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发展为代价来强调迅速地工业化。由此带来的高收入阶层产生在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农村。工业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落后农村的波及效应不明显。
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发展”的定义。“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应该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把对削减普遍的绝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以及降低失业率考虑进去。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教授希尔斯先生，提出了发展意义这个基本问题。“一国发展方面的问题是：贫困情况怎样？失业的情况怎样？不平等的情况怎样？如果这三方面都显著地减少了，那么毫无疑问，该国处于发展阶段。如果这些中心问题中某一个或两个问题变得更糟了，尤其是如果这三个问题都变得更糟了，那么称这种情况为发展是会令人困惑的。”
创业带动就业
创业带动就业的思想“创造”了“共享性”发展的新模式。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入分配差异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期望的“共享”效果，居民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及其社会效果的增长模式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
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证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的关系，不同的增长的方式有不同的相关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1996年版）指出，存在一些不可取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仅使富裕人群受惠、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经济增长；缺少民众认同的不稳定的经济增长；过度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的经济增长。这些“不可取”的增长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看法：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为了避免不利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不唯GDP是从 发展“共享性”经济（2）
创业带动就业是达到经济增长的“共享性”发展的最佳方式。就业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其他劳动人口，就业创造收入，收入就是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就业带来第一层次的收入分配形式，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其他经济机会形式把经济增长的好处“逐渐扩散”给广大人民，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也为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进行更广泛的第二次分配提供必要的条件。
就业通过第一次分配直接增加个人收入，通过为第二次分配创造条件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会极大地推动投资、外需增长模式向消费的增长模式转移得以实现，对改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系列不平衡，包括过度投资，贸易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矛盾，都可能带来积极的效果。对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应该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创业带来就业的增长方式应该是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实现“共享性”新的发展目标最佳选择。
“共享性”发展带来制度变革
“共享性”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要求经济的增长是稳定长期的。“共享性”的发展观念上的革命性的转变，要求制度性的变革，进一步释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一方面，首先，持续的“共享性”要求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原因进行改革。政府职能的转移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体制因素。因为政府职能和财政预算体制的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权利配置资源，不是最大化资源的收益，扭曲了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公平的招商引资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政府职能的转移应大大促进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的完善，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实现“降低投入保持增长”的制度性贡献。
其次，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异内部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般来说，在“储蓄…投资”的差异和贸易顺差降低的同时，消费会相应增长，促进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增长和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内外经济失衡带来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中会得到部分缓解，经济会更稳定发展。
第三，“共享性”要求对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做相应的完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消费增长是与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有三个层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资；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转移支付。根据边际收入倾向理论，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改善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减少支出也是增加收入。所以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应该对促进消费增长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
第二方面，“共享性”发展要求保护环境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
第三方面，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提升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共享性”发展带来的制度性改革，一定能够像改革初期那样靠制度进步的“红利”，实现新的层次上的“低投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
外储新布局彰显人民币国际化方略
8月16日，美国财政部报告显示，中国继6月份减持近300亿元美国国债后，7月份再次减持240亿元美国国债。结合7月初，中国购买西班牙欧元国债和增持日元国债的举动。这些操作短期有利于外汇资产的保值，中长期有利于推动人民币有效汇率机制的形成，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体制的推进，有步骤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这轮多元化国债新布局，是在国际货币新格局下保值的战略性选择。从外汇保值的角度，储备货币的单一化的汇率风险最大。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恢复态势明显分化，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中不存在绝对强势货币。我们注意到2008年以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受各自经济和金融形势影响频繁变化。基本上不存在过去美元单边强势的情况，也没出现过去单边升值或贬值的年度变化的相对长期的周期性态势，相互变化出现季度甚至月度变化的短期高频率转化。如果继续高比例持有美元，外汇资产保值管理的挑战非常大。如果对各外汇币种的持有比例做出合理调整，外汇资产价值随着各货币之间汇率的相对变化自动调整，保持外汇资金账面总体的基本稳定。
从流动性角度看，美元国债是全球投资者购买，流动性是最好的。而一旦外国投资资金因为短期内美国经济的疲软，中长期美国双赤字经济的基础不稳定而信心动摇，风险偏好发生变化，美国国债的安全性会受到挑战，我们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欧元债主要由欧元区银行持有，除了一些小国以外，欧债的流动性也是比较好的。今年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多个国家的主权债评级下调，流动性受到影响。但是7500亿元拯救方案担保了三年内主要问题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基本得到释放，给了欧洲经济调整的时间。7月初有中国参与的西班牙的国债发行，被成功超额认购，显示市场信心的恢复。只要欧元仍然基本稳定，欧元主权债的流动性也会恢复。日本国债主要由国内机构持有，流动性相对较差。但是因为日本储蓄很高，相对国债的安全性比较高。特别是近期日元升值，中国在此期间增持日元国债显然有短期增值效果。
中国着手改变外汇储备各币种的比重，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一揽子货币的有效汇率形成机制是非常有意义的。2005年以来的汇改，实际上仍然挂钩美元并未真正实现一揽子货币的形成机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美元在一揽子货币中的比重太大。美国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市场的进出口都是美元结算，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也是美元交易，所以美元在一揽子货币中的比重最高的时候可能达到90％，结果是形式上的一揽子货币，实际上还是美元主导。
现在形势发生变化。欧盟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开始实施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还与多个国家签订了互换协议，为更大范围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做了很好的铺垫。这些都使人民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揽子货币的有效汇率形成机制的时机逐渐成熟。中国近期买卖不同币种国债的活动，进一步主动地调整一揽子货币中各币种的比重，推进有效汇率机制的形成。特别是购买日元国债的举动。我们与日本的贸易一直都是逆差，虽然进出口贸易达到贸易总额的9％左右，但在外汇资产中，日元比重不会太大。央行增持日元国债，使一揽子货币中日元的比重更接近贸易总量的比例，有利于合理的各币种比例的有效汇率形成。购买西班牙国债除了危机中的援助以外，也增加我们外汇资产中的欧元比重。
有效汇率的逐渐形成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有效汇率的形成过程中也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贸易伙伴可能不断增加人民币持有规模的过程，是人民币国际化渐进得到推进的过程。8月16日，央行发出《允许相关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市投资试点》的通知，配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完善人民币的回流机制，实际上是在完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机制。
从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角度看，中国新的外汇资产布局是比较智慧的应对措施。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但没有转持美国其他的美元资产，渐进部分脱钩美元，可能出乎美国相关方面的预料之外。今年年初，美国国会召开了第一次中国持有美国9千亿国债的听证会。MIT商学院教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Simon Johnson在听证会上指出，因为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国就停止在人民币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是错误的。他认为不用担心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威胁，因为中国减持美国国债后，只能转持其他美元计价的资产别无选择。不论中国是购买其他美国机构发行的资产，还是购买以美元计价的非政府组织发行的资产，或者购买美国股票，都对美国有利。他认为中国威胁出售国债“最多是虚张声势”。
现在中国重启汇率机制的改革，采取了不同于上次对美元单边升值后仍然挂钩美元的做法，而是合理调整储备货币比重的比例，减持美元计价资产，增加非美元计价资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一揽子货币形成机制，逐渐摆脱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纠缠和人民币汇率的“被操纵”的尴尬。我们相信中国渐进出售美国国债，并非想威胁美国，而是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汇率机制的改革。
经济下滑无忧 内生动力可喜
日前统计数据显示虽然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可能低于前面两个季度，但大部分指数降度都有所收窄，5、6月份PMI数据显示的经济下行态势已经逐渐放缓，并有逐渐趋稳的态势。就业指数上升和生活消费品库存指数下降，显示经济内升动力逐步增强，也支持经济下滑态势的趋稳。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去库存化的风险减小。结构调整的效果在新订单中显示比较明显。我们认为，大多数指标下滑幅度明显收窄，传递经济增长下滑态势有趋稳的信号。宏观政策不会有大的方向性改变，利率上升的压力不大。
主要指标降速放缓
生产指数下降显示三季度经济增长继续放缓。7月生产指数下降，下降幅度较大。不过生产指数是滞后指标，实际上是对前期领先指标的印证。生产指数下降是与前期PMI放缓的数据和库存指数等领先指标发出的信号是一致的。PMI数据5月和6月连续两个月下滑，已经预期未来三个月生产活动放缓。同时6月产成品库存指数上升，库存增加生产减少是必然的结果。所以生产指数下降是符合预期的。PMI连续两个月较大幅度下降的累积效应是生产指数降幅较大的原因。第三季度的第一个月生产活动放缓，显示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将像预期那样有所放缓。但是我们认为放缓态势趋稳。
7月PMI继续下滑但下降态势趋稳。PMI综合指数较上月下降，连续三个月下降。但是与前两个月的下降幅度比较，下降幅度已明显放缓。而且指数仍然在50％的临界点以上运行，PMI指数调整开始趋稳，经济增长下行态势也应该随之趋稳，经济大幅下滑大大弱化。
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去库存化风险减小。7月份产成品库存指数为，比上月回落。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显示未来去库存化和投资增长下降的风险随之减小。从产品分类来看，原材料和能源，生活消费品类低于50％，分别为和，说明库存指数下降主要由原材料和能源以及生活消费品类库存下降影响。原材料与能源库存下降说明动力需求上升，是经济活动活跃的表现。生活消费品库存下降，说明消费需求旺盛一般消费品过剩形势有所改善，政策对消费支持效果显现。产成品库存指数的变化减少了未来大规模去库存化导致投资大幅下降的担心，进一步弱化了经济增长下行的风险。
内外需降幅收窄
反映内需和外需变化的订单指数显示内外需的下降幅度都有所收窄。
新订单指数回落幅度缩小内部需求下降态势趋稳。本月新订单指数为5，比上月回落个百分点，降幅较上月缩小个百分点，消化态势明显放缓，显示内部需求也逐渐趋向稳定。20个行业分类指数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纤制造及橡胶（25525，，）塑料（10600，，）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指数低于50％。这些属于能源消耗较高，环境污染较严重的行业，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这些行业的订单指数下降较大，应该与产能过剩以及节能减排的相关政策的调整有关。不过综合指数窄幅下降，显示内部需求下降正在较快地趋稳，并没有进一步恶化。
出口订单指数略微回落外需市场恢复弱于上半年。7月新出口订单，比上月窄幅回落。受去年年底开始的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还有贸易多元化，与新兴市场逐渐贸易的扩大，都推动上半年出口订单指数较大幅度上涨。但是因为恢复基础并不稳定，全球主要是短期订单。下半年受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恢复态势不稳定的影响，外部需求较上半年有所放缓，出口订单出现下滑。不过7月份的下滑幅度较6月份的明显缩小。虽然全球充满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美国的高失业率可能较长时间拖累经济增长的恢复，外需市场的恢复态势也呈现逐渐稳定的态势。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增加
最值得乐观的是部分指标显示了经济平稳增长的内生动力在增长。
就业指数上升显示企业处于扩张状态。7月就业指数上升，是PMI分类指数中唯一上升的指数。就业指数上升表明企业劳动力需求旺盛，显示前期各地工资上涨完全符合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也说明第一次收入分配机制存在改革空间。就业指数上升也显示经济仍然处于扩张状态，与PMI数据仍然在50％临界线以上运行传递的信号一致。
就业指数是衡量经济增长有效性非常重要的指标。与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比较，我们的经济增长都高于周边国家。但我们新增就业增长大约是1％，低于其他三国的分别2％、和的增长。不能创造相匹配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