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解，也真是让人钦佩不已———双手沾满鲜血的独夫不止他一个，但从没有哪个曾这样，做了很多坏事以后，还能找到如此漂亮的借口。
大独裁者朱棣给自己搭的牌坊巍峨壮丽，高耸入云。倘并不了解此人一生所为，只读史书上记述的他的言论，你简直会相信这是上下五千年屈指可数的贤君之一，那样忧民爱民，那样敬仰天命，那样理性澄明，那样好德乐道。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永乐七年他撰写并颁布的《圣学心法序》｛186｝里。
《圣学心法》，据说是朱棣亲自编纂的一部“采辑圣贤格言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者”，专供其子孙学习之用的一本“德育教材”———这恐怕不可信，他老人家大约没这份闲工夫充当一名编辑家，而当系臣下“代劳”，却用了他的名义发表。不过，那篇序言应该是他自己捉刀，理由是文字并不高妙，观点也保持着他一贯言不由衷的特色。
读读《圣学心法序》，很容易知道朱棣给自己究竟搭了怎样一座美轮美奂的牌坊。我从中撷取五段话，分别与他一生为人和行事的五个重要方面相关。以这些话，质诸他的实际做法，对照起来读，会非常有趣。
第一段，谈“仁义为君”、“以德治国”：
道德仁义，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郭【外城，比喻保障】，以仁义而为干橹。陶【陶冶、化育】民于仁义，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虽然，王者下之表，上以是帅之，下以是应之【君主应在道德上为人民做出表率】，故笃行躬钱【当系“践”字之误】，渐摩人心，此德化之实也。
第二段，谈“以民为本”：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其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婴儿】，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则有以遂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
第三段，谈“慎刑少杀”：
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最终而言，用刑的目的是有朝一日可以根本无须用刑】。先王之敬用五刑也，一则曰钦【恭敬，指态度庄重和严肃，不玩不亵】，二则曰慎，以见用刑之不敢以轻。故天下无滥狱过杀，而民罔不协于中【只要不滥用刑狱、少杀人，老百姓没有不心平气和的】，所以久安极治也。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忧伤】之意？死人之血漂流愈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矣，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
伪君子朱棣（50）
第四段，谈“富民之利，扰民之害”：
经【治理】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余，则用不乏。所谓生财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余；品节【衡量、鉴定】制度，使物之用不竭。下有余，则上何患于不足？下不足，则上何可以有余？故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人君富有天下，亦必量入为出，守之以节俭，而戒慎于奢靡。……若夫衰世之主，极财用之费，穷耳目之好，朘【搜刮、剥削】民膏血，暴殄天物，民怨于下而不恤，天怒于上而不惧，欲国不亡，乌乎可得！
第五段，谈“不穷兵黩武”：
驭夷狄有道，谨边备是也。……毋先事以启衅，毋贪利以徼【求取】功。起衅徼功，损财耗力，中国罢【通“疲”】弊。
“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郭，以仁义而为干橹”，“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终也，刑，期于无刑”，“死人之血漂流愈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矣”，“民怨于下而不恤，天怒于上而不惧，欲国不亡，乌乎可得”，“起衅徼功，损财耗力，中国罢弊”……这些话字字珠玑，说得是何等好啊，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正大光明、更高尚动听的至理嘉言吗？
可是请注意，朱棣写下这些句子时，是永乐七年五月。
那时，他早已屡兴大狱、滥杀无辜、恢复锦衣卫、任用大酷吏。
那时，征服和吞并安南已然三载，正在如填无底洞般地消耗着国家和人民的巨大财力。
那时，他已经四遣大臣、征调大量民夫在各地采木，紧锣密鼓准备再建一座京都。
那时，以“耀兵异域”、宾服四方为目的，靡费无算的郑和远航，已进行过两次（永乐三年和永乐五年），马上就要搞第三次（永乐七年十月）。
就在写下“毋贪利以徼功”这句话的当年，墨渖未干，朱棣北上抵达北京，着手调集兵马粮草，强迫数十万农民离开田地、家乡和亲人，即将发动对蒙古部落的第一次北征……
在许许多多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再去拜读《圣学心法序》的大哉煌言，能不充满作呕之感？
“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向也，料差日繁，饥者弗食，土木屡作，劳者弗休。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此时，复以黄泽奏折所提出的指控，与《圣学心法序》的自我标榜相对照，你无法不惊讶于两者间的反差，是如此悬殊和刺目。
你心底将浮现出一个字眼———只能是这个字眼：伪君子！
十足的坏蛋，至少比十足的伪君子要好些。
至少，十足的坏蛋并不会在祸害人间的同时，还额外向世界和历史索取名誉。
【注释】
①故事大致说，杜太后病危时，召见赵匡胤，命其传位于赵匡义，再传赵廷美（赵匡胤四弟），三传赵德昭（赵匡胤子），理由是“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避免皇帝年龄太小）。赵匡胤依母命，并写下誓书，放在金匮之中密存。事见《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宋史·列传第三宗室一》。
②③《明史》，列传第二十五。
④《太祖实录》，吴元年十月。
⑤《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
⑥《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四月。
⑦《太祖实录》，洪武二年五月。
⑧《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四月。
⑨《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10｝｛11｝《明史》，列传第二十七。
｛12｝｛13｝｛14｝｛15｝无名氏：《奉天靖难记》，一。稿成于永乐年间，撰者佚名，然当为朱棣指使下结撰，因后之《太宗实录》卷一至卷九即在其基础上增改而成。
｛16｝孟森：《明清史讲义》。
｛17｝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页四下。
｛18｝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一。
伪君子朱棣（51）
｛19｝《建文书法拟》前编，页九下。
｛20｝《明史》，本纪第四，恭闵帝。
｛21｝《建文书法拟》附编上，页二十四，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
｛22｝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革除。
｛23｝《野记》二。
｛24｝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
｛25｝《建文年谱》，卷一。
｛26｝对此，李贽《续藏书》卷五有评语，极好：“然在建文，但可谓能长养死难之人才，而不可谓能长养辅弼之人才也。”方孝孺等一身正气，但作为政治家却都不甚高明。
｛27｝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革除。
｛28｝黄佐：《革除遗事》，一。
｛29｝朱睦：《革除逸事》，卷二。
｛30｝史仲彬撰、徐兴抄：《致身录》。
｛31｝有两种说法，一说朱允炆城破后在宫中纵火自焚，一说乘乱出宫流亡。
｛3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33｝谈迁：《国榷》，卷十二，惠宗建文四年壬午。另据《续藏书》，“逊国名臣”条目之下，单单有名姓者即近二百人，尚有四百余人没有留下姓名。
｛34｝｛35｝《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
｛3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176页。
｛37｝《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杜预疏，孔颖达注。
｛38｝《论语·卫灵公》。
｛39｝｛40｝《论语·泰伯》。
｛41｝《明史》，列传第二十九。
｛42｝｛43｝大岳山人：《建文皇帝遗迹》。
｛44｝《明史》，列传第二十九。
｛45｝朱彝尊：《明诗综诗话》（《静志居诗话》）。
｛46｝《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
｛47｝孟森：《明清史讲义》。
｛48｝｛49｝《明史》，列传第二十九。
｛50｝《明史》，本纪第八，仁宗。
｛51｝《续藏书》，卷五。
｛52｝平天冠，原系古代冕冠的一种，用于祭礼时着装，上至天子下至士族均可用之，主要以旈（冠前后所缀的串以珠玉的垂饰）数量多少为别。后渐渐变做帝王（包括神话传说中的玉帝、冥王一类人物）所特用，成为帝权的象征，即中国式的皇冠。洪迈的《容斋随笔》说：“俗呼为‘平天冠’，盖指言至尊乃得用。”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所预备的东西里面就有玉玺、龙袍和平天冠。
｛53｝朱彝尊：《曝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四书。
｛54｝《明史》，列传第三十一。
｛55｝谈迁：《国榷》，卷十三，成祖永乐元年癸未至三年乙酉。
｛56｝《明史》，列传第三十一。
｛57｝另说称明军攻克北京后，得元顺帝某妃，朱元璋纳之，而朱棣即此蒙古女人所出。一般认为该说荒谬，盖因朱棣出生之年，远在攻下北京之前。
｛58｝李清：《三垣笔记》，附志二条。
｛59｝张岱：《陶庵梦忆》，卷一，钟山。
｛60｝孟森：《明清史讲义》。
｛61｝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第二章，《兴废和分布》。
｛62｝孟森：《明清史讲义》。
｛63｝朱国桢：《皇明史概·大政记》，卷七。
｛64｝张朝瑞：《忠节录》，卷六，考误。
｛65｝朱鹭：《建文书法拟》，卷首，述公议。
｛66｝郑晓：《今言》，卷之一。
｛67｝张燧：《千百年眼》，卷十二，革除死难之多。
｛68｝杨艳秋：《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载《炎黄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
｛69｝《建文朝野汇编》，陈继儒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0｝《建文书法拟》，卷末，拥絮迂谈。
｛71｝更详尽的情况，可径阅杨艳秋文。
｛72｝对这种净身后在宫中充役者，历史上有各种称法，如寺人、宦官、黄门、中官、中使、中涓、内官、内臣、内侍等，如今一般习惯地通称为“太监”。但需要说明，“太监”这词本身，是在辽代作为宦官的一个级别而出现的。在明代，太监也是宦官中的一个官职，内廷二十四衙门负责人才称太监。太监固然是宦官，但只有一小部分宦官才属于太监这个级别。太监成为宦官的通称，是清代以后，民间慢慢有了“大太监”、“小太监”的叫法，而从前，太监必是高级宦官。我们现在沿用清以来的称法，但也应该了解以往的区别。
伪君子朱棣（52）
｛73｝曹参芳：《逊国正气集》，卷二，何州、周恕。
｛74｝《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
｛75｝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二。
｛76｝｛77｝《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
｛78｝｛79｝｛80｝《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
｛81｝袁纲：《奉天刑赏录》引《教坊录》。
｛82｝《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七。
｛83｝《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
｛84｝《续文献通考》，刑考二。
｛85｝《明史》，列传第四十五。
｛86｝｛87｝《国榷》，卷十四，成祖永乐四年丙戌至七年己丑。
｛88｝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直接做官的相当多。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渐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89｝《明通鉴》，卷十五。
｛90｝《仁庙圣政记》，卷上。
｛91｝《明史》，职官五。
｛92｝《明史》，刑法三。
｛93｝《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七。
｛94｝《明史》，职官五。
｛95｝《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七。
｛96｝原文：“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其可考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
｛97｝｛98｝《明史》，刑法三。
｛99｝《明史》，职官五。
｛100｝《明史》，刑法三。
｛101｝｛102｝《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103｝《瞿宣忠公集》，卷一。
｛104｝《明史》，职官二。
｛105｝｛106｝｛107｝《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108｝｛109｝《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10｝《明史》，列传第三十五。
｛111｝《明史》，列传第八十。
｛112｝《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
｛11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14｝当时确有人提出过将《永乐大典》付梓的建议，但被朱棣以费用浩大为由拒绝。
｛115｝《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116｝《明史》，列传第五十七。
｛117｝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
｛118｝费信：《星槎胜览序》。
｛119｝《明史》，列传第二百二十。
｛120｝勘合，明朝为管理贡舶贸易而发明的制度。“勘合”即获准朝贡的合法凭证，最早发给暹罗，后及他国。凡来华贡舶，每船皆带勘合一道，上填贡使姓名、贡品种类和数量，由中国地方官和市舶司官员核对底簿，鉴定无误后才许入贡。贡舶回国时，要将回赠物品也逐一登记在勘合上。
｛121｝《太宗实录》，卷十，上。
｛122｝《太宗实录》，卷二十六。
｛123｝《今言》，卷之二。
｛124｝《明清史讲义》。
｛125｝《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126｝丘浚：《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
｛127｝中国渐渐变得不“尚武”，是原因非常复杂的现象。其重要一点，当是统治者逐渐注意到要吸取武人拥兵自重、常致权柄不牢、天下大乱的教训。五代以后，两大汉族政权宋明，都在建国之后迅即削弱武人势力，在稳固其统治的同时，不能不以牺牲军队强悍的战斗力为代价。例如岳飞的悲剧，实质并非奸臣陷害，而是宋朝体制对军队严加限制的必然结果。明代如出一辙，袁崇焕实在就是岳飞悲剧的重演。这两个朝代，对内镇压“流寇”，对外抵御入侵，都输得一塌糊涂，连勉强支撑亦难如愿。
伪君子朱棣（53）
｛128｝《皇明祖训》，箴戒章。
｛129｝这制度，以“远夷进贡”的形式和名义，而行对周边诸国的安抚、收买或示好之实。进贡者的耗费与其从明朝所得丰厚“赏赐”，完全不成比例，以致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争相进贡的情形，当时好利贪婪的日本人尤能利用这一点，前文所谈“倭祸”即与此关系极深。
｛130｝《太宗实录》，卷十六。
｛131｝《明史》，列传第三十九。
｛132｝《太宗实录》，卷十六。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