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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仍然珍藏着那份自己稿件第一次见报的报纸，珍藏着那一瞬令我欣慰的时刻。
我的1978
在我的收藏中，最珍贵的不是那枚遐迩闻名的“猴”票，也不是那枚号称“币王”的央行纪念币，更不是那张炙手可热的奥运纪念钞，而是一张普普通通的薄纸片……“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一则征文启事，使我重新找出这张准考证，唤回了抑在心底的昔日岁月。
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使千千万万正值读书年龄的青年不得不辍学，我也在那个时代进了工厂，加入了“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但我求学的愿望始终未泯。1977年10月的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在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又重新激活了我的“大学梦”。高考，对于一个只读过两年中学又离开课堂十年的人又谈何容易。记得那时候新华书店中除了一些政治书籍外，数、理、化、文学、历史等书凤毛麟角，17本一套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要用高价才能买到，真可谓洛阳纸贵。为了获得全面的高中知识，利用业余时间我几乎跑遍了全市新华书店，只要与高考科目有关的书统统买到手。同时我还通过熟人办了张市图书馆的阅览证。那时市图书馆坐落在和平区承德道上，距离工作单位不远，我有时抽空去一趟，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我把初一到高三的内容详细整理了一遍。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我经常到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去旁听高等数学和政治、文学、史地的辅导课。记得一次傍晚天空下起瓢泼大雨，礼堂中仍然是座无虚席，这使我深深感到竞争的危机感。从那时起我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充分利用时间学习。
经过半年多的刻苦学习，自认为已经能够应付考试，正准备报名时，风雨突变，工作单位又以工作离不开、学历不够、年龄超限为由，拒绝了我的报考要求。这无疑像一桶冷水迎头泼来，半年多的努力眼看要前功尽弃，但我不愿轻易放弃这改变人生命运的最后机会。那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向腼腆的我，连续到招办和上级主管单位游说。我的执着感动了人事干部，一个电话打到单位。终于我凭着曾经在《天津日报》发表的几行文字，以具有特长和高中同等学历的资格，得到了这张魂牵梦萦的大学准考证，从而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
说也凑巧，高考考场是我中学时的母校。熟悉的环境，充足的准备，使考试发挥得不错，最终取得超过当年本科录取分数线近60分，高出重点分数线近20分的好成绩。由于那时“*”刚刚结束，全国高等学校百废待兴，招生的学校和专业少得可怜。我又不愿以“最后的机会”做赌注，便将高考志愿全部填写了与政治无关，但有非常实用的财经专业，致使录取板上钉钉。同时也遗憾地和当时的那些名校擦肩而过。三个月后，我收到了被第一志愿录取的入学通知书。从此，我带着30多元的月工资，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期望，走出了工厂，走进了天津财经大学。
老三届，新三级，新闻人…我的记忆碎片（3）
有资料表明，1977年、1978年两届高考学子多达1260多万人，录取比例为20 ：1，其中多数是老三届学生。当这些老三届人坎坷的青春即将结束的时候，历史终于为时代的错误补考。这些从老三届变为新三级的大学生意义非同寻常，他们是绝处逢生的一批苦命儿，是人生道路上浮出水面的幸运儿。从老三届到新三级，是一个历史的结束，同时又是一个崭新时代的起步。有人这样形容，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在风和日丽中稳步走向高考列车；而我们这些老三届是迎着疾风暴雨，一路狂奔挤上那即将起程的末班车。为了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一场破釜沉舟的背水之战。
当我走进大学时才发现，坐在教室中的学生，一多半是30岁左右的老三届。他们对*和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感激涕零，有的人竟然喊出了“*万岁”这样过激的口号。当我们这些老三届学生跨进大学校门时，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开始了她的诺曼底登陆，1978年标志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折，1978年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拐点。
我非常珍视自己高考的经历与感受，那一种庄重的选择，那一份自信的投入，那一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那一天美好的期待，即便几十年过去，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跨过了历史的坎坎坷坷，在我的脑海中仍然记忆犹新。如今，在我的抽屉中，各种装帧讲究的大学毕业证、学位证、职称证、进修证、外语证、获奖证、记者证、聘任证……很多，很多，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分量最重的莫过于这张朴素无华的大学招生准考证。因为它不但凝聚着我辛勤学习的汗水，也见证着30年前那一段高考改革的历史；它不但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也改写了千千万万有志青年的人生轨迹。
作为一种历史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恐怕再也不会有老三届人所经历的那般荒谬时代了，也再也不会出现新三级12届考生同聚一堂的特殊群体。老三届新三级，曾经是被历史选择的一代。同样，老三届新三级也选择了历史。那些曲折和艰辛将永远留在我们这些经历者、受益者和见证者的记忆中。
准考证，我心中的财富。
硬币决定命运
生活似乎是由一件件偶然的事件组成，而这些偶然事件的组合又预示着某些必然。20年前，《天津日报》头版的一则招聘启事，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通过报名、笔试、复试、面试、体检，我们几十名门外汉如愿以偿地跨进了报社的大门，然后就是集中学习和培训。由于那时今晚报还未命名和成立，一切活动都是以日报名义进行的，而直到培训之前我都不知道要创立一张新的报纸。因为以前经常给日报学习版和经济版投稿，在培训学习期间，当时《天津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凌振稼老师就找到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到日报理论部当财经编辑。那时高考恢复后的大学毕业生只有两三届，还比较抢手，工作挑选余地很大。凌老师还说：“如果考虑好了，我去和总编辑李夫去说。”
凌老师的一番话像一颗石头扔进水中，击起阵阵涟漪，使我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做一名财经编辑是我多年的夙愿，大学毕业时曾有一个中国统计出版社的名额，由于是外地，而我当时已经娶妻生子，便忍痛割爱了。又加上我写作时的处女作和很多经济理论文章都是通过日报理论部编辑发表的，对日报的经济专版有一定感情。但另一方面，一份全新的报纸；一个“无冕之王”的美誉；一个广泛接触社会、广泛接触人的记者职业生涯又像磁石一样吸引我。那一晚我辗转反侧、爽然若失…… 。 想看书来
老三届，新三级，新闻人…我的记忆碎片（4）
几天后应该决定了，我考虑还是用所学的专业决定取舍吧，在统计学中不是有一个大数法则吗。于是我找来一枚1981年版的1元硬币并许愿：抛出硬币，如果正面朝上落下的次数多就留下作记者，如果背面朝上落下的次数多就去日报当编辑。我一连抛了10次，结果正面出现6次，背面出现4次，就这样一枚硬币决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现在想起来怪荒诞可笑的，此事虽然不置褒贬，但至今仍令我额手称庆并且无怨无悔，因为这20年中，我给予晚报的和晚报给予我和我家庭的都很多很多。
客串今晚广告
美国有一句妇孺皆知的名言“不当总统，就当广告人”。没想到来晚报几年之后，我还真做了一回广告人。记得1990年前后，日报和晚报分家后不久，广告业务需要自己承揽，由于没有专业人士，晚报只好分批从编辑部中抽调部分编辑记者到广告部帮忙。我到广告部的主要任务是催收广告欠款兼承揽广告。为了鼓励编辑记者做好广告工作，当时主持广告部工作的主任，还对承揽广告和催收欠款制定出奖励办法。
鉴于晚报广告部成立不久，又急于增加广告收入，不少广告是先刊发后交款，因而应收款很多也很分散。欠款的客户不交款的理由很多，如“经济效益不行了”、“法人代表更换了”、“会计请假了”、“经理出差了”、“广告登错了”、“账上没钱了”等等。我第一次催收欠款还算顺利，因为这个客户是我以前采访过的单位。经理一见是熟人，二话没说就让会计拿支票。我怀揣支票回到报社，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可这种好事却再也难碰到了。红桥区一家企业欠款不多，但时间较长了，我一连去了十来次都没有效果。一天临下班时我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骑上自行车去了。谁知天公不作美，快骑到目的地时，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几乎把我淋了个落汤鸡，我赶紧跑进传达室擦洗湿衣并通报该单位领导。不知是感动了上天，还是那位经理动了恻隐之心，他立即通知会计开出支票并非要请我吃饭。但支票到手我什么也不顾了，等雨一停就骑上自行车像小鸟一样“飞”回报社。
我在广告部“客串帮忙”了不到一年时间，使我增加了一次下海赚钱的经济阅历。后来由于评定职称等原因我又回到新闻部，但那次短暂的“票友下海”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对那句“不当总统，就当广告人”的名言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见证经济腾飞
小时候，看电影《子夜》《日出》《林家铺子》等电影，对股票、当铺、拍卖等事情有了初步印象。上学时又读了这些原着，不知不觉竟迷上了这些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事物。改革开放以后我对这些经济活动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当了财经记者又名正言顺地接触了它们。
从1988年到1995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在这一期间我采撷了大量有关股票、拍卖、典当方面的稿件，很多稿件是在同《天津日报》抢出来的第一时间报道。改革开放后天津第一场拍卖，第一家典当行开业，第一只内部股的发行，第一只股票的上市等方面的报道，都比日报提前了一晚。此时报道股票信息的记者和文章的知名度与日俱增。
记得天津在正式发行股票之前，发行过两种当时被称为准股票的基金证券。它们分别是由天津信托投资公司发行的创业基金、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发行的信托受益基金。当时天津市办理这两种基金转让的营业点寥寥无几，最有名的是设在佟楼的北国投营业部、设在南京路统计局楼下的天信营业部。由于那时还没有大屏幕显示屏，工作人员就在营业部门口放上一块小黑板，每隔10分钟有电脑操作工报告最新行情，然后由业务人员用粉笔写上买入价和卖出价。投资者就根据这个价格填写买单卖单。到了夏天，投资者们就在烈日下竞买竞卖，为了尽快发回当日新闻，我也混迹在人群中，听着方方面面的议论，并把最新的成交价格用电话发回报社。那时手机还是稀罕之物，传呼机也不普及。为了及时采写价格信息，报社还破例为我配备了可以接受天津两券价格信息的数字型传呼机，让我自豪了好一阵子。由于发行两券的天津信托投资公司经理邢培强和北方信托投资公司经理梁建三都是我大学时的校友，有时他们将内部信息提前告诉我，和我打个招呼，发布新闻时总是抢在日报的前面，让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也十分羡慕。不久天津正式开始发行股票，工作就更忙了，单位和家中的电话算乱了套。有打探信息的；有嘱托买内部股的；有提供新闻线索的；有对股市评论褒贬的；有对报纸报道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在这期间我连续采写了大量新闻，如《相违30多年，拍卖击槌声重新响起》《久违40余载，今日得睹新颜当铺又在津门出现》《我国拍卖史上新突破，跳水皇后今晚拍卖金牌》《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国际商场股票开盘价9元》《本市内部股票发行来势迅猛，22家企业发行股票14亿元》等等，其中不少新闻还获得了天津市好新闻奖，它们忠实记录了天津经济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而这段历史将永远不会重复！
日月如梭，岁月如歌。一段段往事如同那封藏久远的醇酒，倾然而下汇成跳跃的诗行，融入今晚悦耳的交响曲中。让我们捧起这坛坛美酿，共同启封，为祖国母亲60岁生日欢庆；相互举杯，为多彩绚丽的人生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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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重，我的“新三级”……（1）
珍重，我的“新三级”……
王立东
作者简介：王立东，男，1961年生。*党员。河北大学哲学系七九级学生，毕业分配到包头钢铁学院（现内蒙古科技大学）任教至今。现任政法学院院长、教授、硕士导师。包头市法学会副会长、内蒙古哲学学会常务理事。获“内蒙古社科成果奖”、内蒙古科技大学“四个一人才工程奖”等学术奖，获“全区高校师德先进个人”等称号。
“我们满足，满足当年的清贫不曾消蚀我们的意志；我们骄傲，骄傲当年的我们没有蹉跎青春的时光。我们走过贫困、走过慌乱、走过衣衫不整、走过食不果腹；我们走过*、走过荒唐、走过民族迷茫、走过苍生凄惶。那是我们幼小的时候，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是我们求生的时候，那是我们锻造的时候。虽已是往昔的日月，我们记得；虽已是不再的记忆，我们怀恋。我们因贫穷而奋起，我们因迷茫而探求；我们因失望而发愤，我们因痛苦而图强。……那是我们生命的流程呦，我们无怨；那是我们青春的激扬呦，我们无悔！”
“新三级”是一段历史，是一个缩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社会历史的符号；它是过去的结果也是未来的启迪，是既往而去的昨天也是即将到来的明天……
“新三级”是一种哲学，“新三级” 是一个注脚，“新三级”揭示了历史，“新三级”注解了人生。说到根本处，“新三级”就是那个大众语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近几年，一个新的概念在许多刊物上出现……“新三级”，于是就有了关于“新三级”的话题。这个话题对当今在校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一个不会心动的概念……“*”。对于他们，是一篇离奇的故事，是一曲遥远的歌谣。而对于我们，这个话题却极为触动心弦……那是一代人的历史和命运，也是那一代人所处时代的命运。
“新三级”相对于“老三届”概念而来。“老三届”是指“*”初期三年（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中学生；“新三级”是指“*”结束、恢复高考进入大学的最早三届（1977级、1978级、1979级）大学生。“新三级”一部分与“老三届”无缘（属于1969年之后才上小学的一群人），一部分既是“新三级”又是“老三届”。“老三届”和“新三级”，一个在“*”之首，一个在“*”之后。
“老三届”、“新三级”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它指称着一个特殊的人群，是一个特殊的符号，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现象。从其概念的由来和内容结构，可以发现这个人群生活的轨迹、心理的情态、社会的根源。
“新三级”结构了经历复杂、出身各异、两代人同学的大学校园。那是全世界大学校园里独特的风景、也是中国高教史上绝无仅有的画面。在这个群体中，有极少的中学应届毕业生，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