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酷暑，《*之歌》的排练现场上，我成了总导演，短袖衬衫总是湿漉漉的。先是与乐团商量，后是和观众交流，自己还上台朗诵，忙得既累又乐。为了使音乐符合朗诵的内容，我边听边纠正着梁波罗、狄菲菲后面的伴奏。当排练到小平复出这一节时，演员和指挥静听着我的慷慨陈词：“这是历史的大转折啊！必须起音乐！”见我这么激动，上海歌剧院乐团的乐手们还鼓起了掌，然后伴奏起欢快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为了体现几代人对小平的怀念，我特意安排了一个十岁的女孩子朗诵关键的几句话，她那稚嫩的童声效果很好。我自己的独诵中，追忆了1997年2月小平去世的情景。我眼含热泪的呼喊：“他去哪里了？他去哪里了？”立即在全场激起了回声。孙道临、秦怡七年前就朗诵过这首诗，我再次邀请了他们。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全国朗诵比赛的第一场决赛时，又有选手朗诵了《*之歌》。
四
在没有桥的塘桥，我住了整整七年。长途汽车站的对面，我肩披着昏暗的灯光，多少次从最后一班渡船上匆匆走回被油菜花的馨香熏黄的低矮的楼沿。谁能想到：由由饭店附近的这块地段现已加倍升值，生活已像那片路灯被重新安装，大饼摊的原址变幻出了从未有过的甜蜜。
这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无法估量的威力！这就是从1990年4月18日开始的思潮如此浩浩荡荡，一往无前。从此，黄浦江不再成为贫富的阻隔，相反构成了特有的美感。
我多少次流连在陆家嘴百看不厌的风景线。我看到一家家银行前错落有致的灯柱在空中相邀着月光，我听到滨江公园与越来越近的外滩对话，共斟着始终品不够的一江春水。于是，对应着中央绿地上一片又一片的碧草茵茵，我有了一行又一行的长诗《祝福浦东》。
而张江，是新世纪浦东开发的新亮点。2002年，在一条条以科学家命名的马路上，在伟人塑像林立的智慧广场上，我触摸着中国高科技产业强健的心跳。
我想起了几年来在张江深入生活的一幕幕：
当年，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的硕士生。她告诉我：“两弹一星”的连续升空，曾经怒放出我们难忘的光荣；正负粒子对撞机的成功，又全凭着改革开放巨手的启动。而当辐射光源开始切割的时间，微电子芯片又成了当前神秘的核心……
我睁大着眼睛，在笔记本里飞快地记着这些新鲜的名词。清洁的办公室，一丝不苟的计划，没有乱哄哄的人群，除了安静，还是安静。张江，没有用彩旗飘飘来壮威，也不靠滚滚鼓声来吸引。知识产业，不在乎参与者卷起的隆隆雷阵。在张江，我懂得了：最吃香的恰恰是不见峥嵘但暗暗像群山般突起的智慧！
每当我在地铁二号线的最后一站“张江高科”下车时总感到特别地敞亮，豁然开朗。想到前几年到张江的几次采访，觉得很远。现在，方便多了，说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张江能预测我到达这块土地的准确时刻。
从张江采访回来，我准备了更多的孤独、更多的寂寞，就像张江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那样。这种收获真是无形的。这对文学创作又是至关紧要的。《张江报》对我是写完一章即登一章。
嘹亮的早晨… 一位“老三届”诗人的30年（7）
新年前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国际厅里，伴着轻轻荡漾的音乐，灯光如烟，全场没有一点噪音。戴海波总经理在听了演员朗诵的《今夜，月光似海》后，席间就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写得好，写得好。”原浦东新区区长胡炜在张江见到我，别人还没介绍，他就说：“我知道，桂兴华是专门写长诗的。”
作为文学艺术界的代表，我被推选为浦东新区第一、二届政协委员。一个参政议政的新舞台在我眼前展开。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一次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大组讨论中，代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气氛热烈。我瞅准时机，一把抢过话筒直抒胸臆，说我的发言时间很短，结果仅用了不到3分钟，就快言快语地道出了自己的提案：《建议征集民间资料，筹建“浦东开发开放纪念馆”》。我力求语言精练，但我发言的创意、实用性及操作性，立即吸引了大家，更引起了在场的周禹鹏副市长等领导的重视。
我说：我在深圳南岭村深入生活时，发现不大的村子竟有一个不小的村史展览馆，展品图文并茂，反映了“致富思源”的主题。这也启发了我，作为全国开发开放的前沿，偌大的浦东更应该有个系统的纪念馆来保存历史，启示后人。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浦东开发开放的英明决策和热情关怀，以及海内外建设者的无私奉献，将给我们留下多少宝贵的财富啊！
我的提案很快被采纳了。紧接着，“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我的这个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受到新区政协的表彰。
我常常想：浦东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开发开放的纪念馆么？历史，怎能不珍藏*同志留在杨浦大桥上的脚印？怎能不珍藏*同志在陆家嘴“面向国际”的目光？当年庄家桥矮矮的消防塔成为浦东制高点的旧影，交易市场在这里开张的第一锣，外资银行在这里驻扎的第一步，“一江三桥”高新技术的成果，机场镇与搬迁农民签下的最后一张协议，APEC会议期间各国嘉宾的笑容，乃至那顶工地上的安全帽、那张微电子芯片，都应该收集在我们庄严的陈列中。而我自己，也将把两部反映浦东的长诗的手稿捐给史料征集小组。
我，由衷地感谢浦东。浦东不仅仅给了我无穷的创作素材。浦东有我无数的知音。建平中学曾举办了两场我的长诗朗诵会。4000多名中学生聚集在杨浦大桥下的大操场上，阳光明媚，蓝天白云，车队不断，浦东的美景一览无余，这个背景成了朗诵诗最好的注释。春风为朗诵伴奏， 那种蓝天下的抒情多么富有诗意。我通过校长发动了许多学生来参加诗歌讲座，并与艺术家们一起排练。我和导演的讲解和指导，使同学们加深了对诗歌的理解，懂得了怎样艺术地再现诗人笔下的内容。中央电视台在党的十六大召开期间，播放了这台朗诵会的实况。浦东第一、第二图书馆，潍坊，上钢，塘桥街道曾分别举行过我长诗的朗诵会和朗诵比赛。小区居民们朗诵的内容，均选自我的作品，并用“时代强言”四个字概括了诗的内容。
我总忘不了为浦东祝福。其实，为浦东祝福也是为自己祝福。在这片最接近太阳的地方，霞光是不会褪去的。我在张江的一次朗诵会结束时，曾上台深情地对全场说：“此刻，我想起一位伟人的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生产力，也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在理想跑道上的速度。 ”
嘹亮的早晨… 一位“老三届”诗人的30年（8）
五
我最大的财富是十年农村生活送给我的精神矿藏。我的书架里藏有许多插队岁月留下的已经发黄的照片、日记、信、邮票、车票，还有这杆历尽沧桑的榆木秤。
从1970年到1979年整整十年； 我作为报酬只有8分钱的插队知青，作为在凤阳师范学校进修过的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作为蹲点的“学大寨工作队”队员； 都离凤阳很近。小岗村以18户手印爆发农村第二场革命的种种因素，我能在四面漏风的小茅草屋里深切体会到。我饱受了贫困线上的挣扎与磨炼。
与最底层的农民日夜相处的时候，我知道每逢农历初五、初十、十五，他们总要考虑是不是去赶集。是去章广，还是去界牌、永宁？是赶头小猪，还是提筐鸡蛋，去换取一台小收音机、一袋袋细糠、一瓶瓶煤油、一块块豆腐？这时候就离不开秤。有秤的家庭算是家境不错的。知青总是向他们借秤。
这杆秤就是我在低垂的星空下，即将离开一片荒凉的定远县时，深夜独守的文化站陈站长送给我的。他说：“到上海后，是找不到这么短的秤的，而且路上也好带。”那年头，他就用这杆短短的秤星只标到10斤的秤，在他的大茅屋里，在打水需深深弯下腰的井台旁； 来买农民自留地里可怜的萝卜、青菜、山芋干和黄豆的。
沉甸甸的秤砣上，隐隐约约好像有1958的字样，那可是个大炼钢铁的年代啊。老农手里的这杆秤是怎么打成的？又是怎么保留下来的，又是怎么送给文化站长的？想来他也称过一些废品站里难得的旧书刊。
我常常去他那里聊。在他那里，常常用来包货的一堆报纸会透露早已过时的消息。墙根下农民的那一排土大碗，盛满了比风沙更多的惆怅。我无奈中难免抬头望望偶尔飞过的一只小鸟，也衔不来明天的晴朗。只盼来呼呼的北风啊争先钻进泥垒的破墙，我抱着吱吱呀呀的收音机，单调中进入了自嘲的梦乡。几回回数着墙洞外稀疏的星光，只记得门前屋后的野草，没日没夜地在冷寂中疯长，而我难熬的饥饿，不仅仅因为缺少青春的口粮。
人生和乡村都是一片空白，除了茫茫黄土啊还是黄土茫茫！没有一对疾驰的车轮来演绎山沟里的速度，也没有自己的秤来复校偶然从集上买回来的豆制品。
今天，妻子会开玩笑地称称买回家的蜜枣、糖炒栗子。我呢则再称了称插队岁月。秤杆翘起，我的眼前是：为了找一本老作家的旧着，得翻过多少道乱石山岗？多想吹一曲俄罗斯的名曲啊，口琴吹出的却是小村庄一个个漆黑的晚上。也许，许多同龄人也是这样苦熬寒窗。陈站长，我们是上世纪70年代的农民，我们得记住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脱贫的。
六
2006年6月13日，北京现代文学馆。82岁的贺敬之老师来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了。我在发言中手举着这本密布着我学习心得的《雷锋之歌》，提到了它对我的深刻影响。
这是一本已经破烂的贺敬之的诗集。我中学时代抄写得最多的一本诗集。1963年4月11日《中国青年报》第三版整版刊出了《雷锋之歌》，5月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雷锋之歌》，是上海市政协的费金林于1977年春节送给我的。那时，他已在复旦大学读书，我还在他曾经也在那里插队的安徽省定远县文化局搞创作。金林从书架上找了这本书，指着仅仅67页、印数却达到万本的《雷锋之歌》说：“我是在1966年在宝山路新华书店买的，元一本。这本《雷锋之歌》被我带到了安徽，常常翻出来 ‘温故知新’，然后藏在了随我一起下乡插队的父亲解放前用过的米箱里。” txt小说上传分享
嘹亮的早晨… 一位“老三届”诗人的30年（9）
贺敬之老师从《雷锋之歌》中 “走” 出来，第一次与我见面，是在2003年9月15日晚上，第八届国际诗人笔会上。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谈了很多：“从《诗经》《离骚》开始……”
我简短的发言话音刚落，坐在我身边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就对我说：“你请贺老在这上面签个名啊。” 贺老笑嘻嘻地接过他的笔，在这本《雷锋之歌》的扉页上签了名。《雷锋之歌》虽然历时40多年，但它一直是我从事抒情诗创作的榜样。
七
南码头的马路边，一辆垒满行李的旧助动车引起了我的注意。骑车的小伙子，多么像当年刚刚返回大上海的我。他的胸膛，是不是正贴着我29年前那件满是破洞的海魂衫？他的球鞋，是不是还系着我那副沾着污泥的鞋带？妻子还在那个角落里期盼着他的呼叫，女儿还在等待着他的短信。
他，是不是来自我当年务农的生产队，要不我怎么这样熟悉他的眼神？当年，他爸爸把我抬在肩膀上，送我去山外的医院，今天，我能帮他绕过陌生的小路弯弯吗？
2007年底，我的第九部长诗《城市的心跳》完稿了，我想用这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来反映上海的表情。刚才路边的这一幕，就是我在这些日子里难忘的镜头。
白莲泾，昔日上海连接谋生之路的焦点，淤积了太多的沧桑与经典。黄浦江，由此映照出深邃、活力与妩媚。上海世博会会址，就在这段黄浦江两岸的核心区域。老街上，下岗工人多，大学生少，弱势群体集中。中国申博成功，这里的腰鼓队通宵欢庆，越敲越有劲。他们动迁后的一切，本身就印证了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任何变化，现在以至今后都将进入世界的注视中心。
这些天来，我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周家渡、南码头、上钢街道、白莲泾工地、董家渡、六里桥、三林世博家园、上海世博局，采访了许多居委会干部和动迁户，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深刻感受到：历史的交替、空间的转换，在世博大动迁前后得到了集中体现。
这一部《城市的心跳》，用42首短诗组成，短则6行，长则400行，共3000多行，从2002年12月3日申博成功开始写起。内容有《黄浦江流进了时代封面》《小巷书记》《动迁办公室》《重回老街》《“申博号”龙舟》《听沪剧“卖红菱”》《舞动中国的扁鼓队》等。我发现新的题材与以前绝没有重复。因为这里勾起了我一串串在南市小北门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无数细节活龙活现。
我的诗稿出来以后，好几天晚上在白莲泾居民的新居里征求意见，并辅导她们一句句朗诵。在申博成功五周年的座谈会上，我发现好几个敲扁鼓的老妈妈都一边读，一边噙着热泪。也许，《新书架里的旧瓦片》触动了她们的心灵。
我深刻感受到：历史的交替、空间的转换，在世博大动迁前后得到了集中体现。这里的故事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地方发生着。
工地上，谁的手臂在频频摇动？是掘土机，更是历史！我喜爱工地，因为我渴望有拓展的工程。我是白莲泾畔的浦东中学的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今天，我又听到了：一群群身穿洁白校衣的新同学，朗诵起我献给母校的新作。
八
现在有一种议论：“现在还写诗，你有病吧。”不能这么说！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有病。第一线火热的生活被挡在了门外，思维就会呆板，文字就会晦涩，怎么发出时代的声音？“歌诗合为时而着”。
为了强调诗的感染力，必须努力再努力地深入到生活的底层，体验并发现真善、真美、真爱，然后让想象的异峰突起，并且去感染读者。
诗歌朗诵这个形式，群众很容易掌握。我2006年策划的朗诵讲座被列入了“东方讲坛”，每月组织艺术家们对他们进行辅导。我说：“首先要提起神来； 激动起来。不激动，观众怎么会激动起来？”
诗歌被淡忘，是由于诗人被淡忘了。不要羞于谈唱响“主旋律”。我写老百姓，给老百姓看。以前我歌颂伟人，也是从平民的角度出发。如今我写身边的居民，写城市，同样以这样的抒情姿态。因为我来自底层。我始终是个负有使命感的文学“打工者”。
我喜欢在城市的人流中行走。这人流总是那么汹涌、那么热情，它总是在考察我：脸色红润吗？步伐坚定吗？落伍是随时可能的。好在我依然爱拔上鞋就走，爱风尘仆仆，爱对比所有的新潮和旧俗。这一首首朗诵诗是不是代表着摸索着的我，前进着的我？
我比马雅可夫斯基更加幸福。他仅仅歌唱了列宁，我却沐浴着我们党的几代领袖的光辉。目睹了一场跨世纪的接力赛，感受到一轮又一轮太阳的非凡与亲近。今天，我作为龙的子孙，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