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解放前，与现任省委书记高大印，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同学，也是当年北平学生运动中，一起参加革命的老战友。与“文革”结束前后，任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工组组长，后又改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马斌，也是同事兼战友，且同为过高大印部下。解放后，两人同在一所军事院校共过事，而且唐风还曾是马斌上级、军衔为上校。平反后的唐风，已不可能回到部队工作，因而被省委书记高大印，专门要来创办一本杂志。
杂志名字，是高大印与唐风两人定下的，叫《场》，怪怪的，是一本带政治新闻性，又强调社会多样性的综合人文杂志，主旨是反映中国的法治和民主建设。而且杂志社的级别也定了，副地厅级。
首先得到消息的是杨大康。
当时，因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革委会及其政工组、生产组之类，带文革色彩的建制都刚刚撤消，或者准确点说，都刚刚废止名称，重新恢复为党委、政府及各种部委厅局办。刚由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工组组长，转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马斌，原曾想把杨大康留在组织部的，后来得知省委书记高大印，让唐风这个老冤家要组建什么《场》杂志社，于是干脆向高大印推荐杨大康，去跟唐风一块搞筹备工作。为此事，他还专门与省委书记一道，与唐风共进了一次晚餐。
表面看，这是两位省委领导与老战友唐风的一次共叙友情的晚餐，其实只有马斌他自己清楚，他这个小小动作，是带一箭双雕性质的。
一是，他想借此机会和唐风修补一下关系。
20多年前，在那所军队学校，他是一位教务协理员，少校，正营职，唐风是他的上司，上校，正团职教务处副主任。唐风就是因为他马斌的所谓揭发，才打成右派的。他不知道唐风是否还对此事耿耿在心，但既然冤家路窄，他们又走到一个省份工作，那就应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尽管他心里清楚，至少在他本人看来，这是根本泯不了恩仇的。他至今对唐风当年那种知识分子的狂傲，或者说对唐风的世界观，是保持着自己看法的。
二是，既然唐风与省委书记高大印，是更老且关系更好的战友，唐风又是省委书记亲自点将，要回到本省工作的，而自己尽管在反右斗争中与唐风有过节，但也毕竟曾为战友、同事，修好与唐风的战友关系，这“战友”二字，也就与省委书记高大印更贴近了，今后同一把手搞好关系，无论对于搞好今后工作，还是关乎自己今后的发展都是非同小可的。
所以推荐杨大康给唐风，既是对第一把手高大印使用唐风的感情支持与工作支持，又是对唐风这个老冤家的监视，再说了，这也是对杨大康这个好小伙子，前途发展的一种期许和安排。
杨大康是唐风筹办《场》杂志之前，得到的第一个助手，并且实实在在地说，也是堪称一位非常得力的助手。
杨大康始终铭记着，临到《场》社筹备组前，马斌部长对他的教导，那是一席意味深长的话，那些话，又是那般贴心贴肺般令他感动。
马斌那番话，是在省委马斌的办公室说的。
杨大康记得很清楚，马部长说那番话时，停顿了三次，吸了三口烟，磕了三次烟灰。其实有两次，那烟并没有吸，只是在嘴上靠了靠。
第一次，部长说：“小杨，你是个德才兼备的好青年。从个人感情讲，你跟我这么多年，我是舍不得放你的，但从党的工作出发，从党性原则讲，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据守在党更需要的岗位上，应该担负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当然，也应该准备担负更重要更高级的职务。”
第二次，部长说：“我经常想，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如何把我们这一代人打下的革命江山，和开创的革命事业传承下去？千条万条，正如毛主席说的，有一条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培养出在世界观上，与革命老一代一模一样的青年人。在世界观上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
第三次，部长说：“不要以为现在，党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了，两个阶级、两种路线、两条道路的实质性斗争就不存在了。不会的。比如，有的右派知识分子，虽然平反了，重新工作了，党又明文规定，把他们划进工人阶级范畴了，你可不要以为，他们的世界观也就无产阶级革命化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些人，你给他一巴掌，他规矩老实的很，你给他一个笑脸，他还是照样翘尾巴，照样以他的世界观散发臭气。我们脑子中的这根弦，始终应该是要紧绷的，当然了，这种紧绷，是需要讲求艺术性的。”
杨大康很激动，虽然没有感激涕零，但很激动。
杨大康表态话，说得也很得体：“首长，您放心，我会始终抓住自己世界观改造这个总开关不放的。我相信，我不会给首长丢脸的。”
说实在话，那时，杨大康并不了解唐风与马斌部长、与省委书记高大印过去的关系，但他听懂了部长对自己的信任和期许，听懂了一个革命前辈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当然也听懂了部长的话外之音。
杨大康到《场》杂志筹备组后，妻子叶秀子也想来这里工作。叶秀子的考虑是，不想放弃自己的美术专业，杂志办起后，肯定需要美术编辑，那样的话，本职工作和业余创作二者就可兼顾。再说两口子在一起工作，还可以很好地考虑家庭安置和照顾两个孩子问题。那时他们依然居无定所，两个孩子仍然在杨大康老家山东农村，并且女儿在那里已经上小学了。于是，在刊物创刊半年之后，叶秀子随即也从省妇联调入杂志社。
当时的杂志社，尚在省政府第一招待所两间小房里，搬到梅辉大街43号院，是叶秀子调来一年以后的事。
杨大康、叶秀子夫妇堪称《场》杂志###。
他们协助唐风，从刊物办刊宗旨的设想、论证、定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规章制度建立，经费预算，办公场所选定，具体编辑计划的制定、刊物开本和外型风格的设计，具体栏目设置，最初一批作者的组织与选定约稿等等，以及难度更为巨大、事情更为繁琐，消耗体力和心智几乎可称为透支的各种具体落实工作：各种报告的起草、上报和审批，办公场所的腾空与装修施工，编务及行政人员的考察调入，编、印、发相关物资的采办、仓储等等，夫妇俩都做得那般投入，那般尽心尽力，等到刊物试办三期、每期以一万册印刷量免费寄赠全国，由杨大康书写的“场杂志社”木制正方型牌子，正式在省政府第一招待所门外墙上挂牌时候，尚未交付印刷厂开机印刷，准备正式公开发行的那期月刊《场》杂志，邮局正式订户已经突破5万份了。
杨大康、叶秀子夫妇功不可没。
当然，事情进展的如此顺利，杨大康后来才发现，也并非完全得力于老唐本人，和他这个老唐第一助手有多大能耐，首先是得力于唐风有一个异乎寻常的老战友、省委书记高大印的“绿灯”——他发现唐风与省委书记的战友关系时，尚不知道唐风和马斌部长的关系，这也是造成绝顶聪明的杨大康，在自己政治前途问题上，后来却犯“失聪”错误的关键所在。
《场》杂志的创刊并正式发行，简直可以称之为横空出世。
它以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为旗帜，紧紧咬住不放的是揭露、批评、清算经过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它的贴近时代与社会现实、敢揭疮疤、敢面对真实、敢抒发真言、敢高扬真理之旗的凌厉风格，一露面就使它广受读者欢迎，且为之震惊和振奋，但它也引起各个层次政治领导者们深深不安，因为它经常“打擦边球”。
有好多次，省委书记高大印竟然秉夜轻车简从，亲自造访总编辑唐风，关门长谈。杨大康不了解他们到底都谈了些什么，但俩人的亲密关系，却是杨大康亲眼目睹而感觉到的，并且常常是在他帮助老唐加班加点的夜深人静时候，他一个人亲眼目睹而感觉到的。
说心里话，对这位平反了的右派老头，杨大康既是钦佩的又是有看法的。他钦佩老头子的知识渊博、胆识过人、办事老到干练，也包括对他们夫妇二人的那份坦诚与信任，但也有看法，尽管这种看法是深深埋在心底，从来没有表露过的，那就是对于唐风的办刊思想。杨大康认为，唐风借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尚方宝剑，其实，简直就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唐风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岀问题的根子，是过去政治路线中，有一种浓重封建主义思想在作怪的观点，杨大康是不同意的。
杨大康不止一次地想到，马斌部长那番语重心长的话，对唐风心底的看法是：这位老右派可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右派啊﹗我杨大康也曾当过造反派领袖哩，我的大胆，都没敢大胆到你唐风老头这种程度﹗
杨大康有好几次，想去找马斌部长汇报一下自己的看法，但都在决心下定，事到临头的时候，打了退堂鼓。
杨大康的私念是：自己还没有定个级别哩，哪怕个科级、副科级。可不要见了神仙就烧香，乱烧香烧到最后烧出鬼来，把自己本来可以看好的前程贴进去。难道你可以无视自己的顶头上司，和本省最高领导者的特殊关系，去给另一位一般的省委常委，去表现你的党性原则？尽管从干部职务升迁角度来说，一位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对他杨大康个人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杨大康还是选择了小心谨慎。罢罢罢，自己只需要把自己的党性原则想法铭记起来，储藏起来，借时机以备用，就可以了。
杨大康没有惊人的记忆力，却有动笔记日记的习惯，尤其对那些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事，心中产生过看法却没有表露自已看法的事，与人发生过过节或者重大争论的事，他会详详细细、点滴不漏的记录下来。当然，这日记是他的秘密日记，是连妻子叶秀子都没有让她看过的。但他们毕竟是恩爱夫妻，即使隐藏最深的秘密，他都不可能不在他们二人的小天地里没有所表露的，何况这些秘密，又并非是关乎他们夫妻间忠贞不忠贞的秘密呢，杨大康也并没有更多地想到，要去要防范自已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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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场》杂志在正式公开发行之后，事业可谓蒸蒸日上。发行量在创刊号5万多份基础上，其后四个月，月月都是以翻番的速度直线飙升的，10万多份、20万多份、40万多份、80多万份，到了正式公开发行的第五个月，也即这年的12月份，虽然不再是以翻番速度的上升，但却突破百万份大关，达到105万多份。如此发展速度是令人惊喜的，却也是令人感到担心的，不正常的，总编辑唐风深为忧虑。
唐风此种忧虑心情的加深，还来自老战友、省委书记高大印的一次告诫。有一次，两位老战友在一次深夜谈心之后，省委书记高大印对唐风说：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不搞不行，操之过急也不行。操之过急，就好像让当惯了丫环使女的小姑娘，让她一下子去做贵家小姐一样，那腰板是挺不起来的，你非要她硬要她挺起来，说不定她干脆就跪下了，爬下了，那是要出事的。因此，唐风在制定新的年度办刊计划的时候，决定再搞一份，以保持刊物持续发展为基调的五年发展规划草案。
总编辑唐风的五年发展规划草案，其要点如下：
一、不求一味企求刊社经济效益的高速度高增长，但必须注意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大影响。刊物每期发行量控制在150万册左右即可。使刊物真正办成国内一流的，具有政治性、新闻性、资料性、文学性及可读性、可存性于一炉的，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既提供暂新理论思考又提供暂新实践经验的，一份重量级刊物。
二、改革传统管理经营模式。保留刊社全民事业性质，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路子。从第三年开始，不再享受原来由国家财政，对人头和事业经费的全额财政拨款，完全实行自收自支、按章纳税的自负盈亏，并据此实行人、财、物与责、权、利相结合的全新管理经营机制。
三、合理发挥日益增长经济效益作用，让经济效益更好地转化为更大的社会效益。刊社的创收，除按章纳税、支助社会公益事业外，用于提高刊物内在与外在质量﹝包括适当加大刊物纸张、开本、设计、印刷、作者稿酬等直接成本⒘糇闶乱捣⒄怪茏式鸬龋约案纳瓶绻ぷ骱蜕罨肪程跫渲邪ㄖ肮と司鋈耸杖氲奶岣撸褐每绨旃〉睾托陆ㄖ肮に奚崧ィ考颐炕О沧暗缁啊⑽尴叩缡又嗟墓ぷ骱蜕钅勘辏苍谥氐憧悸侵小Ｒ痪浠埃眯б孀缁嵝б妫仁侵赴凑履伤啊⒅е缁峁媸乱抵喽陨缁岬闹苯庸毕祝彩侵阜⒒幽诓恐肮ご丛焐缁嵝б娴幕浴�
唐风的发展规划意见，是作为一个初步思路，在年底一次编委会上提出来的，并在元旦组织的全社辞旧迎新大会上，以编委会名义交付全社职工讨论的。此前，刊社虽经省里正式批准成立，批了人员编制并定为副厅级别，任命了唐风为总编辑兼社长，副厅级，但并没有宣布成立党组，任命党组成员。党组是公孙龟年转业之前，省委才确定并任命的。所以，由唐风原来提议组成的社编委会，就也因为刊社实行的是总编辑负责制，不是社长负责制的社委会，事实上成了刊社的领导机构。
当天晚上，杨大康日记，他本人称为《备忘录》，是如此表达他自己对唐风这项改革的看法与意见的——
“老头说，如果实现刊社这项改革，我们大概就是全国书报刊出版系统第一个吃螃蟹的，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无论成功与否，都功莫大焉。我们都是一个勇敢的改革者。老头还说，他个人认为，我们失败的可能性，要小于成功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流是不再可能逆转的，是得党心也得民心的，因而，也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我本人却并不如此看。老头子可能是把刊社，作为自己的一块资本主义复辟试验田来经营的。一本刊物难道可以等同农村土地？土地是物质的，没有阶级属性的，走大寨路也罢走联产承包之路也罢，土地都是国家的。而一本刊物就不同了，它的本质属性是精神的。老头子你想把刊物当你自己的‘土地’，在上面种你全盘西化的‘精神庄稼’，你那动机，无论被你说成是多么冠冕堂皇，都只能是一个：你是想向党向社会主义道路反攻倒算的﹗除此之外，岂有它哉﹗我敢断言，你的成功大于失败的狂妄预言，注定会是时代与历史，打在你自己个脸上的一个大巴掌﹗予谓不信，请拭目以待。”
在以后的日子里，杨大康此类的备忘录，还记下许多。
刊社改革的艰难曲折，真是难以一一备述，有刊物编辑方面的，有刊社管理经营方面的，有人事和职工利益方面的，但总的来说，常常是退一步进两步在前进发展的，而非一进三退的那种穿了新鞋又走老路。
这是令杨大康对自己的预言，多少是有点懊恼的。
但真正令杨大康懊恼的，却是他悔恨自己错失前途良机。
《场》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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