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墙壁时，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老师了。那时的中学生很幼稚、天真，理解“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自己的老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首先，造老师的反。所以，平常对学生严格要求的老师几乎普遍受到学生的冲击，有的被剃光头，有的被游街。那时，同学们的依据就是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接下来是所谓“破四旧”，先后到一些被认为是“牛鬼蛇神”的人家中去抄家，也不知道“四旧”的标准是什么，于是，看到什么陈旧，就砸、就打。那是一个无法无天、具有狂热、失去理性的时代，“*”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革文化命”。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从小道传抄到学校的。这张大字报后不久，又传来“16条”的文件，这才明白工作组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搞的，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下才扭转了革命的方向。学生们开始把斗争的矛头由老师身上转移到各级地方党政领导，集中力量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于是，8月15日至17日，西安地区的学生在建国路陕西省委门口马路上进行三天静坐示威，要求揪出省委书记霍士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时，学生们已经开始用谩骂代替战斗，称霍士廉为“霍死脸”，称刘澜涛同志为“刘烂桃”，公然对党的干部进行人身污辱。
静坐事件平息后，西安逐渐形成两派对立。一派是“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派”）；另一派是西安工人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开始打口水战，在互相游街时当街对骂，互喊口号，后来，就演变为武斗。
从1966年7月开始，不少学生利用停课闹革命，开始进行革命大串联。那年冬天的11月份，我先到北京串联，又于12月和我们小组11人利用1个月时间参加到陕北延安的一次徒步长征，到延安革命圣地，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 最好的txt下载网
难以忘却的记忆（3）
1967年1月，根据学校安排，我和班上几位同学一块到西安东郊洪庆地区一座军工厂……十号信箱（庆华电器厂）下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下厂劳动在40多天后被迫中止，又回到学校，叫“复课闹革命”。
可是，学校里一无老师，二无教材，怎么复课？几乎1967年至1968年就是在不断升级的武斗中度过的。直到1968年10月，上边有精神传达要求红卫兵小将要听从党召唤，下乡去锻炼。不少人对这一决定的正确性持怀疑态度，迟迟不肯下去。但任何时候，总有先行者。10月15日，我校第一批50多人到长安县红道峪乡插队落户，学校为他们专门召开欢送会，还戴了大红花。从那以后，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在公社书记带领下，来到学校进行介绍，记得有大荔县的、彬县的、宝鸡县的、凤县的、陇县的。也许是宝鸡县的那位公社书记口才好，说该县有山有水、有铁路、公路，结果一下子就报告去300多人。学校采取边报名、边送人的方法，接着，大荔县又去了150多名学生。这一下子，其余观望的同学们就越来越沉不住气了。
1968年10月21日，毛泽东最新指示传达：“知识青年应该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条最新指示一广播，全国兴起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热潮。在那种背景下，许多同学跟家长商量，不下乡是不行了，怎么办？走吧。于是，我们到陕西秦岭深山凤县温江寺公社插队落户，当农民。
火车先是行驶在西宝线上，后来又行驶在宝成线的山路上，大约行进了570多公里路程。只听见列车员报站：“双石铺车站到了，准备下车！”我这才中断了自己的思绪，回到现实中来，收拾行李，向车门口移动，心中想的是一个最想知道的问题，我们将要落户的地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山村呀？
二 落户首先要过“三关”
凌晨三点多钟，从双石铺车站下车即有汽车把我们一行人接到了凤县县委知青办。四周一片漆黑，依稀看到群山的黑影，头顶有星斗眨眼闪燃，马路高低不平，这从汽车剧烈的颠簸中能深深感到。
第二天一早，县知青办的李继录主任来看望我们。他中等身材，操岐山地方口音，和蔼可亲，据说是原来由中校教师提拔上来的，这稍微使我们感到一点亲近，心情也放松了许多。
坐上县知青办安排的卡车，踏上了去温江寺公社的道路。该公社距县城双石铺有60多公里，是向西南方，要翻越一座名叫酒奠梁的大山，这是从宝鸡到汉中公路的组成部分，也是从陕西省经留坝，过汉中通往四川省的必经之路。车从县城开出，一路爬坡向上，我们才看清楚，昨夜下车的车站距县城约三公里，双石铺就是嘉陵江主河道旁三江汇合之处，三条江四条沟，形成一个交通枢纽：南通汉中，东通宝鸡，西通甘肃徽县的两当，北通唐藏。
去温江寺公社沿着往南的路一直爬上酒奠梁，此山海拔2500多米，一上一下足有20多公里，下到酒奠沟底往西一拐，就到了温江的下游，即温江寺公社。所谓公社所在地，不过一共有约十间房子，有一个卫生所，一个兽医站，一个供销社的门市部，一个小小的信用社而已，不远处有一所小学，周围山沟里散落几家农户。温江是嘉陵江的一道支流，河的两边是万丈高山，在大山的对比下，房屋更显格外矮小与稀少。。 最好的txt下载网
难以忘却的记忆（4）
天气晴朗，车还未到公社门前，早已有20多位小学生排列两行，敲锣打鼓，欢迎我们这些新农民……知识青年。这是县知青办提前通知公社里特意安排的，在这样的山沟里，欢迎我们的到来，应当说已经算得上是盛大而隆重的欢迎仪式了。
车停下来，一位穿着干部服的中年男子走上来，与我们带队的老师握手，表示欢迎，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该公社的魏继学书记。公社一共有干部不到十人，有一名农民模样的人是炊事员。这就是中国山区的一个基层政权的构成。
我们知青一共来了不到40人，分在三个大队。一个在谷家庄，距公社尚有40多里路，另一个大队在胡家湾，属于温江这条大山沟的一道支沟，距离公社所在地也有30多里。只有我们这个小组6人在温江寺大队，距公社最近，就安排在温江寺大队的第三小队。
温江寺大队共有三个小队，其中第一小队在山上，一上一下10多里，第二小队在阴湾，一座大山的北坡上，相对比较集中，距公社也有10多里，唯独我们第三小队在温江两岸的平坝子上。全队34户100多口人分散在一条长约25公里的山沟里。
下了汽车，在公社干部的带领下，我们拎着自己的行李，步行两公里左右来到了队上给我们安排的住处。这是生产队的一间仓库，一明两暗三间大房，楼上堆放着玉米棒子，男生住在右边房子，支的是通铺，女生住左边房子，各挂一个布帘，连门也没有。中间是晚上队上开会的场所。灶房就在男生住的右边房里，刚垒的新灶台，旁边一口水缸，一块案板，几只碗筷，就是全部家当。
由于我们刚刚到来，队上还派了一名团支部书记，帮我们做第一顿饭。她是个姑娘，叫王春花，十六七岁的年龄，穿着大红棉袄，大眼睛，长辫子，红衣服映衬的双颊红红的。她很热情，一边帮我们做面条，一边告诉我们，去哪里挑水，去哪里打柴，去哪里买盐。在城市里我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到了农村，一切自己动手。
城里青年下农村，首先要经历三关考验：烧饭、砍柴、干农活。
先说烧饭，也许城里的孩子说，烧饭有什么难，来包方便面，开水一冲不就行啦！岂不知，40年前，根本就没有方便面，也没有现在城市里的煤气、天然气、液化气。也不像现在这样，全是白米和细面。那时，我们吃的70％是粗粮，玉米面、玉米糁、高粱面，头10个月根本就没有大米可吃，烧的是山上砍下的木柴，甚至连油也没有，只有少量的腊肉。起初，知青组实行的是每天每人轮流做饭，其余的同学下地干活，这样，轮到谁做饭，从担水、劈柴到点火烧饭全由他一人完成。
对我们这些在城市长大的20岁左右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来说，学会自己做饭并不难，最难受的是该地没有风箱，只有一根长40公分的竹筒子，他们叫吹火筒。由于当地的燃料是山柴，引火十分困难。记得668班两位同学刘东、马奔年纪小，仅17岁，又是工厂子弟，轮他们做饭，常常是大家收工后到家饿得肚子咕咕叫，他们的饭还尚未烧好。后来，到夏收时节，我们就改为女生留家烧饭，男生全部下地干活。对男生来说，农活再累，也不愿留在家中烧饭。
知青落户的第二关是砍柴。当地农民家家房前屋后都堆着像山一样的山柴。一般在冬天，山上树叶落完后，农民都要上山把今后一年用的柴砍下。因为冬天里枝上无叶，树枝较轻，比较好砍好拉。二来冬天里农活不多，拉柴不误工。所以，我们一住下，队长和农民朋友就告诉我们应当先砍柴。于是，第二天清早一起床，我们几位男生就上坡了，大约爬了三里多路，就开始砍柴。不一会儿，就砍倒一大片，要用绳子或藤条把山柴捆起来才便于拉下山。当地农民多用藤条捆柴，既结实又好拉，又好背；而我们多用绳子，有时没有拉到家就散架了，又要再捆，很费事。一早上，每人赶吃早饭只能拉回一捆柴，而当地农民一般要拉回三四捆柴。所以，我们知青点存的山柴是最少的。
难以忘却的记忆（5）
第三关就是干农活。对于我们这些城里娃，谁干过农活？连见都未见过，所以就得向农民学习。时值冬季，主要的农活是给田里送粪。这粪是各家猪圈、队上牛圈、羊圈提供的。牛粪、羊粪气味刺鼻地臭。而且，当地山*要运输工具不是架子车，而是背篓。背在身上。站在那里，有人一锹一锹地往里装，装满后，背到几十米外的田里，弯腰倒下。由于我们从来没有背过，所以，常常倒粪时把牛粪、羊粪倒在自己的脖子里，妇女们就止不住地大笑。有不少农村男青年告诉我们倒粪时应当往边上侧一下。一试，果然好多了。这说明干农活也要动脑子，懂技巧才行。后来在农民朋友的指导下，我们知青相继学会了插秧、犁地、割麦、背麦、锄草等一系列农活。
那时，我们不仅年轻，而且十分革命，“左”的可爱。明明牛粪、羊粪臭不可闻。但是，我们嘴上还要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工人农民尽管手是脏的，脚上有牛屎，但他们的心是最红的……”
在那个年代，我们就是这样，用我们对毛主席的忠诚，用我们的身体力行和青春热情，度过了生活关、劳动关。我们这些小伙子干活不怕累，不怕脏，所以，在生产队记工分时都是被看作一级劳动力，每天记11个工分。女生也记8个工分。
“工分，工分，农民的命根。”在那个计划经济体制、公社化时代，农业生产劳动是集体工作制。生产队每年按社员的工分进行分配。然而，一个工分的价值低得可怜，说出来现在的孩子们可能绝不会相信。两个月后，我们知青小组的王晓军帮助生产队进行年终决算，结果是，每个劳动日，10个工分的价值仅仅只有8分钱！尽管，我们知青不参与第一年的分配。但是，这样低的价值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第二年队上搞了些副业，达到元，第三年达到元。
在背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的农民家的猪粪较多，有的农民家的猪粪较少，有的农民家的猪粪较轻，有的农民家的猪粪较重。这是为什么呢？生产队长庞正德的儿子凯娃子告诉我们，那些分量重的主要是土多、粪少，要求给他们的质量降等，不然，他们就占了队上太多便宜。因为队上是按各家各户提供的农家肥的数量来折现金的。这件事，在我们知青小组内部，使大家认识到列宁说的对，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三 知青用知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落户不久，到年关时，生产队进行决算或叫年终分配，这时，我们才发现，生产队的账务竟是如此混乱。
生产队原有一名会计，叫刘有财，外号有娃子，30多岁，160厘米的个头，瘦瘦的，人很精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一接触才发现此人管理的财务账竟是一塌糊涂。拿来几个账本和一些白条子，账本上收入、支出不分，一大堆条子写的平时张家借多少玉米，李家借多少稻谷，王家称多少斤土豆，连个年月日也没有，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的条子。
鉴于这种情况，生产队长庞正德请我们知青帮助有娃子算账。我们知青组负责管理生活的王晓军，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头脑清楚，办事公道。我们就推选王晓军帮助有娃子从头开始，补建收入账、支出账、明细账、现金账、种子账。从1968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差不多用了20多天，对仓库里存留的籽种一一过秤，终于盘清了库存。然后，给各户按人头分粮，有稻谷、小麦、玉米等不同品种。由于我们知青特别是王晓军办事认真，处事公道，所以，第三生产队在腊月初七前已经把过年的粮食、现金全部分配到户。这是过去历年来从来没有的现象。连庞队长和社员们都说，多亏了知识青年，不然，今年连过年也不得安宁。
难以忘却的记忆（6）
原来，以往生产队的确存在着分配不公的现象。有的农户，刚过正月初五，就找庞队长要求借粮，说没啥吃的了，只好先借给30斤玉米。别人一看，也跟着要借，这就没完没了。反正，集体经济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就是因为王晓军同学1968年在帮有娃子清理生产队账务的突出贡献，全队社员一致推选要求王晓军当会计。这件事叫王晓军还真犯了难，这是因为，王晓军担心，他当上会计后，将来招工时，生产队会因为离不开他而不让他走。于是，我们知青小组到公社找当时的公社书记魏继学汇报这件事。魏继学书记明确表态，绝对不会。他亲自找庞正德队长说明，要求庞队长在全队社员大会上讲：“公社魏书记对我讲，王晓军现在在队上当会计当得很好，一旦有招工机会，公社会优先推荐表现突出的知青先走，这一点必须做到。不然，谁还愿意好好干！”这样，王晓军同学才愉快地担当了生产队会计，直到他三年后被兰字826部队…… 一家三线厂招工为止。
生产队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单位，管理着全队34户，110多口人的吃、喝等花费，没有一个好管家实在不行。加之，集体经济家底有限，更要精打细算才行。记得因为1969年早春一场冰冻，冻死了麦苗，全队有十多户春天缺粮。经公社联系，队上派20多位男劳力跑了60多里山路去谷家庄生产队借粮，才帮他们度过了春荒。
常言道，不住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高粱面，不知道粮食的粗细。有道是富汉不知饿汉饥。我们知青插队落户，到农村前10个月吃的是粮站供应的粮食，叫返销粮。粗细粮比例为7∶3，即70％是高粱面，30％细粮。我们几乎天天是两顿粗粮，一顿细粮。由于农村没有菜吃、没有油吃，用高粱面做的锅贴、发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