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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们所寄托于鬼的现象太多了，它是现实人生中莫大的悲哀、恐惧、愿望、欣悦之情不自禁的抒发或无可奈何的企盼，否则，多少风流男女怎能再续今生未了之缘？壮烈英雄又如何说得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正是生生死死两相依，话鬼说鬼写人情。
至于鬼神，我认为是信者则有，不信则无。
活人与死人的最大区别就是活人比死人多了一口气，人若是断了气就成了死人。
人死如灯灭，脱离了红尘，从我们这个五彩缤纷，相互竞争的世界中永远地消失。
我以为死人倒没有什么可怕的，从来都是活人整活人，还没见过死人整活死活人的，否则就是“鬼后有人”的恶作剧。
常言说的好“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除非你做了坏事，心中有鬼，自然也就会怕鬼了……
可是当年，我还只是个未经世事的孩子，一个人在这瞎灯灭火，夜深人静，又黑又冷的荒野里，孤单地守着一副灵柩，凄凉的陪伴着一个死人，天空一片漆黑，周围万簌俱寂，死一般的沉静，唯有两头只顾低头吃草的老黄牛与我为伴。
当时，在这种另人恐惧、凄凉的情况下，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又怎能不害怕呢？我孤单无助，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仿佛感到在那阴冷的夜晚，随时都会有被魔鬼吞噬掉的危险。
然而，这时我又能向谁求助呢？害怕又有什么用呢？我十分无奈，也只能硬着头皮在那里守着……守着，一直到天亮！
这几年来，多遭不幸。我家接二连三的经历了几起丧事，送走了几位老人，其中也包括我的亲戚（我的姨奶和表姨）
她（他）们积劳成积，因病去世，身边又无其他亲人为其办理后事，因此我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便担当了此任。办理丧事，事务繁杂，辛苦劳累，但是我必须竭尽孝道，履行义务，恪守我一个晚辈做人的本份。
一个人出生成长、学习工作、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忙活了一生，幸者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到老。不幸者灾难重重，辛苦劳累，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婚姻破裂，家破人亡，也就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可谓人生苦短，风雨无常！
正如古人诗中所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也可能是我童年、少年时的厄运、苦难太多了的原故吧？幼小的心灵时常悲切，辛酸的泪水也流得太多，以至于后来到了中学求学和青年寻找工作谋生的时候，不管在多么艰苦的情况下，遭受多大的灾难，我都能咬着牙挺过去。不幸磨练了我的意志，苦难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习惯。至于泪水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倒是不会再轻弹了，似乎是在早年已经流干……当晚，在那寂寥阴冷的野外，我倚在牛车和棺材傍，打算孤独地守到天亮……
此时，三星已经偏向西南，时间已到了下半夜。北风不停地在吹，我又饥又寒，在这十分难熬的时刻，突然看到路边河沟的对面有一处人家亮着灯火。我像发现了救星，朝着灯光寻去，过了一座小桥，来到几间草屋的跟前，这里原来是一个路傍的小店。
当我走进那个店，竟然发现两赶车的家伙也在里面，他们在此休息，又刚吃了锅盔（北方的烤饼）和丸子汤，还在悠闲地抽着烟。我一下明白了，原来这两人在夜里趁我打瞌睡的时候跑到这里休息，把我一个人撂在没有人烟的荒郊野外，让我独自一人守着一口棺材、一个死人、一辆牛车和两头不会说话只顾低头吃草的老黄牛。而他们二人却自私地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跑到这个小店里睡觉，而现在吃了饭还在无聊地抽着烟，根本没有马上动身的意思。
我非常地恼火，对他们大声地责备道：“天都快要亮了，你们还不上路吗？”
“好……好……好……！这就走，这就走”
二人自知理亏，一边慌忙地起身，一边在答应着上路。
于是在这黎明前的夜里，我们再次启程。牛车运着一副灵柩，“轱辘……轱辘”地如同蜗牛在这乍暧还寒的淮北大地上爬行。
从头天傍晚到次日凌晨，牛车晃晃荡荡地走了将近十二个小时，天亮后，我们才赶到县城的南关外。此时，正逢早市，有的店铺刚刚开门，路两边卖菜、买菜的人们讨价还价十分嘈杂。突然发现我们的牛车拉着一副布满尘土的棺材和我们三个蓬头垢面的土人，他们“呼啦”一下像躲避瘟疫似的朝四面闪开，用一种惊诧、疑虑的目光瞅着我们，似乎把我们当成夜间刚从阴曹地府里跑出来的幽灵……
我们由城南绕行到城东北角，过了涡河，西行到了一个叫拉车路口子的坟地，将其安葬，丧事才算结束。
三个月后，她的儿子季亲生由西安赶里到亳县，又让我陪着他到他母亲的坟上，大哭了一场。由坟地回来路过一个算命摊，我们花了两角钱让那老汉给我们每人各算了一卦。年逾七十貌似枯木的老者眯缝着双眼煞有介事地说：“二人时运不佳，屋中必有不祥之祸。”我问他如何解脱，他捋着山羊胡子慢条斯理地说：“向西行！”我问为什么，他不再作声，一幅昏昏欲睡的样子，再也不理我们。
六年后，在六零年的大饥荒中我被迫辍学。为了活命，我于六三年五月西行路过兰州，我与我表弟在此见面，半月后，又流落到新疆，似乎让那个“糟“老头言中了。
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一）
第一节
亳县二中是1955年新开办的中学（涡北中学为亳县一中），它座落在县城的西南角。我于1956年夏季，考入该校就读，为学校的第二届初中学生。
姨奶去世后，我在学校食堂搭伙，每月六元钱的伙食费就无钱可付，要靠学校给的助学金和我姐的接济才能上学。
亳县地处黄淮平原，由于历史上常闹兵灾，黄河泛滥，造成农村土地贫瘠，穷困落后，城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机械制造工业，可以说就是一个农业城市。解放后才办起来的农机修配厂、抄丝厂、榨油厂等为数不多的小厂子，以及公私合营的小手工业作坊，因此人们就业的机会较少。市民多以出卖劳力和从事于蔬菜、水果、饮食、杂货的小商小贩为生，所以到校上学的孩子，家中困难的也比较多。
每到开学之后，学校里都要对生活困难无钱交费的学生在班里进行评议，向特困生给以减免学费和每月六元的助学金补助。虽然当时我比较贫穷，但有的学生比我还要困难。因此我仅享用过两次每月六元的助学金补助，平时只能享用三元的补助。在我三年的初中学习中，先后在胡旭老师、胡德蔚老师（班主任）的同情和关注下，经过班里的评议，得到了助学金的资助，才能使我完成了初中的学业。
当初，二中只有两个年级，一个初中一年级四个班和一个初中二年级四个班。其中有一半的学生来自离城较远的农村，他们多数原先上学较晚，年龄较大，年纪大的已有十###岁，还有二十岁的，站起来个子比老师还高，甚至于还有的学生在家里已经娶了媳妇。
入学后将近一年里，学校还是较为平静。但是到了1957年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国发布之后，学校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布置，在教职员中搞什么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并且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不几天，冲着学校大门的教务处西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有给领导提意见的、有要求改进教学工作的、还有的对事物发表一些看法的，一时间校院内充满了大鸣大放，百家争鸣的气氛。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事情正在起变化》和《这是为什么？》等文章先后见报，随之《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点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浦熙修以及周扬、艾青、丁玲等大“右派”的名，揭露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之后，我们学校也派来了“反右”工作组，动员全校的教职员工要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大胆检举、勇敢揭发、反省自己、向党交心……一时间，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沸腾了起来。
一个周末的下午，校园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在工作组和校领导的带领下，全校的教职员工，以及学生中的团员、骨干代表在校门口排队集合，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别上了一张用红蜡光纸剪成的并写着自己名字的心状图案，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在锣鼓声中庄严地走出了校门，他们要到县委会去向党交心，以此表示紧跟形势，坚决反“右”的决心。
随之学校里开展了背靠背地揭发检举，一个个“右派”分子就被揪了出来，其中有数学老师、历史老师、生物老师、美术老师，连学校总务处管生活的一个歪脖子李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
秋季开学后，又从上海复旦大学接收了两个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右派”，一个是物理系年仅二十一、二岁的杨嘉桂，一个是地理系二十三、四岁的唐思成。他们的到来不仅加大了二中“右派”的名额，同时也增添了二中“反右”斗争中的戏剧性色彩。
在1957年秋季学期里，学校里的事务是异常的繁忙，老师一面教书，一面还要投入反右斗争中去。学生们除了上课学习，有时在下午或者晚上还要去参加批斗“右派”的大会。
在特定的历史变革时期，当时是党和组织上考验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的关键时刻，你是跟党走，还是滑向资产阶级的“右派”泥潭？形势逼人，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
人们由愕然到正视现实。一些人根据自己的家庭成份、个人出身、历史背景、利害关系、权衡利弊，各自抱着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目的，相继投入到这个运动中去。
当时的“反右”斗争，不仅在老师中进行的异常激烈，如火如荼。就是在明文规定不开展“反右”的中学生中，有的为了进步、为了表现，当批斗有“右派”言论的老师时，他们竟然能做到宁“左”勿“右”，花样翻新，极个别的学生甚至超过了激进的老师，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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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二）
第二节
经过六、七两个月的反“右”斗争，学校首战告捷，成绩突出。从全校的教师队伍中挖出了六、七个资产阶级“右派”，再加上由上海送来的两名大学生“右派”，其比率占全校教师的百分之十几。
“右派”是什么？“右派”是毒草，是坏蛋，是反革命，既然是毒草就必须坚决地把它除掉——这是一个从乡下调到学校不会上课，只会开会的团委书记大会上宣布的。
学校下半年的任务是加大批判，铲除毒草，肃清流毒，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当时是空气紧张，形势逼人，校园内每周都要对“右派”分子进行轮流批斗，直至他们缴械投降，彻底认罪，重新做人。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死路一条。
在此期间，学校老师中出现了一些积极分子。有的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比较年轻，主动靠拢组织，迫切要求进步，要在反右的斗争中充分表现，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尤其是有的出身于地主剥削阶级家庭成分不好的老师，为了躲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就拼命地冲到运动的前列，在政治上多多的表现，死命地去揭发、检举、批斗“右派”，把火烧向别人，以保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其中当时表现得最露骨，最像“左”派的还数后来成为高中语文老师的颜“秃顶”（学生们送给他的绰号）。他个子不高长一个中年秃顶发亮的脑门，两颗不大的眼珠却能发出闪闪狡黠的目光，在运动中他表现积极，靠近组织，隔三叉五的去向上级汇报，讨好领导，诋毁同事，中伤他人，专爱做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当时，学校的批斗大会经常放在被改作学生饭堂的大殿里。这是一座高大的孔庙殿堂，里面空当而又阴森，利用此处批斗“右派”是个再好不过的地方。口号声，不断地在大殿里回响，不仅助长了师生的批判声势，同时也加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甚至还可以使被批斗者胆战心惊，失魂落魄，如陷重围。
当年，学校的“右派”多是在这里被批判的。
尤其在批斗一位姓祁的历史老师时，因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且他在学生中又曾讲过：“解放前，他姐姐出嫁陪送的嫁妆中，有一把美国制造的梳子，用了多年至今还乌黑发亮，坚固如新。”这种宣扬美帝，崇洋媚外的言论，在那突出政治“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里，是非常反动的，绝对不能允许的。因而激起了师生们的极大愤怒，进行了大批特批，有的上去压低了他的脑袋，有的上前厉声地训斥，斗得他手足无措，狼狈不堪。
此时，我们的“秃顶”颜老师斗兴正浓，趁机发言，他站出来用自身说教对祁老师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他先表白自已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现在已深刻地认识到剥削阶级的罪恶，并表示悔恨和耻辱。他声泪俱下的表明要向党交心，在这场反右斗争中与他的地主家庭决裂，无情地揭露检举“右派”分子的反党罪行，与广大师生一道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夺取反右斗争的最后胜利。“秃顶”颜一番精彩绝伦的表演，博得一阵喝彩！
在此期间，他还分别参加对采用漫画形式攻击农村合作社不关心妇女，让孕妇下地干活的美术老师牛清洲和大学生“右派”杨嘉桂、唐思成等人进行了多次的批斗。
当时，一旦被打成“右派”瞬间就上升为敌我矛盾，由人民老师变成了阶级敌人，丧失了老师做人的尊严，并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右派”除了被批斗，还要进行劳动改选，在校反右工作组的监控下进行检查、回报。
他们一早起来就要去清理厕所，打扫校园和饭堂卫生，学校里的一些脏活累活都是叫“右派”去干，当时他们所处的地位连学校的勤杂工都不如。
早在1953年，州东小学上初小时我就加入了少先队。咸宁小学上高小的时候，虽然家境贫寒，生活困难，但我的学习成绩仍然在班里名列前矛。曾经两年担任少先队的大队干部，每逢“六一”、“十一”学校开大会时，多是由我担当司仪主持大会，有时还代表学生在会上发言，在学校里可以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上初中后，因为课程增多，加上我开始偏爱文学和美术，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看一些课外书籍。在周末、星期天穿城到北关外的县文化馆图书室看书看报，翻阅资料，慢慢地对政治进步和靠拢组织已无兴趣。
决心多学些知识，长大后做一个自食其力，脚踏实地的人。
当年，我们初中的美术课是一个叫牛清洲的老师任教。他是安徽涡阳曹市集人，年近四十，中等身材，较为清瘦，一对不大的眼睛却能抓住素描的特征。他擅长国画，又能搞些油画的写生。
当时，我在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常到他那里练习素描和学画人物、山水、花鸟的绘画技能，有时还跟着他学画徐悲鸿的《奔马图》和齐白石的《群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