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光斗意识到，再这样下去，魏忠贤、许显纯一伙势必用酷刑直至把他们整死。他不甘心这样被了结，与他的同志们商议，是否屈承罪状，“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151｝。这是因为，自从朱棣以来，诏狱便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秘密监狱，生杀予夺，一切可以不依程序，当犯人罪行被确定之后，才移交刑部等司法部门定罪。左光斗的建议，就是抱此一线希望，先逃脱许显纯毒手，再图后举。这提议，其他五人均表同意；他们当中一半人原先职务与司法有关，显然，是依据经验认为可行。他们的天真在于，面对穷凶极恶之魏党，仍然以为程序可以起作用。于是，“诸人俱自诬服”。
可是他们所期待的情形根本不曾发生，六人的认罪，让魏忠贤喜出望外，益觉立于不败之地，继续羁押六人于诏狱，并迅即转入“追赃”的下一阶段———“令显纯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追比，即给完赃规定日期，到期不完者用刑；五日一追比，就是以五天为一期限，不能如数缴款，到期用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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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6）
这些东林党人，大多为官清廉，家境也很清寒。魏大中“宦游十载，家徒四壁”；周顺昌“出入京华，唯一肩行李；涉历宦途，止廿亩山田”；李应升“廉名远布，宦橐萧然”。｛152｝
杨涟更是家境“素贫”，所有家产充公，尚“不及千金”。他下狱之后，年迈老母流浪在外、寄宿谯楼，两个儿子以乞讨糊口和奉养祖母。“征赃令急”，杨涟根本拿不出钱来，“乡人竞出赀助之，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153｝，仍是杯水车薪。根据许显纯的奏报，追比的成果不过是：七月八日追得三百五十余两，七月十三日追得四百余两｛154｝……而栽在杨涟名下的赃款数额是二万两！以此速度，最后完赃将追比多少次可想而知———他是断无活命之望的。
尤有甚者，朱由校感觉五日一追比还不过瘾，特命加重处罚，改为“逐日追比”。
杨涟等赃私狼藉，著逐日研刑【细致、深刻用刑】追比若干。著五日一回奏。待追赃完日，送刑部拟罪。｛155｝
这个朱由校，且不说作为一国之君，即便从任何日常为人的基本道义看，都可称狼心狗肺。他宠任客氏、魏忠贤等，驱逐朝中正人，甚至将杨、左等逮捕下狱，我们皆可置之不问；然而，他竟以“逐日追比”惨毒无比的方式对待杨、左，完全超出于“愚闇【暗】”之外，唯以天良丧尽可堪解释。当年，杨涟于“移宫案”中，为他帝位不保忧心如焚，日夜焦思，“六日须发尽白”｛156｝。这种光景，我们仅见于阻于昭关的伍子胥，所不同者，伍子胥乃为自己性命不保、家仇难报至此，杨涟却是为他矢志效忠的君主和国家如此。对这样的忠臣和恩人，朱由校竟然似欲食肉寝皮而后快，普天之下心肝烂掉的人，他可算头一个。
有此严旨，而杨、左又无法完赃，其毙于狱中的命运已然注定。在打无可打、打得已无人形之时，公元1625年，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深夜，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被许显纯秘密处死于诏狱。杨涟时年五十四，左光斗五十一。人们见到他们的尸体时，血肉模糊，溃烂不可识，“尸供蝇蛆，身被重伤，仅以血溅旧衣，裹置棺内”｛157｝。
八月、九月，首批投入诏狱的“六君子”中余下的三位，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也先后遇害。
以吴中东林党代表人物为主的第二批遭迫害者，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于天启六年四月至九月间，同样在饱受酷刑之后，尽数毙于狱中。
另有前刑部右侍郎王之寀，以另案先期死于狱中。王是“三案”之第一案“梃击案”主要办案官员之一，时任刑部主事。他坚持事实，而事实对郑贵妃等极不利。当时，万历皇帝已有二十五年不曾露面，就因为王之寀就“梃击案”提出的证据相当有力，牵涉郑贵妃，才逼得朱翊钧二十五年后首次接见朝臣，亲自为郑贵妃辩解。此事轰动一时。后来，王在党争中遭到陷害，削职。天启朝初复出，战斗力不减，就“红丸”“移宫”案，猛烈攻击群小。天启五年，修《三朝要典》，列王之寀为“三案”罪首，“遂逮下诏狱，坐赃八千”｛158｝。
细思之，天启党祸，对明朝命运并无决定意义。党祸发生，诚然起到了助纣为虐之效；但设若不发生，谅亦无改国势颓坏之趋向。整个事件中，我们只发现一点积极因素，即民心向背，拘捕东林党人时，各地迸发出来的在古代难得一见的民间社会径直表达政治意愿的热情，十分可贵。倘使认识到民心可用，顺势而为，或可拯救国家于衰弱之中。然而，这近乎天方夜谭，以二百余年来朱明政权的极端黑暗和反动，顺民意求改革，当系世间最不可能发生之事。
朱由校、魏忠贤用骇人听闻的毒狱，将这政权的反人民本能，做了最后一次淋漓尽致、欲罢不能的宣泄。任何时候，回顾这段充斥了迫害、虐待和残忍的历史，中国人都将深感蒙羞。聊以欣慰的是，正义仍存人心，而东林党人的表现也显示了极其勇敢、刚强的英雄气概。时隔近四百年，捧读《左忠毅公逸事》那样的篇章，仍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历来中国人文中的这种精神和情怀，应当视为民族宝贵财富加以搜蒐，世世传诵、哺育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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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7）
在此，我特意将李应升下狱后写给其子李逊之（《三朝野记》作者）的遗书，恭录于后；其文平白，其情深挚，其心坦荡，读之可知正人君子如何处世：
付逊之儿手笔｛159｝
吾直言贾祸，自分一死以报朝廷，不复与汝相见，故书数言与告汝。汝长成之日，佩为韦弦，即吾不死之日也。
汝生于官舍，祖父母拱璧视汝，内外亲戚以贵公子待汝，衣鲜食甘，嗔喜任意，骄养既惯，不肯服布旧之衣，若长而弗改，必至穷饿。此宜俭以惜福，一也。
汝少所习见游宦赫奕，未见吾童生秀才时，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艰难支持之日也。又未见吾今日囚服逮及狱中，幽囚痛楚之状也。汝不尝胆以思，岂复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势不可凌。此宜谦以守身，二也。
祖父母爱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训汝，汝傲而弗亲，今吾不测，汝代吾为子，可不仰体祖父母之心乎？至于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亲，三也。
吾居官爱名节，未尝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业，皆祖父母苦苦积累。且吾此番销费大半。吾向有誓愿，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亩、一粒。汝视伯如父，视寡婶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负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
汝既鲜兄弟，止一庶妹，当待以同胞，倘嫁中等贫家，须与妆田百亩。至庶妹母，奉事告年，当足其衣食，拨与赡田，收租以给之。内外出入，谨其防闲。此桑梓之义，五也。
汝资性不纯，吾失于教训，读书已迟，汝念吾辛苦，励志勤学。倘有上进之日，即先归养，若上进无望，须做一读书秀才，将吾所存诸稿、简籍，好好铨次。此文章一脉，六也。
吾苦生不得尽养，他日伺祖父母千百岁后，葬我于墓侧，不得远离。
尘埃落定
1627年9月３0日，旧历八月乙卯日，天启皇帝朱由校以二十三岁之龄和并非致命之绝症正常死亡。
真是罕有之怪事。这么年轻，也无人谋害，根据史料，死因只是上溯两年之前发生的溺水事件———当时乃是盛夏，他受惊之外居然受凉，并且健康状况就此崩溃，缓慢而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他可能是有史以来身体抵抗力最差的小伙子，弱到让人无法理解，只能情不自禁地设想，必是天不佑彼，就像他所代表着的朱明王朝。
他死后两个多月，也即天启七年十一月，魏忠贤自杀。客氏入浣衣局后掠死。客魏两家均被抄家；魏忠贤侄魏良卿，客氏子候国兴、弟客光先伏诛、弃市，家属无少长皆斩。
大臣中爬至高位的阉党，只杀了一个人，崔呈秀。
阉党势力盘根错节，未能一遽而除。
崇祯元年上半年，魏忠贤扶植的内阁黄立极、张瑞图、施凤来等陆续被罢免。五月，毁《三朝要典》，销其版。崇祯二年三月，始定逆案，分处磔、斩立决、秋后处斩及充军、坐、徒、革职、闲住等罪名，计二百余人。而阉党人数，实远多于此。
拨乱反正过程中，令人唏嘘的一幕，是遇难诸臣后代奔走呼吁，以及他们揭露出来的凶残与黑暗。噩梦般的细节，见证、诠释了人妖颠倒、法度荡然、暗无天日的现实。
袁化中之子袁勋率先上书，拉开了遇难诸臣后代鸣冤的序幕。
几天后，黄尊素之子———未来的明清之际的思想巨人黄宗羲，上书崇祯皇帝，陈述蒙冤者的惨状，和冤案对一个家庭的毁灭：
迨下镇抚司打问……酷刑严拷，体无完肤……一日，狱卒告父曰：“内传今夜收汝命，汝有后事，可即书以遗寄。”臣父乃于三木囊头之时【“三木”是脖子、手、脚上都上木枷；“囊头”是把头用口袋套住】，北向叩头谢恩，从容赋诗一首，中有“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等语。自是，而臣父毙命于是夕矣。
诬坐赃银二千八百两，臣痛父血【父亲流血而痛在臣身】，比【等到】遍贷臣之乡商于京者【故乡在京城做买卖的商人】，并父之同年、门生，差足交赃将完【钱快要凑够时】，而杀机遂决矣。｛160｝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8）
由这份倾述父冤的奏疏，可以想见其父黄尊素的遭际，对黄宗羲反君权的民主思想的萌芽，起了很大作用。
杨涟之子杨之易，拿出了父亲在狱中被打得遍体脓血之时，蘸血所写绝笔书《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书于狱神之前》。全文两千余字。杨涟自知必死，叩托于顾大章，万一得见天日呈于圣上。顾大章妥为藏匿，终于保留下来。
绝笔书将全部感受归纳为一句话：“公论与人心、天理俱不足凭。”杨涟讲述自己在狱中的情形：“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揭，揭帖、私揭等的简称，古代与公事有关的文书或信函】亦不可得，下情不通至于如此。打问之日，汪文言之死案絷，不容辩【意谓汪文言在案中死于拘禁，令人无从质辩】。血肉淋漓，生死倾【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之狠打【自己强忍酷刑，也从未想到自杀，为的是要等到拨云见日的一天】。此岂皇上如天之意、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为题，追赃为由，使枉杀臣子之名归之皇上。”｛161｝
字字血，声声泪。
魏大中之子魏学漮、周顺昌之子周茂兰，也各上血书。魏学漮代表“惨死诸臣之子孙”，恳求崇祯皇帝准许将元凶魏忠贤、许显纯首级交与他们，献于“镇抚司牢穴前，呼其先人，哭痛浇奠”。｛162｝由于冤情似海，一时间，血书潮般涌来，以致崇祯不得不加以制止：“血书原非奏体，以后悉行禁止。”｛163｝
奸人就戮，阉党覆灭，忠正洗冤。在某种意义上，明代最暗无天日的一段历史或许可以说尘埃落定了。然而，事情本身虽然画上句号，它的影响却不曾终止。这样一种恶，投射于人心和社会的阴影，不会因为几个恶人受到惩罚而消失。表面上尘埃落定，内里的颓丧、不满和绝望，则留存于生活的每个细胞。
这就是新皇帝朱由检面临的根本性的悲剧局面。他精疲力竭以求重整朝纲，却发现从人民百姓到士大夫，没有人买账。最终看来，朱由检不过是试图以一人之力，去还晚近几代皇帝共同欠下的永远还不清的债。
他不明白事情是这样的，困惑、哀叹、愤怒、自怜。
他不知道，只有明朝灭亡，才是真正的尘埃落定。
这个皇帝不享福
历史，是一位喜欢恶作剧的老人。我们看到，至少自弘治皇帝之后，明朝百多年中，没有一个皇帝肯稍微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在它行将完蛋之际，反而跑出来一位决心好好工作的皇帝。
人们历来都把崇祯皇帝视为悲情人物。除了亡国、吊死的下场，许多人还替他抱一些不平，嗟叹此人勤勤恳恳，一生操劳，却不得好报。只因人们久已习惯了皇帝的淫逸，一旦偶尔有个将身心扑在国事上的，大家好像反而于心不忍，觉得这样当皇帝，有点亏。
不管怎么样吧，崇祯皇帝———朱由检———真的是没享过一天的福。他的不享福，与老祖宗朱元璋宵衣旰食那种简单的勤政生涯不同。除了身体的忙碌，朱由检苦在精神和内心。登基前后担惊受怕；做皇帝一十七年，朝野内外，危机四起，一团乱麻，他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吃不香、睡不安；末了，死都死得不轻松，国破家亡，带着耻辱和锥心之痛，吊死。
那张龙床对于他，真可谓如坐针毡。
光宗朱常洛生子不少，一共七个，活下来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朱由校，另一个就是朱由检。
朱由检排行老五，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生。母亲刘氏，生朱由检那年，十八岁。朱常洛这个人跟他父亲朱翊钧是一丘之貉，都很薄情寡恩。刘氏十八岁替他生了儿子，他待人家却很不好，刘氏极为抑郁，万历四十二年（1614）死掉，只有二十二岁，正是花季妙龄。
朱由检四岁失去母亲，朱常洛把他交给西李———就是“移宫案”中那个赖在乾清宫不走的李选侍。那时有两个李选侍，为了区别，人们分别把她们叫作西李、东李。西李是一个刁蛮的女人，却为朱常洛所喜欢。东李人很好，后来，朱由校继位，请东李承担抚育五弟由检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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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9）
又过五年，朱由校的母亲王氏也悲病交加死掉，朱常洛又把他也送到西李宫中。这样，兄弟俩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朱由校已经十四岁，朱由检九岁。
西李的颐指气使，朱由校后来忘得一干二净，反过来跟客魏一道，迫害把自己从西李手中解救出来的杨、左等人。但朱由检不曾忘记。
“至泰昌元年九月内移宫后”，刚登基的朱由校降旨，朱由检“改托光庙选侍东李老娘娘，即曾封庄妃者看视”。东李的庄妃封号，是朱由校给的，朱常洛不曾封她为妃。
这是朱由检一生中比较幸运的事。东李，也就是现在的庄妃，性格“仁慈宽俭”。逐字地讲，就是心地善良、有母性、待人宽和、生活朴素。她给了朱由检很好的照顾，“爱护关切，胜于亲生者也”。在给予母爱的同时，也把比较端正的人品传授给朱由检。
但是，一般狗眼看人的势利之人，却并不尊重她。负责服侍庄妃的太监头目叫徐应元，是魏忠贤的铁哥儿们，赌友兼嫖友。他眼里没有庄妃。“应元既倚逆贤，借势骄蹇，每叩见时，或扬扬自得，或笞詈左右，无所忌。”庄妃是个内向的人，受了气全咽在肚子里，“谨重寡言，负气愤郁，竟致病薨”。死于哪一年，不详，当在天启二年以后。
朱由检从小丧母，在西李宫中度过一段无人疼爱的时光，好不容易在庄妃这里重新找回母爱，却又很快失去，痛苦可想而知。庄妃之薨，令他极“哀痛”，“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