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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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天灾人祸　高中辍学（二）
第二节

　　1959年秋季开学，我进入亳县二中就读高中，当时的学习环境和初中时相比还是老样子，基本上没有挪窝——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教室还是那个教室，宿舍还是那个宿舍。只是教室、宿舍的门头上摘掉了三（3）班的牌子，换上了高一（3）班的牌子。班主任由物理老师胡德蔚换成了教语文的“秃顶”颜老师。

　　此时的二中经过了“反右”斗争的洗礼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反右倾、全民皆兵的锻炼，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了。

　　开学后，其它课程均有人任教，唯独高中的物理老师空缺，拖了一周后教务处竟然把正在接受劳动改造打扫厕所，先前上海送来的大学生“右派”的杨嘉桂拉来上课。

　　一天下午，由校团委书记杨本初押着“右派”杨嘉桂向我们教室走来，行至门口，杨叫“杨”立在门外等候，团委书记径直地走上教室讲台，表情严肃，二目圆睁地向我们宣布：“今天我把右派分子杨嘉桂带来给你们上物理课，你们听他讲课是学课本上的知识，并要对他监视，如发现他在放毒，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对他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绝对不可留情。杨嘉桂！滚进来给学生们上课。”于是“右派”分子杨嘉桂就灰溜溜地“滚”上了讲台。他低头翻书，转身在黑板上写字，开始讲课。他刚刚在厕所里劳动，身上沾染的屎尿散发的臭气在教室中飘溢……似乎他又在放“毒”。

　　他进教室全班同学既不起立，也不致意，坐在座位上“风雨不动安如山”。不仅听课还要随时监视“右派”分子是否放毒，若是发现“敌情”，就马上会有积极分子向他开火！

　　“羊”和“羊”（杨和杨）不一样。团委杨书记是革命的带头羊，而“右派”分子杨嘉桂是破坏革命的捣蛋羊，所以必须对他进行专政。

　　杨嘉桂给我们讲课，杨书记还放心不下，他站在窗外向里面窥视，隔着窗户静听了几分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才转身扬长而去。

　　杨书记是在五八年大跃进时期，从乡下一个区里调来的青年团干部，其实他才上了几年小学对于高中物理什么是力学、杠杆原理、牛顿定律、自由落体、加速度……他根本也听不懂，只是当时出于革命的责任心和警惕性，才装模作样地听一听，如听“天书”似懂非懂地扫兴而去。

　　升入高中，课程增多、负担加重，我更不敢掉以轻心。此时我经济拮据，生活窘迫。因无钱购买书籍和订阅刊物，我几乎每个周末和星期天都要从城南穿过市区到县图书馆去借书和读杂志，以便积累知识和提高我的解题能力，竭尽全力克服困难，坚持到高中毕业。

　　五九年“中秋节”，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利用不上自习课的机会，从二中穿过城里大街赶往北门外的县图书馆阅览室去读书看报，并借阅些学习参考资料。

　　这是我自一九五六年秋季考上初中以来，因为贫穷经济困难，订不起杂志和参考书，几年来所采用的解决学习资料不足的途径。

　　晚上八点，我走进阅览室，里面已经坐满了读者，多数是上中学的学生，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看书看报，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到了晚上十一点半时阅览室只剩下我们三、五个学生，这时工作人员走过来说：“平时晚上十一点下班，但今天是星期六已延长了半个小时，现在时间到了请大家离开，改天再来。”我们只得放下手中的书报离开了图书馆。

　　走到北门口，此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快到散夜戏的时候，我准备回学校宿舍睡觉。突然听到东面街口，亳县饭店门前有人在拉二胡卖唱。我出于好奇便走了过去。

　　没想到昏暗的路灯下，在大门台阶上坐着一个头发、胡子老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件旧尼子大衣非常邋遢的三十多岁男子，他面前地上摆着一个旧瓷缸，低头拉着二胡，嘴里唱着河南豫剧。他既不抬头看人，也不管别人耻笑，只顾自己认真地唱。二胡声，伴着他唱了一段马金凤的《西厢记》中“红娘”的唱腔：“樵楼上打四更霜露寒又凉……”

　　随后他又唱学唱了一段豫剧名角常香玉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唱完两段后，他从地上拿起茶缸要钱……

　　人群中，有的转身扬长而去，有的向茶缸里丢进一分两分的纸币或硬币，有的给了五分、一角。我摸了摸身上的口袋，仅掏出了两分钱硬币，丢进他的缸子里。

　　此时，从街口的北边，走过来几个人，看样子是听完夜戏的戏迷，他们边走边谈论着戏的内容。打我们身旁经过，并随口说道：“今天右派又来这里卖唱了。”

　　“怎么他是个右派？”我感到很奇怪。

　　后来，又听了他的一段江苏民歌《月亮弯弯照九州》，便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一起离开了那里，向北门口走去。

　　在路上听那个老汉讲：“人要是倒了霉，就算是称了二斤盐巴也会生蛆。”

　　“大叔，他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疑惑不解地问道。

　　他说这个卖唱的姓张，两年前农业中专技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县粮食局工作。五七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老婆也和他离了婚，弃他而去。加上经常被批斗弄得神经失常，从而失去工作，生活陷入困境。没办法隔三叉五地会到街上去卖唱糊口，但是又怕被熟人看见，嫌丢人。所以每次都是赶在天黑以后才出来，这都是因为小知识分子死要面子的缘故。

　　走到北门口我们分手，此时街上灯光昏暗，路上行人稀少，已是夜深人静了。背后又传来了粮食局的“右派”在拉瞎子阿丙的《病中呤》。悠转凄凉的二胡声扣人心弦，如泣如诉，曲折宛转，勾魂摄魄，回荡在千年古城的夜空……

　　后来在周六的晚上，我去北门口外县图书馆看书，又曾遇见过他两次。但到了六零年以后，在我离开亳县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踪影。

　　高中一年级四个班两百多学生，有一半来自亳县乡下贫瘠的农村。他们有的家里穷得连高中学生每月六元四角钱的伙食费都交不起，多是利用每周假日回去，在离城十几里或几十里外的乡下家中背来些小米、包谷、秫秫（高粱米）、红薯、红薯干、红薯面饼、菜窝头等食物，长年累月都是如此。冬天有时冻成冰疙瘩，夏季天热有时长毛而发霉。就是这样每天两顿放到学校大食堂的免费蒸笼里加热蒸熟，上完课后用它来充饥，维持着漫长而又艰苦的三年高中（有的初中、高中、一共六年）学习生活。

　　由于公社化、大食堂、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浮夸风极为盛行，头脑发热违背科学的蛮干，做出了一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劳民伤财的蠢事，搞的得不偿失，社会经济及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以至于到了第二年即1960年春天，在我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性大饥荒，也就是常被人们称之为的“三年自然灾害”。当时饥饿像阴云一样从一个地区扩散到另一个地区，几乎笼照了整个华夏大地……

　　实际上从1959年入冬，粮食就开始紧张短缺了，人们的口粮定量开始一减再减，我们高中生每月三十六斤的定量，最后减到十九斤还要节约一斤支援灾区。一时间什么“瓜菜代”（用瓜菜来代替粮食）“人造肉”（青萝卜、黄萝卜块裹上面糊糊烧菜）等新名词不断地出现，红薯、豆饼、豆腐渣、谷糠……都被人们用来当作主食。过了冬季到了来年春天，灾情更为严重，饥饿如恶魔像瘟疫一样向四处扩散蔓延，从农村到城市袭击着人们。

　　饥饿、脬肿、疾病，吞噬着人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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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天灾人祸　高中辍学（三）
第三节

　　公元一九六零年的春天，是一个饥饿的春天。

　　在中国这是一次全民性的大饥荒，广袤无垠的农村大地被饥饿的恐惶忧郁所笼罩……

　　大跃进、公社化、大食堂的浪潮把农民的一切都卷为“公有”，连家中做饭用的铁锅，也早已被五八年大炼钢铁投进了土镕炉为钢产量的提高做了贡献。

　　当时乡下发生粮食灾慌，人们手里几乎无有填充胃囊的东西，什么红薯叶、干菜、榆树叶、榆树皮、野菜都被人们吃光，农村出现了脬肿和饿死人的现象！

　　我们学生的粮食定量也被一减再减，由原来的三十多斤减为十九斤，还要节约一斤支援灾区。过去每顿能吃一个大点的馍馍，后来馍馍的个头越变越小，最后也被减掉，换成了有时用小米或豆饼、麸皮、谷糠来掺和着黄萝卜、青菜煮的稀粥。开饭时一点食物深沉在桶底，上面的清汤可以照见人影。

　　学校领导与老师他们有小灶，而他们的粮食定量比学生还少，只是他们有工资在吃副食品和蔬菜方面比我们学生吃的好很多。但毕竟是在饥荒中，吃稀汤的时候仍然不少。

　　当时每逢下课，师生们首要的事就是争先恐后的跑厕所，因为经常一天三顿饭多是稀汤，出现了人们急于排队上厕所屎少尿多的怪现象……

　　饥荒在蔓延扩散，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不断地传闻在农村发生饿死人的事情，我们学校也出现了家住乡下的学生不来上学的现象。

　　到了1960年的4月初，我们班由原来的五十多人减少到四十余人，当时学生中出现了脬肿，身体极度虚弱，有的连体育课都上不成。人们惶恐不安、情绪低落，但还不能对人言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能找到一点食物填饱自己的肚皮……可是每周仍然要在班里分组政治学习讨论，各自表态“赞扬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和展望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生活前景！”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正在上自习课，作为班主任的“秃顶”颜老师，突然风尘仆仆地走进教室，他态度忏悔地对学生说：“今天我来晚了，是因为我老爹病故，上午回到乡下料理后事。他是个地主分子，我在家里只待了几个小时，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把事办了我就赶回了学校。”

　　他的话让班里的学生都感到吃惊，表明了他对地主分子的爹的怨恨！同时也表白了他对人民的教育事业是何等的“重视”——古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他为了革命工作却做到了爹死无暇料理。

　　“秃顶”颜本是亳县涡河北的颜村人，解放前由于他爹会经营，顾人种地擅长“剥削”，家中慢慢地富裕起来，供养他读私塾、上中学，在解放前夕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师范学院毕业于五十年代初，后分配到亳县二中担任中学语文老师。

　　时值刚解放不久，斗地主分田地，镇压反革命，千百年来受苦的人们要向地主、资本家剥削阶级清算他们的罪行，以求翻身得解放。

　　“聪明绝顶”的颜老师看到了改朝换代，就采取了紧跟形势，单盯领导，溜须拍马，谄媚奉承……

　　尤其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极会伪装，扮演了一个比出身于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家庭子弟还要积极的“反右”勇士！当时他在批斗“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他能一边声泪俱下地声讨他自己剥削阶级罪恶家庭，又能一边狠命地揭发批判他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将烈火烧向别人，以图保住自己不被打成“右派”

　　实际上大多数师生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心中有数。只是他当时拼命地讨好领导，极力地阿谀奉承，抬高自己，诽谤他人，人们不敢接近，只能远而“敬”之。

　　世界上什么都能作假，可以掉包，唯独自己的爹妈是不可随意更换的。

　　“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本应为人师表，作风正派，品行端正的老师，应该给青年学生作一楷模，但他却是这种“德行”叫人恶心，令人鄙视。

　　当天晚自习我听了他的怪论，次日上午我禁不住的对人说：“‘秃顶’颜可能是个冷血动物。”

　　没想到没过两天，就有人向他回报说我骂他……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从而招来了他对我的打击报复。

　　1960年的夏天，仍然和往年一样“立夏”后天气逐渐炎热，万物生长旺盛。“小满”之后，大麦、小麦开始结果灌浆，籽粒趋于饱满，随后夏季作物就要开镰收割了。

　　然而由于前两年的天灾人祸和今春几个月的青黄不接，乡下的饥荒更为严重，有的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尽管此时临近收麦季节，但是农村的劳力却十分缺乏。

　　县里决定，通知城里机关、学校抽出大批人员火速下乡支援夏收。

　　我们二中学生和老师被分到灾情比较严重的城东北于集、五马、观堂地区，去帮助公社老乡收麦。

　　5月下旬，二中全校几百名师生浩浩荡荡地徒步开赴于集，午间稍作休息就分班分组马不停蹄地下到各村生产队。

　　我们高一（3）班二十多个男生被分派到一个较为偏僻落后的“小王庄”，一到那里就由生产队的人领着我们直接来到地里挥镰收割，一直干到太阳偏西才让收工回村。

　　当我们进村路过一个麦场时，看到了一幕让人揪心痛楚的情景——场上四、五个年过花甲的老妇和八、九个不足十岁的儿童，她（他）们骨瘦如柴，面色似土，有的手里拿着一根棍棒坐在场边捶打麦子，还有的在簸箕里用双手在吃力地搓揉麦穗。看到此景，才知道村里大食堂的饭就是用她（他）们双手搓打下的麦粒来加工做成的。

　　我们走到跟前，她（他）们用一种惊奇而又呆滞的眼光瞅着我们，好像认为我们是天上掉下来的不速之客。

　　几个多为小脚的孤寡老人，穿着退色而又破旧的衣裤，坐在麦场上，举起皮包骨头的双手，握住木棍有气无力地拍打着我们刚刚收割回来的小麦。

　　一群孩子，他们多为失去父母的孤儿，他们之中除了两个稍大一点的女孩穿着短裤，光着脊背，其余的不分男孩和女孩都是赤脚光着身子。

　　有的挺着饿得脬肿的肚子，四肢瘦如干柴，还有的脑袋瘦得皮包骨头，一对凹陷得吓人的大眼窝，由中透出一种惶恐不安的眼神……

　　我不忍心再看下去，匆匆忙忙的和几个同学转身向食堂走去。

　　次日拂晓，我们淌着露水割了两个小时麦子，而后拿着镰刀返回到村里，来到食堂等候开饭，似乎此时人们活着，干活都是为了吃饭，把它当成天大的事情。

　　这时，昨天下午在场里干活的老人和了孩子也每人都拿着碗，在食堂门前排队等着打饭；两个肥胖得膀大腰圆，满脸红光的女人（炊事员）正在烧火煮粥忙得不可开交。

　　当时，从旁边走来了一位三十多岁，身体高大，头大如斗，满脸横肉的大汉。他肩披一件白布衬衣，下身穿一条肥大的蓝布短裤，两足靸拉着鞋子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到了食堂门口大声喝问道：“饭好了没有？”

　　两个忙得满头大汗的肥胖女人齐声答道：“好了……好了！队长。”

　　“那就开饭吧。”

　　一个女炊事员手拿一根铁棍，来到伙房前“铛……铛……铛”地敲响了悬挂着的犁铧，向村里的人发出了开饭的信号。

　　于是等了好一会的老人和孩子们都拥挤着向前挪动，伸碗打饭，一个接一个地在碗里盛了半碗稀粥，发了一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