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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惊恐！莫名！无奈！振国和维毅拼尽力气，急拉急行，急寻较宽之处，好给后面的“不明恐怖车”让路。而我顿时忘了疼痛，一脸清醒，瞪大眼睛注视着那几支枪口！不停地催促他们：快！快！快点！
终于找到一块稍宽的地界，我们的平车紧贴山壁，“恐怖车”加大了油门，怒吼着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此时这才看清，车厢里押运着十几个人，他们个个都被捆绑着，被押送他们的人坐着、踹着、踩着、蹶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土匪？还是……
这是令我们终生难忘的惊悚的一幕：1969年5月的一天，太行山余脉一条崎岖的小路上，高山、深涧见证了三个惊魂未定的北京知青，拉着平车在为一名知青夺命的路上差点儿丢命！
50 里……
到公社卫生院了！我们都兴奋至极，深深松了一口气，终于有救了。由于天太早，卫生院还没开门，我们顾不得这么多，呯！呯！呯！砸响了院长的屋门。或许是惊醒了他的美梦，他起身后不顾我的疼痛，睡眼惺忪粗暴地翻看了一下就说：“我这儿没有‘抗破伤风血清’！再说骨头有没有问题还要照片子才知道，我这儿也没设备，你们去县医院吧！”说完，打着哈欠就回宿舍继续“挺尸”去了。
我们三人顿时像被泼了一桶冷水，从头凉到脚。什么？去县医院？还有整整40里呀！我们的心理准备，还有维毅和振国的体力准备，都已止在了这50里处的公社卫生院。在快到达卫生院的时候，他们二人兴奋得几乎快拼尽了力气。现在怎么办？找院长去辩论吗？有个屁用！他态度恶劣是真，但公社卫生院设备之简陋、医药之不全也是真！
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农村缺医少药、农民有病基本等死的悲惨状况。也开始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时，做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英明指示！我在心里说：毛主席呀，您太伟大了！如果不按您的指示去做，我们知青又该怎样活？
可是感慨解决不了眼前任何问题，纵使再念几百遍语录，也变不出“抗破伤风血清”来。维毅和振国相互看了一眼，几乎同时说：走！去县城！那一刻，我的泪水从心底涌出：共同的处境共同的遭遇使我们有了共同的心声共同的命运！
就这样，滴水未进粒米未食的知青们，在走过50里崎岖的山路之后，又踏上了苦难的人生之路！ 。 想看书来
那个年代的故事（16）
70 里……
太阳高挂，70里处，是北流公社的地界，也是一处铁路工程的工地。在一个岔路口，振国和维毅几乎是精疲力竭了，他们找到路口的一棵大树，把车平放，尽量让我处在阴凉下。不一会儿，路口对面三五成群的人逐渐汇集到一起，一边向我们这边探头探脑，一边对我们指手画脚，看上去，都是些工地的工人。我们虽然有些奇怪，但却没有精力再去搭理他们。此时，我的脚开始火烧一样地跳痛，不得不掀开盖在身上的被子，解开缠在脚上的纱布察看一下伤情。可就在这时，对面的议论声由小及大，由远及近了。正当我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慢慢向我们走过来，半神秘半小心地问道：“你们是些什么人？到这儿来做甚？”我们本来都已累得无精打采，以为来人是闲着没事、好奇，因此不想理他，我只是懒懒地没好气地说了一句：“我们是北京来的知青，干活受伤了想去县医院看病，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听完这句话，来人紧张的神情居然一下松弛了下来，只见他朝后面一招手，喊了一声：“北京来的知青，没事了！”完后，一群人纷纷朝我们走过来。那位干部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县里昨晚武斗，枪炮打了一夜，可能根本进不去了！我们还以为你们是武斗受了伤，逃到这里来躲避的呢？刚才，造反派的几辆卡车把抓到的‘对立面逃犯’都拉回县城去了，长枪短枪机枪的，都把我们吓坏了！”他这一席话，才使我们明白路上的“险遇”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接着，有人问我是怎么伤了。当我简单说完，并表示去县医院主要是注射“抗破伤风血清”时，那位干部露出笑容说：“‘抗破伤风血清’？我们这儿就有呀！你们不知道这儿是工地，经常有锈钉扎伤人的事。”边说，边招呼旁边的人说：“快！快！把北京娃儿送到医务室，叫医生快给他打针！”
我、振国、维毅真是喜出望外，刚才听到说县城进不去了的时候，我们都绝望已极，没想到刚过一会儿竟然又绝处逢生了！
我已记不清工人们是怎样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医务室的，只记得医生是在打了试验针后，给我注射了一支“抗破伤风血清”，随着那一管药液被缓缓推进，我们三个人的心才算是终于放下！医生说：你的脚还需要照个片子，才能最后确定病情，但是我这里也没有设备，县医院肯定是不能看病了，最好找一家部队医院，武斗可能还影响不到他们那儿！说完，他边收拾医疗器械，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唉，这么小的北京娃儿跑到这儿来遭罪，真可怜呀！”
我永远会记得北流工地那一群善良的工人、干部和那位医生，他们淳朴的真情和人性，在别人危难之时自然顺畅地流露，对我心灵的震撼化作了一生的感激！
90 里……
终于到县城了，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振国和维毅拉着平车，缓缓地在县中心街道行走，一边目瞪口呆惊慌无措地四处张望，一边回忆和搜寻着部队医院的去路。
一夜的武斗，县城好像完全变了模样：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路不像路，道不是道，到处是垂落在地被打断的电缆电线，街旁的建筑满眼是弹痕弹坑，地上丢满了武斗时用过的木棍、钢管、石块、玻璃、门框……县革委会那座全县最高的五层楼正方形建筑，房顶四个角处都用大米和白面袋堆成了碉堡工事。残墙断壁上贴满了造反派胜利的口号和“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之类威慑性的标语。被击毁的车辆到处横七竖八东倒西歪，这是一个真实的战场！比街景一片“弹洞前村壁”更可怕的是，整个县城竟然寂静无声，除了被炸毁的建筑外，所有房屋都门窗紧闭，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仿佛来到了一座死城！我们不由自主地浑身战栗，不知何时何处会不会有冷枪向我们打来，自小在部队长大向往战争盼望当战斗英雄的我，竟怕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最终找到了那所部队医院，特别是那里还有我们知青同伴的妹妹在学习针灸医术。有熟人的引见，一切都很顺利，照片显示结果：脚骨无伤，并无大碍！当我们三人看到这一结论时，全身一松，连相互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尽管多年之后，我曾极力搜寻：我们是怎样从部队医院离开的？又怎样回到的小山村？却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我的脑海中至今竟然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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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1）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
何友中
作者简介：何友中，女，1947年生。北京女一中高中毕业。1967年至1977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戈比公社额仁宝力格大队插队10年，曾担任第二小组副组长和大队会计。1977年参加高考，被包头师专中文系录取。后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历。1980年至1984年在包头三十六中学教书。1984年调到内蒙古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工作，曾在纪检组和科技教育处工作，曾任主任科员、副处级检查员。1994年调到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投资咨询部工作，具有国家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和高级经济师职称，参加了160多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多次荣获全国和北京市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还发表了多篇论文。
“惊雷唤醒大学梦，好雨润滋久旱心。放牧边疆十载整，重开考试未来新。”当我回首往事时，最让我难忘的、最能激发我感情的、最让我终身受益的事，就是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每当我想起茫茫雪原上艰难行进的那辆卡车，我就坚信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正如丰子恺说的：“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
惊雷唤醒大学梦
1977年10月初，我送孩子回北京时还没听说高校招生改革的事，回到大队照旧到蒙古包去登记工分。11月初到公社银行为牧民取预付款时，突然听人在说恢复高考的事，我先是一愣，赶紧凑了过去。三个中年人正说得起劲。
粮店的孟和说：打倒“四人帮”后政策还真的不一样了。
孟和是粮店主任，知青到公社经常到他家吃住。
砖厂的刘宝和说：这是*的第三次复出，又该整顿了。
别看刘宝和只是个小学文化，分析起形势来一套一套的。
我也和他们聊了起来：你们刚才说的高考的事是真的吗？
孟：这消息千真万确呀。10月20日晚广播电台已经公布了这个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两篇大块文章。你还不快报名。
我：我倒是在北京时就听说，*主持教育工作后，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可我们都这么大了，又结婚有孩子，人家能要吗？
孟：听说招生条件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我：国家还真是没忘了我们这些“老三届”。
我激动得脸通红，眼泪涌到了眼眶上。
孟：前几年招生你怎么没报名啊？
我：那时我对上大学已经死了心了。咱们既没后台，出身又不硬，报名也是白报。张铁生交白卷那年，我们队××、××考得都不错，结果都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被录取，后来××觉得前途渺茫自杀了，估计和上不成大学有些关系。
××：你不是扎根派吗，怎么也要走啊？
这个人总爱找知青的毛病。
我：我们这批知青是国务院用大轿车从天安门出发送到草原来的，再苦再累我们当然要坚持。我到草原已经十年了，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草原，应该是把根留在了草原吧。现在恢复高考，就是祖国在召唤，“四化建设”急需人才，能报名的知青和当地年轻人都应当报名。
从银行取钱后，我没在公社耽搁，就赶紧骑上马往回返，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诉所有的知青。到大队40多里的路程，一路上我一会儿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一会儿唱《翻身农奴把歌唱》，还作了一首诗，大声朗诵着：“老邓抓高考，《人民》载巨章。出身权力废，考试变寻常。闻讯心激动，加鞭喜欲狂。飞奔相转告，做伴报名忙。”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2）
考期紧张雪路封
我们队当时只剩七个北京知青，已全部结婚。我丈夫石康对于考大学始终在犹豫，他说，这么多事情要干，怎么能说走就走呢？他担任大队副书记，想得很多。我说，这是党和国家给咱们的机会，就试试嘛，就算你陪我走一趟行不行？考不上咱们还继续在这儿干。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他勉强同意。在我的鼓动下，最终我们队有四个知青报了名。没报名的北京知青有两个是六六届体院预科初一的，文化课没学过多少。还有一对知青夫妻，一个生完小孩后身体不好，一个正在盟畜牧兽医学校学习。报名的另外一对夫妻是宋建生和赵久胜。宋建生是我中学的同学，初中和高中一直担任学习委员，数学特别好，人也长得漂亮，要不是“*”，她应该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中学时我非常崇拜她，直到现在也常感叹可惜。当时她担任大队小学老师，她丈夫是锡盟知青，干活是把好手。我们公社二队的*也报了名，他在牧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我们五个人都是在草原入的党。
报名要交四张照片，这可难住了我。去旗里照相馆照相肯定来不及了，大雪封路根本也找不着车。回去翻箱倒柜凑了四张，却是两个底版的。其中两张是把结婚照剪成了两个单照，看着剪开的照片心里难受极了。名是凑合报了，接下来再一细思量，准备考试的困难太多了。1977年底我已经接近31周岁了，年初刚生完孩子，7月份又做了一次流产，身体比以前瘦了许多。大队书记对我的报名也不支持，怕我复习功课影响了年底的结账。再有就是想复习也没有复习资料呀，翻来翻去找到一本北京慰问团送的知青科普小丛书（农业知识方面的）。该填报考志愿了，报文科还是理科呢？考数理化没书不行，只能考文科了，靠现编撞大运吧。报什么地区的大学呢？从照顾孩子考虑必须回北京；从专业考虑我想学会计，只能报辽宁财院。由于当时到偏远地区招生的学校和专业有限，我报的志愿顺序是：北京师院、辽宁财院和包头师专。最后一个志愿是兜底的。
记得考场设在东乌旗一中，考试时间是1977年12月13日至14日。刚一进入12月，我们队四个报名的知青就开始打听去东乌旗的车。那年冬天，东乌旗又遭受了特大白灾，路边就可见到牲畜的尸体。听说东边满图宝力格牧场的雪和蒙古包一样高，运粮车靠铲雪车开道，200公里走了五天五夜，所以一般的卡车都不敢出车。正在我们焦急难耐，以为考试无望时，12月8日我们终于打听到驻扎在公社的防火站（负责在边境开垦防火道）有一辆卡车要去东乌旗。我们立刻动身赶到公社住下，盯住了这辆车。10日听说车要出发了，我们就一大早在车旁边等着，一直等到午饭后1点多才准备走。管他呢，能坐上走就行。车上拉了两个汽油桶、几捆牛皮和好几麻袋东西，我们四个和两个防火站的人就坐在麻袋上。车开始向北行进，看样子是打算从边防公路走，上了边防公路就比较好走了，但是要多走50公里，也就是说一共要走180多公里。
1977年的冬天格外冷，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1℃，白天的气温也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那天就算天公作美，没刮白毛风，就是干冷干冷的。雪原显得特别空旷、辽阔，雪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一开始我们高兴得有说有笑。 。 想看书来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3）
××：咱们队50多知青走了几个大学生了？
××：招生走的也就八个人。
××：咱们队离东乌旗太远了，所以得到的招生指标太少。
××：走的人都是有后门吧，不是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防火站的人说。
××：我们队倒不是，牧民和知青都同意先照顾那些身体受过重伤的知青。1971年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是在打火时脸被烧伤的。
××：是啊，×××是1973年去吉林大学理论物理系的吧，她是在农场启动柴油发动机时双手手腕被打伤了。
××：我们包的×××是1974年去内蒙古农牧学院的，人家是从香港回内地上中学，后又插队的，属特殊情况，应该照顾。
××：后来北京体院、内蒙古师院和锡盟农牧学校又招走五人，有些人家是点名要的。
××：石康，你出身挺硬的，怎么没走？
石康眯着小眼睛笑着说，我要走了，不就找不上她了吗。
大家都笑了。石康当时还真没想走，只向着自己的理想奔着。
××：何友中，你爸不是国家科委的吗，怎么没走呢？
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