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谚明枪容易躲，又云暗箭最难防。
林贼谋我真狠毒，叶妖害群胜虎狼。
多行不义必自毙，两逆恰落此下场。
其三红花耀眼迎亲人，莺声悦耳喜临门。
两两离别如隔岁，朝朝思念似盼星。
多年经历诚可贵，八载磨炼更同心。
我等虽然遭陷害，历史终能辨假真。
关于“其三”的首句，他写下了这样的注释：“治平从北京归来之日，院内木棉花正在盛开，清晨旭日临窗之际，又有黄莺在窗外高唱枝头，十分悦耳，似有预报喜事临门之兆，故有此句。”①在这个木棉花盛开的院子里，罗瑞卿在同妻女的早晚散步中，谈论着许多话题，其中谈得最多的是“文化大革命”，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什么，谈话中更多的是在回顾历史和思考现实中萌发的一些疑问：如果说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的话，那么毛主席能不能犯错误？如果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话，会不会影响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林彪为什么要整罗瑞卿？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江青、叶群这些本来微不足道的坏女人能在党内那么猖狂？（说到江青时只在手心里划上一个三点水）……
罗瑞卿更多的是在详细的读报中寻觅着政治变化的轨迹，研究着江青一伙闹腾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当报纸上抛出反经验主义的文章时，罗瑞卿一眼就看出这是针对周总理和老同志的，罗瑞卿还与来访的老干部说很多话，尤其是皮定均、李志民和廖志高等。谈话间，罗瑞卿一次又一次在手掌心里划着三点水。有一次，皮定均对罗瑞卿说：“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
但是，罗瑞卿并不能在这里安静地住下去，形势的变化急剧而揪心。这年8 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冬天，“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日益猖狂，他对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领导人说：“你们这一年的工作我亲眼所见，对小平同志指示执行得很坚决。但是人家不甘心，斗争很尖锐，你们可不能麻痹，看来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要准备斗争，经得起考验。”1976年1 月10日，罗瑞卿返回北京，参加追悼周恩来的活动。2 月，廖志高从北京返回福州，刚下飞机就被造反派揪斗。从此，罗瑞卿的住所失去往日的宁静，造反派出入加入无人之境，罗瑞卿在听了中央“打招呼会议”
精神传达后，对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领导人说：“坚持下去，不要动摇，他们肯定是些短命鬼。”7 月8 日，返回北京参加追悼朱德的活动。9 月9 日，毛泽东逝世，再返北京参加悼念毛泽东的活动。在9 月18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大会上，罗瑞卿以身残之躯和所有人一样站了一个多小时，不住地流着眼泪，像孩子一般失声痛哭。会后，因心情沉痛，冠心病复发，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治疗。
而此时，噩梦一般的“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仅仅一个月之后，“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第十四章桑榆晚争朝夕为霞尚满天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党干部和党员中、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一片欢腾，看到由此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人心大快。中国共产党能够剜除自己身上长出来的毒瘤，这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心。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群众进行热烈的游行和集会，表示他们由衷的喜悦和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要求。
当然，经过十年动乱，也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为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重建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并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工作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恢复正常秩序，重新振兴起来，都有许多迫切的工作要做。此时确实可说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啊，但中国历史毕竟在徘徊中前进了。
其中，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受迫害的干部的工作，即是此时极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使这项工作同其他一些重大工作一样进展十分缓慢。
1977年3 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上，陈云书面指出，应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王震在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呼声甚高。此时，陈云、王震直接在会上提出来了。1977年7 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恢复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同年8 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罗瑞卿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人生和事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实，对于罗瑞卿个人来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自觉地做着他应该做的工作。1977年年初，他同杨勇赴武汉、广州和海南岛等地，与军区领导人座谈，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3 月8 日，以“一读者”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破坏学雷锋运动由来已久》一文。5 月24日至7 月15日，因病住院期间，撰写了《林彪全盘否定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是个阴谋》和《戳穿“四人帮”在民兵问题上的鬼把戏》两篇文章，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
1977年春。一个温暖的夜晚。南京人民大会堂里。
被禁锢了十四年之久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剧终于又同观众见面了。
当帷幕拉开时，观众席上一位两鬃斑白的老将军热泪盈眶了，他就是罗瑞卿。台上演出的一幕幕，又将他的思绪拉回到十四年前……
1963年初，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在京首演《霓虹灯下的哨兵》，罗瑞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推荐并多次陪同观看了演出。在他的一生中，这可能是他看的次数最多的一出戏了。他陪同周恩来走上舞台接见演员，还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他对“霓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霓虹灯下的哨兵》教育意义很大，并提议全军话剧团都排这个戏给部队演出。不久，这出戏便成为当时全军以至全国影响最大最轰动的一出戏。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这出戏同他一起受到诬蔑和诽谤……此次公演，他正在南京，怎么能不再来看一看呢？……
“哗——”
观众席上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将军的回忆，原来剧已演了一半，要剧场休息了。罗瑞卿向陪同人员提出，要见见几个演员。演员们马上来了，罗瑞卿同他们握过手，在轮椅上坐直身子，感慨地说：“我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积极支持者，为了支持这个戏，成了我的一条罪状。”说到这里，他扭头看看身旁的夫人郝治平，又对陪同人员说：“我想在演出结束时见见全团的同志们。”演员们听了，都兴奋地拍起手来。陪同的人员怕他太劳累，行走不便，劝他不要上台了，等观众走完后叫台上的同志们下来。罗瑞卿坚定地说：“不，我可以上去。”
戏演完了，罗瑞卿一直等在剧场里，直到观众全部走散，他坐着轮椅来到舞台的台阶前。轮椅停住了，他示意警卫员扶他站起来，从郝治平手里接过拐杖，然后，拄着拐杖，在警卫员的搀扶下，一步一挪地走上舞台。
剧团的同志们列队欢迎他，一个个含着热泪，激动地热烈鼓掌。
走到台中央，罗瑞卿轻轻地推开搀扶他的警卫员，迈着艰难的步履，向前走，向前走。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手致意。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身影高大魁梧。郝治平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这时，一个名叫陶玉玲的演员走出队列，急步上前扶住了他的手臂，另外几个人忙去搬来了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人们一下子围拢过来，不停地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心中的崇敬与感激。
罗瑞卿也是热泪盈眶。坐定之后，他轻声地，又严肃地对大家说：“事隔十多年，又看到大家，又看到了你们的戏，很高兴。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个戏很关心，毛主席看了你们的演出，总理更是看了很多次，可是林彪、‘四人帮’很坏，给我强加了很多罪名。当时我让全军文工团演这个戏，他们就说我过问了军队的文艺工作，管得太多了，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是毛主席、党中央要我做军委秘书长的工作，我有责任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有责任把我们党的文艺工作搞得更好……“
大家听着，点着头。
“现在你们演得不如以前了，但不要紧，慢慢会演好的。你们要努力。
‘四人帮’不让钻研业务，我说你们就是要刻苦钻研业务，精益求精，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郝治平站在丈夫的身后，一边听着，一边用手帕不停地擦着泪水……1977年夏的一个晚上，罗瑞卿驱车来到华楠家中。
华楠一听说他来了，忙迎出门外。罗瑞卿已经拄着双拐站在门前了。华楠趋步上前，扶住他说：“你的腿不方便，有事我去，你怎么亲自来了？”
“唉，到你这儿聊聊天，摆‘龙门阵’嘛？”
罗瑞卿笑吟吟地说。
两人边谈边走进屋里坐下来。
让过茶后，两人便谈起来。谈着谈着，话题便谈到了林彪和对林彪的认识上。
华楠感慨地说：“大家都说你坚持原则，敢于对林彪进行抵制和斗争……”罗瑞卿挥挥手，止住他的话头，平静地说：“唉，不能这样说嘛。对任何事物都要作具体分析才对。即使对林彪这个人也要具体分析。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反革命，他在历史上有错误，也有过功绩，不能一概抹杀。如果那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逐步认识林彪的，一个人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谁也不要说谁有那么高明。但是有的人认识，有的人不认识，还有的认识了明知不对他也跟。毛主席说，凡事要问个为什么，看看是否真有道理。”
说到这里，罗瑞卿看看华楠，华楠赞同地点了点头。罗瑞卿接着说：“我逐步发现了林彪的一些问题。林彪反对军事训练，反对比武，大搞突出政治，搞假革命化，破坏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我才对他有所认识，有所抵制。我也不赞成他讲的‘顶峰’、‘最高最活’，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实事求是地说，我虽然对林彪有所抵制，但我也执行过他错误的东西。”
华楠听着罗瑞卿对自己的“解剖”，沉思着……
两人就这样说着，说着。
夏夜的暖风拂过窗棂，温柔而皎洁的月光无声地洒在静静的院子里……
1977年8 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距十大只有四年。提早举行这次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显然是必要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一千五百一十人，代表着三千五百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会议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罗瑞卿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八大之后又一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霸气 书库 ｜。。）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一直忙工作，没有回家。郝治平从报纸上得知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但还不见罗瑞卿的影子。她放心不下，就打电话给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丈夫。罗瑞卿在电话里对妻子说：“治平，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急。事情办完后我就会回去。”
罗瑞卿的声音充满了兴奋的自信。郝治平放心地挂上了电话。
从此，罗瑞卿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成为在军队中正确路线、政策的坚决而有效的执行者。关于这一阶段的情形，他的女儿点点是这样描述的：从这一天开始，父亲快节奏的生活又开始了。由于事情来得很突然，秘书班子一时还没有配齐，但是大量的文件，大量的要办的事情都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我们这个家。父亲原来的一位老卫士长只好干上了秘书的工作。但是光收发文件都来不及，母亲也只好仓促上阵。家里一下子又充满了紧张的工作气氛，电话铃声吵得人不得安宁。原有的秩序都被打破。像是十年前一样，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要跟上父亲的节奏。而父亲的工作精神和效率丝毫不减当年。“革命加拼命”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尽管有人反对，但是作为父亲的写照却是十分贴切的。
……
为了处理排得满满的事务，他每天总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的案头总是堆积如山的文件。父亲坐在那儿读啊，写啊，一副老花镜把鼻子两边压出了深深的紫斑。他能在办公桌前一连坐上五六个小时。由于腿不方便，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使得他常常腰酸腿痛，有时痛得夜里难以入睡，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镇静剂。但是，他绝不肯减少工作量。为了克服腿给他带来的不便，他反而在起码的休息时间中打主意。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么和衣打一会儿盹儿。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他竟常常一上午不喝水，到了吃午饭，就先喝下满满一碗汤。我们很奇怪，父亲本来并没有饭前喝汤的习惯啊，后来还是母亲发现了其中的原委。有时吃饭时，他也在考虑工作而一言不发。晚饭原来是我们一家人最热闹的时候。但是现在看到父亲定定出神的样子，我们也不敢大声喧哗。只有母亲有时打打岔，但也收效甚微。吃完饭，我们问父亲今天吃的什么，他想想，十回有九回回答不出。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实在心疼父亲的身体。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商量好要一起劝劝父亲。父亲听完我们的话，大惑不解地对我们说：“你们总是要我睡觉，要我吃饭，要我休息。你们为什么不说，爸爸你多做点工作呢？”面对父亲这一条完全不同的思想，我们之中竟一时没有人能答得上来。还是母亲插了一句：“天啊，谁还敢再劝你工作，再劝，你的命恐怕也要没了。”父亲想了想，可能终于明了我们劝他的意思。就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吧？
《水浒》里有个石秀，叫拼命三郎，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我就是这个拼命主义。我要把七十二岁当作二十七岁来工作，把‘文革’十年中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面对这样的父亲，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还有一个星期日，父亲又是从一早起就开始旁若无人地办公。我们把家里两个最小的孩子坚坚和毅毅叫来，想让父亲休息一会儿。看到我们推门进去，父亲很奇怪地问我们：“怎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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