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抄家与遣返），更是一种责任，让我不计艰苦、倍加努力，尽早为他们落实政策！
那年的深秋，我们到北京延庆县深山里的一座小村庄，去找一位李姓的“历史反革命”“落实”他的政策，其实是去通知他，“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是铁定的，因为我们到区、市公安局调查的结果，均为：解放前曾参加某反动外围组织，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这在我们20几个“落实对象”中，是较“易”的一个。
汽车在通往延庆的崎岖山路上爬行。我清楚地记得，特别是到了一个叫“九里梁”的地方，汽车的速度骤然减慢，全车的乘客顿时紧张起来。道路极窄，一边是陡直的山壁，另一边则是百尺深涧，再加上几十米就是一个急转弯，真是令人心惊胆战！上车前就听说这里经常发生翻车事故，而整个长途汽车公司只有两位司机敢开这条路，并且只要稍有雨雪，车就停开，相当于封山。为此，山里村之落后，山里人之穷困，可以想见。和车上的人攀谈，我们所要去的小山村，一天的工分才五分钱，还不如养只小鸡生蛋，一个蛋还要七八分钱呢！我曾在农村插过队，自认为懂得艰苦，但我们那儿一天的工分再不济也有一元左右，和这里相比，家家都是“富农”哩！
天快擦黑时分，汽车终于缓缓到了终点。全车的人也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要去的小山村，就在终点站旁。
毫不费力，我们只打听了一位农民，便找到李姓“反革命”的家。那是一个用石头和石片搭起来的小屋子。虽然歪斜，却和旁边的房屋挤在一起，看起来还算结实。我们还没进屋，门口却已挤满看热闹的人。或许近十年了，还不曾有人去看望过这个李姓的人。
从档案上看，李姓人解放前大学毕业，自述“在上大学期间以为参加的是进步组织，后才知道实为反动外围组织，属上当受骗”。1975年当年至多50来岁，然而当我们在那间狭小的石屋里见到他时，真为他的苍老而吃惊：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腰似乎已直不起来了，沙哑的嗓音和着哮喘般的呼吸，站在我们面前似乎连大气也不敢喘，说他70多岁，绝对无人质疑！可见近十年的“人民监督”已把他“改造”成什么样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那混浊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种说不清的眼神：是胆怯，是期盼，还是交相闪现？
同去的王师傅是政工组长，她先嘘寒问暖地讲了几句后，便很果断正规地对李“反革命”说：“党中央关于落实政策的消息你可能也听说了，关于你的问题，我们经过调查，并与派出所公安局作了核实，最后结论是：历史反革命的定性不能改变！因此，你还要继续留在原籍接受教育和改造！李××，你听清我的话了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我看到李“反革命”的喘息比刚才均匀多了，神情也安定多了。他站在我们对面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开始说话，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听见。王师傅立刻说：“你大点声音，我们一句也没听清！”此时，李“反革命”提高了嗓音却又十分平缓地说：“我诚心接受组织上对我的调查，我在解放前的确是做过错事，但是如果把我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请求政府对我宣布一次！”说完，睁大眼睛看着我们。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那个年代的故事（8）
他的话把我和王师傅说得一愣！我还没明白过味来，经验老到的王师傅先行还击了：“看来你还没改造好，还不甘心你的失败！派出所和公安局我们都去过了，那里的材料都写着在1952年镇反时你就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白纸黑字，难道还是我们编出来的！”
李“反革命”接过话去：“二位同志误会了，1952年镇反时给我定性为反革命，政府怎么没向我宣布过？如果现在定性，我请求政府向我正式宣布一次！”
王师傅立刻接过话说：“你可真够狡猾的！什么现在定性给你宣布一次，你是1952年定的性，政府怎么会没向你宣布呢？这不可能！”
李“反革命”说：“确实没有宣布过！不然，1953年我怎么还会有公民权呢？”
王师傅说：“这更不可能了！1952年定性历史反革命，1953年还会给你公民权？你可真敢说瞎话！”
李“反革命”辩解说：“我不敢说瞎话，我有证据！”说完，他走近靠墙边一个充当椅子的破木箱子，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上的锁。此刻，屋子里静极了，除了李“反革命”急促的呼吸声，什么也听不到。我、王师傅、后赶过来陪我们的村支书，还有几个围在门口看热闹的人，都目光一致地注视着李的一举一动：只见他缓缓打开木箱盖放到炕上，从里面一件又一件往外掏着破旧的包袱和衣裳。最后，他将手伸向木箱底，拿出一个几乎看不出原色的又脏又旧的手绢包，用他干瘦黑糙的双手捧着，慢慢走近我们。借着门外的光亮，他颤巍巍地向四边抻展了那块脏手绢。我们这才看清：躺在手绢底的，是一张泛黄折皱的选民证！
虽然上面墨迹已非常浅淡，可是李某的名字及政府的红印，却赫然在目！
此时空气似乎凝固了！全屋子的人似乎全被震惊了……
我在瞬间想到了很多，只有经历过政治风云变幻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敏感”！只有遭遇过政治运动磨难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远见”！然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在抄家那种生死难定的紧要关头，他居然敢瞒着红卫兵，冒死把这样一张小小的纸证藏了起来，且极有心计地带在了遣返回乡的路上！他的智慧更在于：如果在当时把这张“选民证”出示给红卫兵看，那无异于向红卫兵的权威挑战！这张“选民证”不但会被撕得粉碎，而且接下来将会是一顿更加可怕的痛打（因为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他深知这张选民证就是他政治生命的护身符！他像保护自己的命根子一样，把这张选民证深藏了下来，而且一藏就是20多年！
……
我们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是怎样离开那个小山村的，也全都淡忘了。我只记得，原则性极强的王师傅回城后，坚持原则，为李姓人摘掉了原本就没有戴在头上的“历史反革命”帽子。我只知道，正是这张“深藏”了20年的选民证，果然改变了后来的一切！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风走云散，桨去水合！又是30年后的今天，有谁，又能有几个人，当他们拿到自己的选民证时，会静心地去感受这小小纸张上托载的万钧神圣？！
四 1978：悲情恋曲的出身之痛
现在的青年人对“出身”这一概念早已没有任何感觉了。确实，因为它已被归入“历史名词”一类，快要成为“文物”了。然而30年前绝非如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最好的txt下载网
那个年代的故事（9）
下面要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件真事！但却又是一个故事，因为它发生在30多年的“从前”……
（一）
健民是我中学的校友，共和国的同龄人，高我一班。由于他的品学兼优加之“根红苗正”（家庭出身为工人），在班里不仅担任了班干部，而且还兼负了国家重要的外事任务：在校内陪伴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的长子诺罗敦·纳拉迪波王子的学习与生活。
西哈努克亲王很有战略头脑，出于小国安全的考虑，他对所有大国强国一律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把自己的孩子分送到中国、美国、苏联、法国等国去读书。除了培养深造的目的外，也是其外交方针中的一项措施。
纳拉迪波王子在学校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特别是他的毛笔字经常作为优秀作业在校“学习园地”展示。我清楚地记得，1965年中考的作文题目是：“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鉴于纳拉迪波王子的情况，*门特示，他可以另行选题。而王子坚持以“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为题。他的这篇作文，成为当年中考的范文，一时在北京市各中学传为佳话！
因为同样优秀，健民与王子的交往也是非常亲密，或许可以这样说，王子的“优秀”与健民的“陪读”是分不开的！那个时候，健民享受着“被组织信任”的幸福，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
（二）
1966年，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拉开了北京市中学“*”的序幕，紧接着“破四旧”、“打、砸、抢、抄、抓”形成的所谓“*”，把家庭出身与成分的重要性推向了极至！以至于人们开口说话，必报“出身成分”，所有人都被归入了“红五类”、“黑六类”、“麻七类”。“红五类”：即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黑六类”：即出身为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麻七类”：即出身为城市贫民、小业主、中农、自由职业者、教师、职员、店员等。“出身”成了划分革命与反动的最高标准！
这样的情绪与气氛一直延展到了1968年初春，征兵工作开始。健民这样的“红五类”自然报了名，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去当兵肯定是板上钉钉，没有疑问。谁料张榜公布，大红纸上却没有健民的名字！他当即找到军代表询问原因，结果却使他和所有人大吃一惊：他的“工人出身”不够纯正！
健民心急火燎地回家追问父亲，这才知晓了一段父亲本不愿再提起的伤心往事：近30年前，他父亲在崔月犁手下（崔解放后曾任卫生部部长）曾是八路军武工队的领导人，在华北平原一带打鬼子闹革命，声名显赫。然而“小农意识”使他父亲出了“经济问题”，由此，离开了武工队，默默无闻地几十年，由农民到工人，最后成为八级木工！
健民来不及品尝父亲在自己儿女面前讲述“历史问题”的那种酸楚，他的本意只是想弄清情况去向军代表申辩、表白，去争取当兵的权力！然而当他陈词再三，却仍然看到军代表那惋惜无奈的神情时，健民当即拿过一张报纸，毅然咬破十个手指，写下“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血书，表达了他坚决要求当兵的决心！
屋里所有的军人都被震撼了！本来就喜欢健民的军代表也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拉着健民那被咬破十指的双手，激动地说：我们不送这样的年轻人去当兵还送谁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那个年代的故事（10）
在军代表的努力下，健民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来到了大连某野战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然而，三年的当兵生活，出身“不够纯正”的梦魇并未远离健民，尽管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卖力地训练、工作、学习、劳动，尽管他付出了比常人多数倍的努力去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尽管他多次要求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的战斗，以求在战场上用生命显示自己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毛主席的赤胆忠诚！但是在那种个个都是根红苗正的群体中，健民终因“出身问题”而没能入党！
（三）
生性喜欢奋斗的健民终于有些灰心了，他回京向亲人、向同学、向朋友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大家在安慰之余，都劝他早日复员，回北京找个好工作。建民接受了“申请复员”的建议，然而在私下他向我表示：复员后坚决要求把他分到最艰苦的地方或部门去！我了解健民，他是心有不甘！他希望在艰难困苦中向党、向组织表达自己的一片赤诚！
是“事有凑巧”呢，还是“天不绝人”，健民“申请复员”的消息，被一位同学的父亲知道了，恰巧这位同学和健民住在同一条胡同，因此，这位同学的父亲对健民的了解可谓“知根知底”。他找到健民谈话，希望到他所任职的汽车工业公司工作（他在汽车工业公司任党委书记）。健民还在犹豫，而大家则劝他，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或许是我的一句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说：你奋斗了那么多年不就是为了求得党组织的信任吗？现在你还没去，党委书记就这么信任你，你还等啥！
1972年，健民惜别了他的军营生活，来到了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上班，由于有了“组织上”的信任，他又走上了幸福和顺利的坦途。三年的军旅生涯，不但没有成为他进步的障碍，反而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再加上他吃苦耐劳、勤恳工作的本性，一年多后，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成绩，健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共产党，并被任命为公司团委书记。再往后，健民先后被派到分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分厂厂长、总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最后，被任命为该公司最重要的总装分厂厂长。谁都看得出来，健民已明摆着是“三梯队”的接班人选，是上级“重点培养”的对象，前途不可限量！
（四）
说时短，那时长，此时已到了1976年，健民已到了27岁的年龄。用大众百姓的话说，解决了“组织问题”，就该解决“个人问题”了（请注意中国文字的巧妙措词，外国人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切都成了“问题”）！
健民当团委书记时，很多女孩子向他示好，有几个表达的很明确，当我劝他利用这个机会好好选择一下时，健民却一脸正色地说：不能利用工作之便！越在这个岗位上，越不能在本单位找对象！他的话虽然令我尴尬，然而我理解他，那就是他的性格！
这期间许多热心人都在帮他介绍，健民也很认真地接触过两三个，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是一年过去，无果而终，两三个交往过后，三年多的时间也都耗去了！公司的大姐们看着比健民还要着急，她们纷纷“指责”说：你这么认真地谈啊，这么长时间考察啊，你也太正派了！一年只谈一个，这怎么成，你的青春年华够你耗几年的？你得改变策略，同时见几个，同时几个谈！经不住大姐们的劝诱，健民终于答应同时见同时交往几个了。然而刚过了一个多月，健民便找到我们说：不行！我受不了了！同时见几个，我都忘了跟谁说过什么了，全乱套了！健民的话一下把我们全逗乐了！我说：谁叫你错过当团委书记的最佳机会呢！现在你自己尝尝“正派”的后果吧！哈……
那个年代的故事（11）
（五）
似乎是在1977年的一天傍晚，很久没有联系的健民敲响了我家的门，打开门一看，健民的身后跟着一位女孩，很不自然地站在那里。我赶紧请他们进屋，心想这一定是健民的新女友，而且一定是他满意的一个，否则他是不会带到我家来的。我的猜想没错，健民在简短的介绍语中，透着热恋中的幸福与自豪。我打量了这位女孩一眼：白皙的皮肤，黑黑的头发，绝对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忽闪，不说惊人，但很经看。得体合身的衣衫与她内向的性格协调淡然，只是在她单纯的眼神中似乎还闪烁着什么，是柔弱，还是羞涩，我一时没有看清。她叫阿静，简单的交谈中，知道她在一个工厂当工人，与健民已来往半年多了，都很满意。健民告诉我说，他已向组织汇报了，请求组织调查政审（政治审查），随后他就准备着手婚事了……
我们都为健民高兴，期待着他幸福生活的开始。
（六）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去二里沟办事，恰巧路过健民的工作单位，顺便去看望他。当问起他与阿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