此一切，朴实善良的父亲和他的家人却全然不知。
二 十年风雨坎坷求学路
1964…1974年，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恰恰整十年。在十年之中，除了“*”前在北京的两年平静而祥和，1966年8月之后的八年都是在不平静的风风雨雨之中度过的，若加上“*”后期在苏北公社卫生院两年的学医生涯，整整十年“*”的求学，都可谓在坎坷中一路走来。
在济南的求学生涯最初似乎十分平静。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着毛泽东主席自1966年8月18日起连续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很快，由北京发端的红卫兵运动席卷了全国。上千万“革命小将”的狂热，迅速将神州大地搅得混乱起来。我们这些稚气未脱、不谙世事的三年级小学生，也在一夜之间颇有些自豪地当上了“毛主席的红小兵”。仅仅一年后，我们这些刚刚跨入四年级的小学生，又在糊里糊涂之中集体变成了“红卫兵”：学校统一将“红小兵”袖章收去，在红布反面印上“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小学部 第一野战兵团”的字样发给我们佩带，但却明令禁止我们参与任何校外政治运动。因此，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仅仅是当年名不副实的“红卫兵小将”（这只见证了“*”历史的红卫兵袖章，4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作为纪念）。
1966年底的泉城，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1967年的元旦钟声刚刚响过，广播里就传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这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仅仅几天之后，风暴首先从上海刮起：在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策划和指挥下，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权。时称“上海一月风暴”。以此发端，引发了席卷全国的造反派“夺权”浪潮。随着混乱局势的蔓延，我所在的济南经十一路小学也开始了所谓的“停课闹革命”。 2月3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夺了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的大权（史称“山东二·三夺权”），省会济南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对于“二·三夺权”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原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很快发布了新闻报道，表示坚决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然而，此时主持军区机关报《前卫报》日常工作的父亲却并未随波逐流，反倒“冷眼旁观”了多日。常年在军委总政工作的他养成了凡事讲原则、组织纪律性强的稳健作风。对于“二·三夺权”这样关乎山东政局和军区部队稳定的大事，由于以徐向前元帅为首的“军委*领导小组”起初并未明确表态支持，父亲便以等待军委指示为由，压下了待发的有关“二·三夺权”的新闻稿。由于当时的《前卫报》是每周两期出版，等到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二·三夺权”有明确表态之后，他才决定补发关于“造反派夺权胜利和山东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此时，已将关于“二·三夺权”的报道扣压了将近一个星期。父亲此种趋同于“保皇派”的做法，自然引起了济南、乃至山东全省“革命造反派”们的强烈不满……父亲及我们一家人的厄运便从此降临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4）
就在此时，恰逢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谭震林等老帅们进行的“二月抗争”刚刚发生，并引发了从京城开始的揪斗“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行动。刚刚走马上任仅半年的父亲作为“黑干将”之一被勒令停职审查，开始软禁在家没日没夜地写检查。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噩梦般的早晨：记得那是1967年3月初一个寒冷的日子，母亲已去济南口腔医院上班，我们兄弟三人和父亲刚刚吃完早饭，突然一伙彪悍的造反派以“揪斗走资派”为名破门而入，当着我的面粗暴地将瘦弱的父亲打昏在地，随即开始了野蛮的抄家；他们用铁器撬开家中所有的箱柜，将所有“疑似问题”的东西装满了整整一麻袋，方才扬长而去。当我搀扶起父亲、用毛巾擦拭他头上流出的鲜血之时，胸膛里涌动着对眼前这场名为“文化革命”、实则政治*的强烈质疑和愤怒。
从这天起，被撤职之后的父亲经历了长达数月的游街、批斗和无休止的“深刻检查”，自1968年起，先后被送往军区下属矿山和位于黄河入海口处的军马场劳动改造。十余年后，当花甲之年的父亲看了谢晋导演的反映“*”历史的电影《牧马人》之后，不禁感慨万端地对老战友说：“当年我也当过牧马人啊！”也正是从造反派抄家那天起，我们兄弟仨的身份在一夜之间，便由令人羡慕的高干子女变为另类的“黑帮子女”。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副关于血统论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被统称为“狗崽子”。在1975年底父亲*之前的九年间，我们这些无辜的孩子不仅在学校和社会上倍遭歧视和排挤，连行走在路上也不时遭到身后一些人的诲骂，甚至石块袭扰。
1970年的春节，是在严寒和全家准备大搬迁的苦闷氛围中黯然度过的。1969年底，父亲所在单位的上级党委，竟以“反对毛主席*战略部署”为罪名，对主管报社工作仅仅几个月的父亲做出了十分严厉的处分决定：“留党察看两年，本人行政级别由13级降为17级，作复员处理。”当时；全军尚无行政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复员”之先例，为了实施其荒唐处分，有关主管部门竟然不惜将父亲连降4级、作为一名营级干部开除了军籍。不仅如此，在我们一家五口的安置问题上也可谓“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军人“复员”的基本原则是回到原籍所在地，父亲自幼生长于上海，1941年10月在上海中学经地下党介绍离沪参加了新四军，即使是因犯严重错误而复员，也理应回到原籍上海。但有关领导硬是以“根据*副主席一号战备命令，上海疏散人口”为由，指令将我们全家驱赶到母亲的老家江苏省泰兴县吴庄公社（今南沙乡），而且非但不给父亲安排任何工作，甚至连其户籍也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农村户口；落在我外祖父所在的生产队里。这样严重且荒唐的处置，对于17岁便在抗日烽火中投笔从戎、此时年仅45岁的父亲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公平啊！
我上中学后的第一个班主任是一位约50岁、教语文课的女老师。那是1970年2月的一天早晨，记得当我去十六中办理转学手续之时，她送我至门外悄悄地询问了我们全家的去向、我到农村后能否继续上学等问题。最后，她柔声细语地勉励我：“以后情况可能会好些，你要好好地学习啊！”在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里，这短短两句看似平常的话语，仿佛寒冬里的一缕阳光给我以温暖和希望。正是这位朴素善良的老师，以她特有的正直和慈母般的关爱给我那饱受创痛的幼小心灵以莫大的抚慰，是她以无私的大爱给我以生活的勇气、学习的信心。至今忆起当年那依依惜别的场景，仍不禁令人为之动容。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5）
1970年春节过后，我们被迫举家南迁，踏上了对未来迷茫而苦涩的旅途。4月初，我们全家五口人经苏州、无锡、江阴一路北上，抵达母亲的老家苏北泰兴县吴庄公社唐庄大队。这是母亲自1948年参军之后第一次以如此特殊的方式回归故里。对我们这些自幼生长于首都北京、一直在条件优越的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来说，猛然之间来到靠点煤油灯、喝河沟水生活的穷乡僻壤定居（人生的前途未卜），这种巨大的反差是根本始料不及的，我的内心真是痛苦极了。今天想来，在那些令人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于心灵上默默承受着最大痛苦的并非是我们三个孩子，而恰恰是我们的父母！幸好我们来到的是母亲的故乡。出身贫寒的外公外婆和纯朴善良的乡亲们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我们这些远方的游子，从精神到物质他们都给我们以宝贵的安慰、无私的帮助，我和家人在一个远离城市政治喧嚣的偏远乡村，感受到了久违的人间温暖。
得益于由部队转业到县卫生局的老战友张伟生同志热情相助，两个月后，伴随母亲的工作被安置在吴庄公社卫生院，我们举家迁至条件稍好一些的公社所在地定居。一位曾在中央军委机关任过职的高级干部、“因犯严重错误”被打倒成了无业者，这迅速成为整个吴庄公社、乃至全县人们街谈巷议的一则新闻。一时间，我们全家五口人成了当地百姓用疑惑目光关注的焦点。由于父亲此时既无工作，又无城镇户口，母亲每月那56元的工资，便成为我们全家五口人唯一的生活来源。由于父母一次次赴京上访开销巨大（当时为了避开原单位的“造反派”对上访的阻拦，父母赴京上访时不敢走京浦线，而绕道京广线、经郑州北上），在此后的六七年间，我们全家和当地的居民一样，一直过着担水劈柴、养鸡种菜、节衣缩食的艰苦生活。
1970年9月，我终于结束了中断达半年之久的学业，进入吴庄公社住地唯一的中学……南沙楼中学初一学习。“*”时期苏北公社中学的条件十分简陋，南沙中学每年只能新增一个高一班，因此高中新生的名额十分紧缺。在我和二哥两人中只能一人上高中的情况下，因我年仅15岁，于是有幸成为1972年南沙楼中学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新生之一。然而，在粉碎*反党集团之后长达四年的时间里； 由于父亲的冤案迟迟未能*，对我们全家的政治歧视也一直都在持续着，我们兄弟三人都被无情地一次又一次剥夺了入团和参军的权利。“*”中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