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独立的地位。同时，它又是青年群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企图表现自己，争得自己在这场大革命中的地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尝试。它具有明确的意识性、组织性和持续性等性质。红卫兵运动作为青年群众这样一种有组织的集团行为，无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这种自发性的“争做革命接班人”的尝试是“红卫兵”们整体的独特社会经历。
在定义红卫兵运动的同时，需要划清其与“造反派”组织的区别：红卫兵是学生组织，是以未成年的中学生为主的组织，是“*”初起成立并很快名存实亡的组织，它没有参与“*”的深层活动。“造反派”相反，它是当年各行各业的成年人的组织，但是很多组织的名称也同样冠以红卫兵，但是其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参与了“*”深层的权力和*。
另外，今天在客观认识他们这段历史的时候，首先要把他们放入“*”的大背景去了解。“*”可以说是当年全社会的灾难。在20世纪60年代严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下，客观地说，在接受和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在被激发的革命热情方面，这代人的多数，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是参与或追随了红卫兵运动的，当中甚至包含着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挨整的情况下积极参与“*”运动。当他们被灌输的“对敌恨”的阶级斗争观念，被神化的领袖、舆论及各种专政机构指向教师和“五类”分子等具体对象时，这些狂热的青年人的暴烈是可想而知的。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在抗战期间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引用这句话丝毫没有要为红卫兵们的暴行进行开脱的意思，这代人当年的愚昧和狂热是和整个社会的成年人一致的，仅仅因为他们年轻和不懂事而更加冲动。但要理解“*”初期这些一直受着“良好”教育的青少年为什么会扮演起“褐衫党”的角色，需要放在那个历史背景下看。 txt小说上传分享
论“老三届”那代人（3）
二是随之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虽然早已有之，但它之所以能演化成为一场震撼社会的巨大政治运动，红卫兵们也是始作俑者，由其激进分子首发，再由毛泽东倡导而成势。它之所以着名，不仅因为其规模大、时间长和影响巨，更由于它是一场旨在消灭城乡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
这场运动规模之大，全国大约有近2000万人被卷入其中。若按家庭计，估计约有75％以上的城镇家庭受到波及。这场运动时间之长前前后后延续了十年，正是这种广泛性和持续性，造成了以牺牲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偌大社会悲剧。
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还是显得有所偏颇。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上山下乡运动有着一石三鸟的功效：一整治了红卫兵们在“*”中期无法无天的乱象；二减轻了经济压力和变相消除了失业；三是他寄希望于一场“反修防修”的社会实验，来确保他的革命路线贯彻于千秋万代。某种意义上，“*”突出显现了毛泽东社会理想中浓厚的浪漫色彩，消灭所谓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以实现向大同世界的过渡，一直是毛泽东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上山下乡运动或许就是毛泽东期望藉此来消灭其中两大差别的途径。据统计，“*”十年间，伴随着17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大约又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反向流入城市。其中虽然包含一部分知青招工返城，但总体上反映了城乡对流的社会大迁徙。因此可以说，上山下乡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政治背景应当是第一位的。
这场运动对老三届一代意味着：
在“扎根一辈子”的口号下，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是一种在心灵上斩断与城市联系的考验；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身处被改造的境地，背负着多重的政治压力；在改天换地的艰苦劳动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汗水，知青们几乎都经历过脱几层皮的磨炼；在贫穷如洗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也不得不以野菜果腹、糠麸充饥，“三月肉不尝”也是这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内容所构成的图画，就是我们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内涵。
这场独有的社会实验，显然是由老三届一代承担的，这是一场远比红卫兵运动来的更彻底的社会洗礼。
三是十年改革的大浪淘沙。
虽然十年改革不是这代人独有的经历，但是由于这个社会群体当时所处的社会状态，十年改革对于这一代人的意义太特殊了。
老三届们作为一个群体，正是在拨乱反正的改革初期，完成了他们从农村回到城市的漫长之旅。无可置疑，多数老三届们是抱着追随真理的虔诚上路的，改天换地也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好，总之他们当初是挺起未发育成熟的胸脯，过早地以幼稚的心灵背负起社会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十字架。十年后，当他们通过种种途径回到城市时，却发现他们的故乡……城市，并不欢迎他们。
他们曾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性问题，以至于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得不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名词。譬如“知青”、“插队”；譬如“扎根”、“返城”；譬如“病退”、“困退”等等。回城后，他们立即成为了一批“多余的人”。这种多余感首先来自家庭。在拥挤不堪的居住条件下，他们的插足无疑立马缩小了人均居住面积，生存空间骤然紧张了。其次，知青返城给就业造成极大困难，“待业青年”这个名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了。多数缺乏门路的人三年五年地“待”了下去，只好去做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以糊口。再次，随着这代人回城造成的众多感情和婚姻纠葛，使得“大龄未婚男女”一度成为社会问题。另一个相关的新名词也随之浮出水面，那就是“第三者”。还有，在他们与父母不仅在传统的“信仰”上，甚至在对话上，也似乎出现了困难。所谓的“代沟”，成为这代人返城的又一时髦用语。如此等等，使得很多人对这些当年的祖国花朵、共产主义接班人、尔后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失望了，预期他们将成为“垮掉的一代”。这代人如果真是整体堕落，的确，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想象了。事实上，把这代人整体遭受的历史挫折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太低估了知青们。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论“老三届”那代人（4）
他们以将近30岁的年龄开始学徒，以徒工的工资来养家糊口，他们还要忍受着社会甚至弟妹的白眼，一切从头做起。一位上海知青曾这样说道：“苦难和坎坷携走了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岁月，但它使我们有了生存和应世的能力；从人生历史上我们失去了得以发展的最佳生长段，但逐步适应环境，并能把握自我的意念却站立起来；我们曾被遗忘，但总是在顽强地寻求和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曾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却又不可遏制地获得了复苏与再生。”的确，自从当年短暂的红卫兵运动之后就几乎再没有遇到过顺境的“老三届”们，每一步都是要付出格外的努力。靠着他们十年磨出的一剑，即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很快就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熟悉了环境，开始了新的奋斗。
返城后的老三届们相对于社会的其他群体，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极度的动荡中。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当时的写照。试想，如果没有改革，这么一大批人怎么可能被城市平和地容纳？在社会财富的基数和利益关系的结构等不改变的前提下，老三届们实际上就无法真正在城市站住脚。他们如果要求对社会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来使自己重新进入城市生活，显而易见是不可能被社会接受的。而此时启动的改革恰恰提供了通过增加新的利益渠道来满足这种要求的空间。正是这种背景下，这代人立即融入了“十年改革”，他们的命运也就更加贴近改革，也必然以改革为其归宿。
通过改革，老三届们接着又创造出众多的共和国第一：中国第一批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工商业者诞生了，他们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求得了生存，并演化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他们中的幸运者从近2000万的考生中拼杀出来，成为恢复高考后1977年、1978年、1979年新三级大学生和研究生中的主要成分。他们中产生了建国后第一批取得世界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知名专家；产生了承担着中国文化、教育、科研事业脊梁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建国后第一个批量级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官员和管理者阶层；他们中还诞生了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名导演、名记者等等，可谓群星璀璨，不一而足。这些成功光环的背后，是以绝大多数同代人为巨大分母而实现的。而且还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分母之大远远超过上下两代人。
这样的一种现实，将这代人整体与改革开放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他们的共同思想体验，表现在作为一代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升华
每一代人的成长、成熟、融入社会，就是“代”的社会化过程，或者说是“代”的“成人礼”。老三届们的这一过程基本是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实现的。这代人被发配到农村之后，他们从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从优越的城市环境进入艰苦的穷乡僻壤，从不愁衣食的安逸生活转入了依靠自己双手艰难为生。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上，他们经历了一个怎么说都不过分的大起大落。
逆境在人生中的地位，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一方面，它破坏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和安定感，置人于主观上不得不面对的身心痛苦中；另一方面，恶劣的处境又的确给人们提供了锻炼意志、增长才干的机会，使他们有可能从中得到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素质和向上的精神。老三届一代在“*”中是作为一个群体、共同接受了逆境的砥砺，急遽地完成了大起大落的全过程。
论“老三届”那代人（5）
自我意识的回归是他们在上山下乡中进行历史思索的结果，也是这代人脱胎换骨走向成熟的第一次自我否定。他们长年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只知道自己是集体的一分子，却往往忽略了个体存在的意义。长年在社会底层的奋斗拼杀，逼迫着他们去思考，唤醒他们的自我意识，加快了他们社会化的进程，同时也使他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由于这样，真正能够脚踏实地后的这代人，虽然曾经在“*”初期创造了最狂热的对个人迷信的追捧，但实际也是最早从这种狂迷中觉醒出来的群体。当他们摆脱了现代迷信的桎梏，实际也就否定了自己当年的“红卫兵”历史而逐步接近了真理。这也是这代人走向成熟的第二次自我否定。
通过极为痛苦的否定之否定，这代人在上山下乡的变异状态中逐渐完成了他们的蜕变。这代人了解了社会，认识了人民，从而把自己逐渐植根于黑色的土地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整体建立起了对于社会和人民的责任感和历史承诺。正是一代人社会化过程中具有相当一致的思想体验，所以这个群体对于代的认同感非常强。当年一张知青的标签就几乎可以到全国的知青点蹭饭吃；一见面只要一提老插仿佛就有一种内在的交流；今天也还有不少性情中人在关注着当年的掉队者，如北京一些老知青正在积极筹建一座延安知青陵园，以便让当年那些因种种原因长眠于黄土高原的北京知青游魂有个归宿。虽然素昧平生，虽然耗资不菲，但是有众多的人投入了，仅仅因为彼此都是“知青”。
这代人的共同行为特征，是那种从苦难中培养出来的坚毅和求实精神。
老三届一代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经受了许许多多过去未曾体验的艰苦，从生活上和劳动上受到磨砺。他们在农村中受到的最大锻炼，是培养起受用终生的坚毅和求实的精神。
当他们刚刚回城的时候，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和脚踏实地的精神来应对一切，因为他们深切地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等待别人来救不如自己救自己。全国几百万的待业青年，曾经是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但是未经多久就被消化殆尽了，与其说是社会消化了这个包袱，不如说是这些待业青年自己消化了自己。
面对回城后又一次的逆境，这些毕竟吃过苦的一代人，有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经历作为参照坐标，最终平静地接受了这种现实。他们所具有的求实精神，在农村修理地球时学来的吃苦耐劳，从几上几下、几多曲折中摸索来的社会经验都派上了用场，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展示了这代人的力量。社会终于发现，这代人已与人们头脑中那个冲呀杀呀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们已成为各方面崭露头角的骨干力量，需要刮目相待了。
当默默的大多数从学徒工、临时工重新开始，好不容易才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后，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和社会利益再分配，使他们中的大批人再次沦为失业大军的主要对象，不过这次的名称则由“待业”改为了“下岗”。这是经常会让人感动的一代人，他们不是个别人、而是整体经历了上山下乡、回城待业和下岗三次失业大潮，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终其一生都在挣扎着应对基本的生存问题。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代人今天再次以宽容的心态，顽强的意志和求实的精神来应对一切，在默默地支撑着改革的大业。
论“老三届”那代人（6）
可以这样说：为了谋生，他们今天可以是体面的白领，明天下岗照样能够在街边支起油锅卖油条而面不改色；为了求学，他们今天或许还在大学授课，明天留洋立马可以在他乡端盘子扫地而心安理得。有了青春期的艰苦磨炼垫底，没有什么能够击倒他们。这就是这代人的行为特征，拿得起也放得下。
这代人的共同历史性格，主要体现在坚守不弃的理想追求。
自幼被培养起来的自强不息和孜孜追求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伴随“老三届”们最基本的性格特点。
他们是共和国最早的小主人，出生在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之下。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以全新的思想意识刻意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从幼年即被灌输了满脑子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阶级斗争理论，几乎还没有枪高就叫喊着要打倒“帝修反”、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阶级兄弟。这种虚妄的理想主义使他们在“*”初起就充当了急先锋。这种理想追求被误导为危害社会的红卫兵运动，使那些没有因此失去理想追求的多数不得不对这一理想主义的后果反思和忏悔。
他们进入社会亲身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社会实践，使这代人建立在“阶级斗争为纲”之上的理想主义和盲目的社会责任感经历了动摇、否定和重建。随后，通过广阔天地炼红心，通过艰苦生活的磨难，这代人成熟了，也圆滑了，但是他们与祖国的命运更紧密了，即使他们蜷缩在社会底层的角落里，也依然关心着最高层的政治动向。
通过“*事件”等，更多地是从自身的社会落差和实践中，这代人体味到指导社会运转的思想体系出了问题，而成为最早探索中国前途、并向“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