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因复习时间过长而睡眠不足，夜班操作钻床时，我一走神不慎将贵重的精密模具弄坏了，导致磨床某种零件的机加工停产半天，受到师傅和班组长的批评，我的心里难过极了。转眼“五一”将至，正在自己焦虑和彷徨之际，一天工间休息时同车间的一位老大哥以乐观的口吻鼓励我马上转考文科。
回首往事，当年多亏这位老技校毕业生的明智教诲。转向文科后，对我来说真可谓“扬长避短”：除数学这一弱项外，文史、政治、地理等我均可在父亲的指点下靠自学复习。令人难忘的是，在1978年高考前我得到了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的秘书谢芬桂先生悉心指点。谢先生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建国初期曾在政务院担任劳动部部长李立三的秘书多年，后因李立三的“历史问题”被贬至我厂工作。他学识渊博、待人真诚，多次热情地帮我审改作文，一有空就在其库房办公室或家中教我如何改病句、读好书，俨然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在辅导孩子的功课。1977年的高考结束之后，他告诉我：其子谢伯阳在首都一家工厂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同时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及一些高考成功的经验。这些消息和经验对处于迷茫之中转而报考文科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和帮助（谢伯阳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源现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由此，我们两家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0）
当年家长对待孩子的高考，全然不像今天这般重视。记得在我1978年7月参加高考之时，父母根本不在身边陪伴：父亲在此前几天，已随济南军区师以上干部参观团赴京参观新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去了；母亲作为医院科室负责人，每天早早地赶往办公室。与1977年的高考一样，1978年我依然是只身赶赴考场。虽然没有上过一天高考补习班，但因有备而来，却多了几分沉着和坦然。几天考下来，除数学之外，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四门除个别题外，解题基本上顺利，似乎都算发挥正常。然而有“前车之鉴”，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我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
回厂上班大约一个月后，我无比兴奋地查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总分336分，除数学仅考了38分外，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科均在70分以上，其中地理分数最高，历史次之。1978年在山东省，310分以上便可以上本科院校。这个成绩表明：我终于将在1978年秋天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了！
1978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往常一样正在车间工作。似乎已经有一点预感，心情特别愉快。大约九十点钟，忽然有人大声地喊我快去厂部取通知，说有好消息。“肯定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极度兴奋，连蹦带跑、气喘吁吁地赶到厂部二楼的办公室。在我从领导手中接过那份装在普通牛皮纸信封内的《录取通知》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考上哪所大学。当我展开《录取通知》，确信自己已被山东省第二大高校……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为本科生之时，激动得手有些颤抖。这一年，在1000余人的济南第六机床厂只有两个人考上了大学（另一位“老三届”考上了山东建工学院）。厂里特意在厂门口醒目位置张贴了大红喜报，以示庆贺。
令人欣喜的是，几天之后我和父母又接到了大哥在苏北泰兴考上扬州医专的喜讯。一连数日，全家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在当年高考录取率不足7％的情况下，谁家能考上一个大专生已是十分荣耀，而我们家竟然一下子出了两名大学生！这条独一无二的新闻，当年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宿舍的大院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被传为佳话（据《党的文献》披露：1978年夏，全国共有61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本、专科新生万人。录取率为）。
我深知，自己将要告别工作了近两年的工厂和钻床，告别两年来朝夕相处的师傅和工友。于是在秋日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请了一位懂摄影的大学生为我在操作了近两年的大型摇臂钻前拍下了这张有特殊意义的照片，作为自己一生的珍贵纪念。我明白：自己的人生即将伴随祖国和时代的巨变，掀开崭新的一页。此时的我，刚刚度过21周岁生日。
五 激情燃烧的大学岁月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已经历了许许多多个四年。然而四年的大学生涯，对我来说应该是最重要、最难忘怀的日子。正是这四年的高等教育，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正是这四年的高等教育，为我日后成长为一名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1978年10月那个去山东师大报到的日子：国庆节后的泉城秋高气爽，自己的心情也如同那午后的阳光一样灿烂。手持《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我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优越感，一路上，仿佛所有的路人都在向自己行注目礼……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无比自豪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1）
恢复高考初期的校园生活，充实且洋溢着勃勃生机。那时给我们上课的教授几乎都是山东、乃至全国的名师：秦汉史专家安祚章、美国史专家刘祚昌、中国近代史专家胡滨……一批史学名流大家云集山师历史系传道授业，让我们这些闯过“独木桥”的莘莘学子受益匪浅。历史系的课程密度大，各门专业课的笔记量更是大得出奇。几乎每次上课都如同速记大赛，偌大的教室一片“沙沙”的书写声，我常常在猛记上千字后抬头望黑板时眼前茫然一片模糊，许久方能看清老师板书的字迹。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入学报到时才买的新钢笔因“不堪重负”，刚上到大学三年级便用秃了笔尖、摔坏了笔杆，不得不更换一支新笔。
当时的校园文化生活既纯朴，又高雅。我因自幼爱好唱歌，因此，男声独唱便成为大学和系里文艺演出的保留节目，几乎场场必到。久而久之，我便被同学们亲切的称之为“胡松华的弟弟。”当年我登台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北国之春》等歌曲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今天，每当我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便会油然想起那个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中“天之骄子”们的物质生活之艰苦，恐怕是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的。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山师大的食堂晚六点下班后校园内便买不到任何食品了。在我的记忆中，食堂晚餐的主菜似乎永远是大白菜熬粉条加酱油，多盐少油难以下咽，晚自习时总是饿肚子。而学校每月区区元的伙食费；让人根本不敢奢望外出下饭馆、开洋荤。为了解决晚间的饥饿问题，我只有在晚餐时多买一个大馒头，再买一分钱的粗咸菜夹在其中（有时买2分钱的咸菜已很“奢侈”了。）放在书包里……因为当时根本没有食品袋，只好放进洗净了的“白猫”洗衣粉袋中，去锅炉房打上一瓶开水后，便到教学楼找一间清静、适宜的教室坐下看书自习。每晚九点多饥肠辘辘之时，便取出凉馒头、就着开水充饥。此时，我感觉那馒头夹咸菜的口感，似乎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之一。这段“清贫苦读”的亲身经历，我曾多次在课堂上向自己的学生叙述，以此勉励他们珍惜今天、发奋学习。有趣的是，每当我讲到这段往事时，即使是上百人的阶梯教室都出奇地宁静，学生们睁大了眼睛，一脸虔诚，仿佛是在聆听一段古老的传说。
毕业前夕，所有师范院校的学生都有一段教学实习。说起我的毕业实习，还真有一段“特殊的阅历”。
1981年10月中旬，我和几位同学被安排在当时泉城小有名气的济南二中，给初中生上中国历史课，谁知于不经意之中给后来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巩俐当了一回老师。如今细细想来，大约是实习两周之后，我发现所教初二年级中有一位秀丽端庄、大眼睛的女孩子，在全校上千名衣着款式单一的学生当中，她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当时并无统一校服，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衣着均以蓝灰等冷色调为主）。然而，她的名字似乎有些独特……巩俐。听二中的老师讲，巩俐平日爱好文艺，父亲是位山东大学教师，但其各门文化课成绩平平。正因如此，在一个多月的实习中，这名普普通通的女学生并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数年之后，当几经周折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巩俐凭借其在《红高粱》中的不俗演技声名鹊起之后，通过媒体关于“巩俐出身于山东大学一个教师家庭，80年代中期毕业于济南二中”的报道，我才猛然想起，自己竟然与这位而今蜚声中外的电影明星在济南二中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这段“特殊的阅历”，也令身为大学教师的我，在此后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对关于青少年“天赋与潜质”的问题多了些许真切的感悟。
时至于今，我还经常在假想：倘若没有*30年前果断决策，及时恢复高考，没有他毅然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也许包括我在内的大批有志青年至今仍默默无闻地在工厂或农村里当工人和农民；也许包括张艺谋、巩俐在内的大批人才，至今仍被湮没在茫茫人海之中不为人知……果真如此，今天的中国社会该是怎样的情形？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又当如何？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主席在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际写下的这豪迈诗句，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天自无情，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的正确法则就是在巨大的变革中前进。值此庆祝祖国华诞60周年之际，回首自己与共和国同行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我在落笔之余，不禁感慨万端。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今天，我们这些经历了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的半百之人，有什么理由不加倍珍惜人生中宝贵的每一天？有什么理由不竭尽全力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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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却的记忆（1）
难以忘却的记忆
郭欣根
作者简介：郭欣根，男，1948年1月生，安徽省太和县人。*党员。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政治学、行政管理学专业硕导。兼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陕西省高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教学研究会会长。曾于1964年至1968年就读于西安市二十中学，为668班学生，任校学生会学习部执委。1968年至1970年到凤县温江寺乡插队当农民。
知识青年们对农村艰苦、清贫的物质生活是咬着牙关度过的。但知识青年们的精神生活始终斗志昂扬。表现之一是无论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还是在上工下工的路上，知识青年们总是用革命歌曲抒发自己心中的激情，既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又陶冶了自己的性情。所以，那时差不多每个知青小组都少不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外民歌200首》《长征组歌》《毛主席语录歌》等歌本，而且每个知识青年都不止会唱几首而是会唱多首。因此，知识青年小组每晚的重要生活之一就是革命歌曲大联唱。常常是一个人唱上句，另外有人接下句，一首歌曲唱完，另一首歌曲连上。唱歌，既抒发压抑的感情，又愉悦了业余生活。
记忆这个东西，很奇怪，它可以长期埋藏在人的大脑中，久久不愿离去。虽然时光的远去可能不断使记忆的内容衰减、埋没，但是，一旦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记忆就会像开闸的洪水，一泻千里……
1968年距今已有40年历史了，当年我是20岁的插队落户知识青年，如今已是年逾花甲，已经退休的老人了。这期间，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当年下乡的同学们相见、相遇、偶尔共同回忆过去那段鲜为人知的当农民的生活经历，一直没有机会把它整理成文字。我原以为，那段不同寻常的农村生活会像其它许多记忆一样被永远的埋藏在我的大脑深处，带进坟墓去。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党史出版社的一则征文启事，却使我产生了某种冲动。我认为，不仅为了当代的年轻人，也为了我们这一代同龄人，更为了共和国的历史真实，我作为一名“老插”、“知青”，都没有理由不把埋藏于大脑深处的那段记忆发掘出来，留给世人。于是，就写下这些文字。
一 到农村插队去
“呜……”火车一声长鸣，然后在喷出的白色蒸汽中徐徐地驶离了西安站。
站台上，送站的亲友中有白发苍苍的母亲，有尚年幼、不谙世事的弟弟和妹妹。孩子们脸上挂着笑，边摇手边跟着火车向前跑，想多看一眼哥哥和姐姐的脸，站在车窗内的哥哥、姐姐边挥手致意，边擦着眼眶的泪水，默默地说：“再见！再见！妈妈……回去吧！您老可要保重呀！”眼角早已热泪盈眶，声音也哽咽了。
古人早就饱尝了离别苦、送别悲。所以，唐诗中留下不少恨离别的诗。只有亲身经历分别和送行场面的人，才能真正懂得离别的那种依依不舍，而又悲从心来的复杂情感。
离开人声鼎沸，热闹异常，亲情、悲痛交融的西安车站，火车逐步加速，随着那均匀而有节奏的咔嚓声音越来越快，我的思绪也逐步由近而远，眼看着窗外飞驰一闪而过的树影，我不禁想起这几年的不平常经历……
那是1964年，我在西安市第九中学初中毕业，那年中考的目标就是考上省级重点高中……西安高级中学（又称第二十中学）。班主任吕忠信老师给我们动员时讲，能上重点高中的人，才有90％上大学的希望，省上重点高中实行的是大学式管理，即集体住校、集体上灶，但门槛很高，四门功课必须在360分以上才有可能。同学们，希望你们努力吧，我希望我们班考上的人数能达到10％以上…… 。。
难以忘却的记忆（2）
当时，我们班共有56位同学，大家心中一算，能够考上5到6名，就算不错了。结果，发榜出来果然不出吕老师的预料，我们班果真考上5人，其中4名男生1名女生。原来我班学习很好的两名女生都落榜了。
到西安高中后，果然如吕老师所说，这是一所纯高中学校，三个年级，一个年级8个班。我被分在668班，全班共55人。高中三年，基本还算顺利。果然是集体住校，集体上灶。这样，只有16岁的我，早早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了。
转眼来到1966年，高三的课程已经讲完。毕业考试已经结束，4月开始，备战高考就差3个月了。那时，高考时间是每年7月的7、8、9三天。然而，谁也想不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先是西安市教育局派来了以葛珏为组长的工作组，说是奉上级指示要停课闹革命，主要是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方法是利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但是，高三年级同学都忙于复习功课，远不如高一、高二同学那么快的就写出了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后不久，国务院就做出决定，为了集中力量搞“*”，高考推迟半年进行。这一下，打消了高三年级同学们的顾虑，我记得当时还有几个班的同学为此而欢呼雀跃呢？谁也想不到就是那一决定，使高考停顿长达12年之久。
在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墙壁时，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老师了。那时的中学生很幼稚、天真，理解“反动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