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而且失去了资源我们就没有回天之力了！”我一阵无言，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到如此地步，三哥那支部队是作为我们的奇兵出击，只准备留下万人防守其余的十多万人加上两个蒙古骑兵师全部都是我们计划的重点部分，加上再从黑龙江抽调10万部队按照正奇结合的战术很有希望把阻拦我们的日军消灭，我们花费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牺牲这么多的战士眼看胜利就在眼前，胜利女神却给我们开了个玩笑，让我们一切成空！我们在作战是时候充分估计了日军的各种反应，也对南京政府不抱太大的希望，却不想他们居然公开的扯我们的后腿，让我们功亏一篑，后悔不已！这次傅作义肯定是阎锡山在蒋委员长的怂恿下指使下干的，甚至是中央直接利用傅作义对我们占领内蒙的不满而怂恿发生的，我们还是低估了中国人内斗的劣根性，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可是在南京的蒋委员长是否可曾想到，他已经错过了一次可以战胜日本的最好的机会，这次放虎归山，以后的后患无穷。这次事件也彻底的丧失了我对南京政府的信心，我们牺牲40多万人到底为什么？难道他们天真的以为我们真的可以和日本全国相抗衡吗，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一群有热血的中国人，不帮忙我们无所谓，为什么连我们抗日也不允许，我们白白牺牲的四十多万将士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们！
一排排穿着粘满泥土的军服的士兵，虽然打仗打了大半年，但是他们仍然充满了胜利的希望，我看着他们十分的不忍，那牺牲的四十多万的将士何尝不是对我信任有加，然而我却只能将他们的遗体带回来。我无比沉痛的对将士们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被南京政府出卖了，经过怎么长时间的战斗，我们眼看就要胜利了，然而却有人不希望看见我们胜利，勾结日本人迫使我们在热河部队在胜利的时候撤退，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却来扯我们的后腿，使得我们无法对日本人实行最后的进攻，让我们四十万将士的鲜血白白流在了这里。是我辜负了大家的信任，辜负了那牺牲的四十万弟兄……”说着我突然对着全军将士跪了下来说：“今天我李成坤向牺牲的四十万弟兄的亡灵发誓，从此我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掌握我们的命运，誓与全军将士共甘苦同命运，至我们有足够的实力之前绝不大规模的出兵！我们满怀报国热血，拼死沙场，得到的却是如此回报，怎么能让地下的兄弟安灵！我们战士首先是为了保卫家乡，在我们能够做到的情况下报效国家，却不是给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做棋子。这次我对不起兄弟们，我不希望有下一次这种事情的发生……”全军将士流着泪陪我跪下，为死去将士的亡魂，为我们的当做棋子毫不犹豫的放弃而伤心，这件事情在我和我们全体将士心中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
第一部 第六十六章 邀请
在经过几个月的艰苦的战斗后，我们和日军在长春附近陷入了僵持，使得我们的边界上前推进了几百公里，就是这点土地让我们牺牲了四十多万的兄弟！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可以侵略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不仅远落在外国人的后面还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团结起来过，少帅的悲哀也在于此吧！我在召见大批记者时悲伤的说：“这次战斗我们付出了四十万将士牺牲的代价，换来的只有一个教训，这个教训不是敌人给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给我们的！我们将士满腔的热血希望能够赶走日寇，收复失地，我们黑龙江的老百姓放心的把他们的儿子、丈夫交给我们，对我无比的信任，而我带回的只是他们冰冷的躯体，我们黑龙江几乎家家带孝！三年来和日本人的战斗我们牺牲了近七十万，那个省可以承受如此大的牺牲？可是我们在快要胜利的时候却落的被出卖的下场，我们牺牲的将士永远不会原谅我们，抗日是全民族的事情，然而却要我们却抵制几乎所以的日本的进攻。什么时候我们的民族才开始觉醒，什么时候才能团结起来？我在对清华的学子说过，我们可以战胜日军，我们也确实做到了！我也说过我无法战胜日本，因为我们中国不仅落后，更因为中国还在混战、猜忌……不停的内斗，如此国家如何可以与之抗衡？我们这次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几乎消灭了日本在中国的大部分部队，却因为自己的人功亏一篑，让人何止是心痛可以表示的？
由于我们的部队在与日军的交战中损失惨重，几乎所有的常规部队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所以我们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将用来休整，黑龙江的老百姓在我任省政府主席的期间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现在轮到我为他们也做点实事了，我欠他们的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们对待任何来犯之敌，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管是正规部队还是地方部队，我们都秉承‘人若犯我，加倍奉还’基本的原则给予猛烈的回击，我不会在让我们多苦多难的老百姓在受到任何人的欺压，这是我对他们的承诺。”
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后，只是有局部的冲突，日军在东北的实力大损失，在二三年内根本不可能进攻我们，这也许是我们战斗中唯一的值得高兴的事情吧。虽然战场上老兵比新兵更容易生存下来，我们的艰苦的攻坚任务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来完成，新兵预备部队只是配合作战，损失只占了小半。那些经过我们几年苦练的士兵几乎牺牲了1/3以上，若是把日本人赶出去，即使我们拼干净了我们也无怨无悔，本来准备的和日军的决战我们估计可能牺牲的人数达到25万以上，可惜还是功亏一篑。这次暴露了我们很多的问题，解决日本不是单靠军事就可以取得成功的，在这几年的时间内我们要憋足内劲，下次再和日军的交锋不会再让他们占到任何的便宜。
战争过后留下的是无尽的悲伤，我们回到黑龙江却受到了出呼我们意料的大规模的欢迎，全城的人都走上街头欢迎自己的军队回归。我心里一热，这就是我们全力呵护的老百姓，他们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我们为死去的战友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要求团以上的军事主官分别亲自到阵亡的战士家里去慰问，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各方面的问题，落实我们对烈士家属的各种政策。我在家静心思考了我们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必须扩大我们势力范围尽可能多的增加人口，应付我们的军事和建设发展需要。仔细回想起来从我入主黑龙江以来，对民众的生活虽然有所改善，却连连的战争让他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老百姓对我们的必须给他们以实质的回报，不能以凭空的口号去让他们拼命，我们的必须让他们在短时间内过上好的生活，让老百姓对我们的未来抱有希望，在今后我们真正的战斗中可以坚持住自己的信念和梦想。
在我们和日本人的战斗中暴露了许多的问题，指挥官已经习惯了正规的战法，习惯直接执行命令但是很多地方不够变通，相反中高级的指挥员灵活比较突出，看来对他们的训练远远不够。原来部队中一直存在练一支人少的精兵和保持比较大的常规军的讨论，现在大家都闭上了嘴巴，面对成千上万的敌人和上千架飞机和无数火炮的轰炸，不管你有多么精锐，最后还是要被淹没在人海里。精兵是要练，他们在大规模的战斗中也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小规模的冲突更是如鱼得水。常规部队训练和后备部队也要抓紧，这次攻坚战中就是那些老兵在起作用，新兵派了上去就大批是伤亡，如果就这样的训练他们上战场只能是当炮灰，这样绝对有违我们成立后备部队的初衷。
本来我们对飞机认识不清楚，虽然知道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向外购买了大批的飞机，但是没有想到大规模的飞机会有如此大的效果。我们进攻长春这种大规模的攻坚战都没有损失多少人，面对他们飞机长达数月的轰炸让我们损失惨重，虽然后来我们尽量想尽了方法让这种损失减低了不少，日军飞机对我们的威胁是不言的。我们大批的补给、车辆、人员被他们摧毁，在日军增援后就是这些飞机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我们的火炮优势体现不出来。我们的炮兵一开火阵地马上就被他们轰炸，进攻的时候装甲和坦克损失非常大，是他们为日军站稳脚和我们僵持这么久。我们在战争中研究了许多对付他们的方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是那只是被动挨打，始终不能给我们进攻以实际，只能勉强防守而已。这促使我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支庞大的航空部队，不仅可以支援我们的战斗还可以给他们以实质性的打击，这样更加符合我们机械化的作战思想，给机动的机械化部队随时以准确及时的火力支援，甚至在以后我们可以轰炸他们本土。
我在向大家说出我们扩大空军的想法后，在见识日军那庞大威力十足的轰炸编队后，都认识到我们的航空部队必须强大起来。不仅仅要靠买飞机更要自己造飞机才行，飞行员要大量的培养起来，空战中飞机和飞行员的消耗非常大，必须做好一切后备的准备工作，宁可人等飞机不可飞机等人，现在的航校必须扩大起来。要想尽一切办法邀请所有可以邀请回的航空方面的华人华侨以及中国航空界的科技人员和外国航空专家。
我看着王助的简历，有些兴奋，这是史密斯的好友韦斯特维尔德专门写信介绍给我。他在1908年8月奉派赴英国学习。他和巴玉藻、王孝丰、曾治经等九人由清廷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在出洋考察时带往英国。1910年先入阿姆斯特朗海军大学就读，又进维克斯工厂实习。他们后来又进入德兰姆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15年毕业后留在英国监造中国国订购的“应瑞”与“肇和”两艘军舰。因欧战战火蔓延，王助和巴玉藻等四人奉命转赴美国深造。到美国后，先学习飞行技术，进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在课程十分繁重的条件下，王助与巴玉藻仍主动去寇蒂斯和通用等飞机工厂实习，而且非常认真，从设计、制造到钳工、锻工等技艺无不刻苦锻炼。1916年6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第二期毕业生，王助、巴玉藻、王孝丰三人均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韦斯特维尔德曾经和好友威廉·波音研制了一架飞机B·W—Ⅰ型，但是飞机在起飞的时候有些故障所以美国军方不愿意定货。在1917年韦斯特维尔德参加一战后威廉·波音把公司改为波音公司，韦斯特维尔德是王助的同班同学，所以在走后推荐王助成为波音的第一任总工程师。经过多次改进，王助设计出一架双浮筒双翼的Ｂ＆Ｗ—Ｃ型水上飞机，成功地通过了试飞。该机作为波音公司制造成功的第一架飞机和开辟美国第一条航空邮政试验航线的飞机而载入史册。美国海军部认为这种飞机兼具巡逻艇和教练机的双重功能，一次就订购了５０架，新成立的波音公司从此开始站稳了脚跟，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
王助和巴玉藻的实践经历和成就，使他们得以路身于美国航空界先驱者的行列。王助本来可以在波音公司继续工作，干出一番大事业，但他很快离开了。起因是“Ｂ＆Ｗ—Ｃ”型水上飞机试飞时，由于美国军方的种族偏见，不让他进入试验现场，他因此愤而辞职。他和巴玉藻等这批有才华的青年早已立志回国建厂，要为自己的祖国设计和制造飞机，于1917年冬毅然回国。王助他们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留学归国的高级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我看完了后拿起让我们的情报人员收集的王助回国的情报，1918年王助向海军部申请建立小型飞机场的建议得到批准，在福建马尾海军船政局内，创办了我国首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后改称为海军制造飞机处。任命巴玉藻为主任，王助、王孝丰、曾治经为副主任，并批准了开办费５万元。由于当局者对制造飞机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且购买外国飞机还可以取得回扣，因此制造飞机的计划和经费极难批准，原批准的开办费始终未曾拨下。在这种条件下，飞机制造根本无法按计划进行。王助等人利用原有造船的机器设备，集中优秀技工，进行专业培训；筛选国产材料，测试物理性能；吸收欧美技术，改革创新；殚思竭虑，闯过道道难关，终于1919年8月为中国海军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１号”初级教练机。试飞时因操纵不当，飞机失速侧滑坠水，人存机毁。飞机工程处第二年又制造出同型飞机一架，顺利通过了试飞。以后每年设计新机１~２架，从1918—1930年的12年间，海军飞机工程处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飞机15架，并培养出我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使马尾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由于飞机工程处重视质量和人才培训，飞机的制造水平不断提高，性能并不低于同时代欧美各国的产品。例如，1928年7月制成的“海鹰”和“海雕”号水上鱼雷轰炸机，总重2500千克，最大时速180千米，最大飞行高度3800米，爬升率为161米／分，装有机枪机炮，携带炸弹８枚后还能带鱼雷。1930年制成的“江鸿”号飞机，曾由福建马尾飞至汉口，经受了长途飞行的考验，显示了我国当时较高的飞机制造水平。
王助后来升任后又调入军政部航空署任上校参事，这是当时航空署最高的技术级别。在去年和美国合资建杭州飞机制造厂第一监理，为中方最高负责人。情报最后显示飞机厂以维修为主和极少量的生产和研究任务。王助为人严峻，基本不参与政治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但是对政府的黑暗腐败有些无奈，政府经常克扣研究经费，对他们提出的量产飞机均被拒绝，原因并不是中国的飞机不好而是从外国购买飞机可以吃到不少回扣。而好友巴玉藻1928奉命赴柏林参加国际航空展览会，并考察德、法、英、比各国航空事业。1929年初，经日本回国。巴玉藻返回马尾不久，突患脑疾，6月不治而卒，终年不满37岁。风华正茂，赍志以终，令人痛惜。经名医诊断为脑中毒，疑遭外人暗算，让王助伤心不已。
从各个方面的情报显示来看他们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机构，虽然各个方面非常的困难但是却以自己的努力来跟上国际发展的趋势。经过他们的努力使得我们在航空领域还有一线生机，在我了解德国强大航空业后让我认识到他们和这种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不是一下可以弥补的，但是他丰富的经验和积极的向外国学习态度非常适合我们新的飞机厂的领导人。我们第一条生产线是引进美国的，他对美国非常的熟悉，对他们的技术人员的合作有非常好的关系。由于韦斯特维尔德正在中国我马上他出面并派出了我们的官员一起去邀请他来黑龙江工作。
我们在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办事处高效的运作起来，不仅宣传我们和日军的大战取得的战果，坚定了华侨我们抗战的决心，更重要的是他们接到的任务邀请所以有技术的在外的中国科学家和愿意到中国的外国技术人员。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在外的航空专家和科学家都接到了我们的邀请，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环境和条件，表明会给所以的科研人员最大的照顾和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清楚的说明了我们现在的研究条件还无法和这些强国相比，我们会逐渐加大对研究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