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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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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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李自成攻打山西时,京城里已经有不少商贩,义务宣传李自成政策:“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多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明季北略》)当然这些商贩都是义军的细作,这些话是李岩教他们的说的,绝对有效果,百姓们并没有多少惧意。有人在路上撞见了他们,急忙躲向路边,义军也并不诘问。
  李自成中午出现在北京城中。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一身简朴的装束,戴着毡帽,穿着缥衣,骑一匹黑马,进入了德胜门。老百姓们发现这个名声卓著的盗匪头子一脸和气,与邻家大哥没什么两样,惊惧之心渐去,人们围上来时,军队没有加以阻拦。此时的李自成军队,严格遵守李岩确定的行军方针,李自成早在进京之前,就曾约法:“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进城的当天再次重申了这一法令,故而军纪相当严整。
  李自成由西长安门进入,看见了长安街的牌坊。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到达北京,看见雄伟的长安街牌坊,李自成起了豪情,于是拉开弓,说:“我要是能射中中间的字,天下太平。”一箭过去,没射到字,射到了牌坊的瓦棱上。
  宋献策在一旁说:“射在沟中,这就意味着是淮河为界。”李自成一直自恃百发百中,不太甘心,又到承天门,见到“承天之门”的牌坊,于是又说:“我现在为天下主,看我如何一箭射在四个字的中心。”一箭过去,却射在了天字的下面,李自成有点不高兴。牛金星急忙安慰他说:“射在天下面,意思是中分天下。”(《明季北略》)
  李自成两箭射空,除了他的箭法可能并不像传说中的高明以外,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他此时已经瞎了一目。这是他在攻打河南开封时被射伤的。这个伤害可能影响了他的准确度,但这段充满情绪化的描述中,我们可捕捉到一个信息:李自成进京后虽然外表谦和,但内心是很骄傲的,而他两箭不中,按封建社会的迷信说法,似乎就有了不祥之征。
  不管怎么样,李自成以草莽英雄的姿态亮相,对北京的老百姓们来说,有几分新奇感,也很亲切。与百姓们的安然相比,明朝大小官员则有如惊弓之鸟。这些官员一天前还在崇祯面前都信誓旦旦,一旦国破,必以身殉之,不过,真正殉之的连百分之一也没有,除了倪元璐、马世奇等名臣真的做到了自己的承诺外,多数大臣想的是如何投降保命。达官贵人们如丧家之狗,穿着破烂的衣服混在人群中,连头都不敢抬,这个时候,破旧的青衣反而成了抢手货,为了保命,贵族子弟们以重金哄抢旧衣服,成为当时一大奇谈。
  德胜门外,太监曹化淳迎接李自成进宫,这位曹公公是崇祯手下最宠信的太监,擅长弄权,当年整死内阁首辅周延儒时,他是主谋之一,假以时日,此人才能应该不在魏忠贤之下。不过,北京城破,他摇身一变,出了大力,此次开门纳义军,也是他亲自出面。
  李自成虽然占了北京,还有担心的事,那就是崇祯皇子依然下落不明。不过这个担心很快就没有了,崇祯临死前命太监带出的一名太子和两个小王爷,原打算暂时送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的,没想到这位外公听说三名皇子子在门外,竟然将大门紧闭,不让其入。太监见势不好,谁也不愿意要这烫手山芋,干脆直接绑了送到李自成那里。
  李自成对仇敌的这几个孩子,倒是一点也没有责难,他问:“你们家何以丢了天下,你父亲何以失败,你们知道吗?”太子朱慈琅答:“我不知,你问百官。都是用了那坏臣子周延儒的缘故。”太子态度倨傲,对李自成有顶撞之意,不过李自成倒不当回事,说道:“原来你们也明白。”然后又说:“你父亲若是活着,我会好好养着他。”太子不理,只说:“快杀了我,不用多话。”李自成说:“你本无罪,我因何杀你。”太子说:“你若不杀我,当听我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墓,二速以礼葬我父母,三不可杀我百姓。”李自成大笑,说:“都可依你,我就是百姓,又岂可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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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生相(2)
李自成非但没有为难这几位仅存的皇子,还确实依了这三件事,找到崇祯的尸体,以帝后之礼好好安葬了。
  由这件事可以看到,李自成是一个很宽厚的人,此人有英雄之德,但却肯定不是一个大政治家。金庸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做政治家要有三“忍”:一要坚忍,二要有容忍,三要对敌残忍,至少在第三点上,李自成做的并不到位。此事要换成朱元璋,几位皇子肯定人头不保,留着他们其实后患无穷。
  李自成将崇祯的尸体以帝后安葬,并为其主办丧事,与他相比,崇祯手下的旧臣们反而对此极不热心,有很多人从灵观前面走过,连斜视一眼的举动都没有。崇祯下葬当天,除了太子与二位王爷外,百官竟无一人陪同,这固然是世态炎凉,但也侧面反映出崇祯待人薄情如斯,臣子内心对他亦无感情,致使有明一朝,人的道德底线几近于零。
  李自成对朱家后人宽厚,但对明朝百官,却内心充满了鄙视,他曾对太子说:“失了天下,不是你父亲的错,是文武大臣的错。”这个思维逻辑,更表明了李自成其实是一个观念比较陈旧的人,他没有更高远的眼光与分析能力,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个好的流民领袖,但离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与综合才智,其实相去甚远。
  在李自成极度鄙视的心态下,明朝大臣上演了一出人走茶凉、贪生怕死的丑剧。二十日,距崇祯死不过一天,陈演、魏藻德这两位崇祯倚重的文臣首领就拜见了李自成,表示出改换门庭之意。魏藻德,这位一直崇尚明哲保身的原内阁首辅开始数落起崇祯的不是:“这昏君不听臣言,才有今日。”李自成烦透了这帮两面三刀的家伙,怒喝一声:“你身为重臣,当死社稷,为何偷生!”魏藻德急忙叩头,表示:“只要陛下赦免了我,一定赤心以报。”李自成喝令手下人将他绑了出去,押到刘宗敏那里,与之命运相同的还有京城禁卫军头领李国祯,锦衣卫原指挥使骆养性等,这些臣子去讨好不成,反而身陷大狱。
  李自成出身农民,对做官者有种天生的厌烦,故而他不恨昏君,只怪群臣,这种情绪从入城起,就一直伴随着他。他手下将领,受这种情绪影响,也个个将这些前朝旧臣视为草芥。新政权建立,人手奇缺,牛金星提出要从旧朝中选拔部分官员任用,此令一出,明朝旧官们纷纷改换成义军的装束,着青衣小帽,匆匆赶往传统极门,等待面试。由早晨到日落西山,因为来的人太多,竟然不能结束。这些来面试的人饥渴疲惫,更要忍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士兵对他们大声斥骂,甚至饱以拳脚,昔日的达官贵人,今日待遇如同囚徒。
  等待面试的人中,大都表现的极没骨气,甚至委琐卑劣,比如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牛金星时,牛说:“你这么老,胡须都白了。”刘说:“我还没老,大师如果用我,胡须就会变黑的。”魏藻德被关在刘宗敏处,每日哭嚎,还对看守说:“如愿用我,随便什么官都行,何必拘着我。”
  与这些人相比,更有表现得无耻的,就是那些争着劝李自成“登基”的人,我们姑且把这些称为“劝进”党。从二十三日开始,“劝进”党们就开始活动,向李自成劝进,要他早日当皇帝,这些人中主要以前内阁大学士陈演,原复社名士周钟、龚鼎孳为首。
  这些劝进党中不乏在当时名人。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秦淮八艳之一的顾横波的老公、当年复社四公子之一的龚鼎孳。他以才学及人品冠绝当世,但这时也急忙着去新政权里讨官做,并打出了顾横波的牌:“我本来想死,是小妾不让啊!”其实顾横波有骨气的很,这纯属托辞。
  此外还有当年被魏忠贤害死的东林六君子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李自成一进京时做出逃往南方的姿态,后来又“夜观天象”,得出“一统定矣”的结论,于是顺理成章的留下来,要为大顺王朝出力。魏学濂本是忠臣之后,但此时的作为,却与势利小人无异;另一个比较过分的人是文名极盛的复社另一位名士周钟,当时住在一位士绅家中,本来约好一起为国殉死,但是经不住魏学濂等人的劝解,也要入朝,这位要一同殉死的朋友拉住他不走,他将袖子割断走了,后来也是这位周钟,在崇祯的葬礼前经过时,连瞅都没瞅一眼,崇祯对他,其实不薄。此人翻脸之快,让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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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生相(3)
最可笑的是,劝进党中竟然还有成国公朱纯臣,周皇后之父周奎,这些人都是皇亲国戚,如今国破,不思如何进取复国,竟然劝仇人当皇帝,其人品卑劣,已到极至。
  李自成对这些人从心眼里蔑视,这固然是他草根本性使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自成也是信奉正统的人。对崇祯,他多少还心存畏惧,对自己“弑君”的行为在内心中也有些惴惴不安。这也怪不得他,他最初没有当皇帝的野心,等到碰上了李岩、牛金星、宋献策这些人,才开始树立起“登基”的远大理想,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成功了。他的心理上还没有适应,也正因此,他把颇有些惴惴的情绪转化成了对明朝群臣的憎恶,以至于前明大臣经过面试后,二千多人只有九十二人入选,其他人全被关在了刘宗敏那里。
  李自成入京之后,在经过一番考核选拔后,气象有所更新。在明朝原有六部分权的基础上,实行了大顺的官制,也开了科举考试,招读书人入朝为官,对前明官员中政绩突出为官清白者,重新任用,比如复社四公子之一侯方域的父亲原兵部尚书侯洵,就被从监狱中请了出来,接着当尚书了。李自成分封诸将,论功劳权将军刘宗敏最大,于是文武百官统一由他节制。这个决定非常不妥,在以后有所反映。不过当时,这些措施还是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的。
  但在这表面焕然一新的局面里,崇祯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依然深化着。李自成在喜悦的情绪稍加降温后,就发现了一件事:崇祯曾经背负的那些债务,不知不觉间又转到了他的头上。远的是关外满清势力问题,近的则是崇祯一生也没有解决了的财政问题。李自成是过来人,但是这些年来,他想的只是如何扩张势力,其实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如同有了万历和天启,崇祯不能对明朝的灭亡负全部责任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要求李自成能够看清这些崇祯一生都看不懂的问题。因为李自成不是张居正,更不是朱元璋,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强人,但不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不懂民事生产。其实在李自成作战的期间,有过很多非常好的机会,比如他占据襄阳,陕西,河南之时,这些根据地来之不易,如果换了朱元璋和曹操这样的君主,一定是先恢复生产,屯田耕种,恢复经济,养精蓄锐,以充实立国之根本。这个道理英明的君主全都明白。可是李自成却对此一无所知,他除了忙于建立政府,忙于扩充军队外,基本上在这方面毫无建树,他的军队挺进速度极快,作战能力极强,但攻城掠地的主要目的仍是以掠夺为主,没有稳定生产、稳定民心、建立军事根据地的概念。孙传庭对李自成的这一点看的就很准,他曾断言,李自成手中无地可用,无粮可供,用不了半年,军中必闹饥荒,一击必胜。可惜的是,孙传庭这个极正确的判断遇上了崇祯这个糊涂蛋,没有派上一点用场。
  李自成是英雄,但不是能人。他是个运气好的人,因为碰上了李岩,而当他进入北京之后,他眼前全是荣华富贵,依附之徒,他一点点淡忘了李岩的作用及他曾对自己的建议,好运气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一点点的离他而去。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多年来忽视生产的恶果之一,那就是他手中有兵无粮,有城无银,而摆在眼前的亟待解决的,就是曾经困扰过崇祯多年的军饷问题。他的军队越来越多,张口吃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由此派生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大顺王朝的财政,以确保王朝稳定。这个时候的李自成,与崇祯一样处在了关键的焦点上,也表现了和崇祯一样的弱智,他除了在人事制度上全盘照搬崇祯一朝的制度外,在财政上也延续了崇祯用过的已被历史证明了是很失败的制度——助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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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沦为盗匪(1)
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李自成接过了依然是这个烂摊子。明朝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虽然皇银内帑数量惊人,但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笔钱最后归于何处。可能崇祯已经大部分转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来救济军队。总之为了更好的筹集军饷解决财政,李自成出于对群臣极度的厌恶,做了一个情绪化的决定,他将面试淘汰下来的官员们集中关押,允许官兵“助饷追赃。”
  此令一出,天下大乱。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全无章法的招数,而且有着非常隐秘的阴暗心态和过激的情绪。表面上他体现了这样一种情绪:过去以我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备受助饷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们再来清算你!但究其内里,却反映出帝国新的掌权人在制度建设上的低能,还不如从前的那个旧的掌权者。
  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当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时候,数次使用过这个法子,这一次,他仍然想用这个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敌视心理,固然因其确有可恨之处,但在今天看来,也可归结为一种心理类型:“仇富”。这种仇富心理发展到极致,甚为可怕。不幸的是,农民起义军中多是长年生活在贫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占了绝大多数,一旦放开闸门,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滥。
  其实放眼历史,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后,急于做的就是收买人心,稳定局面,巩固取得的成绩,即使偶有放纵,也会严以整之,点到为止;一统天下之后,更不会任军队和自己的情绪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没有更高的战略眼光,相反,从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他陷入了一种胜利者的盲目喜悦和复仇般的快感中,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开始蓄养美女,沉迷声色,终日以饮酒为乐,追饷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他没有意识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疾苦中的军队来说,追饷同样是一种带有复仇意味的盲目举动,其实是在助长疯狂、非理性和贪欲,这个口子放开后,等于是把人性中潜藏的恶欲发挥到了极致,也让他至少失去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令前明臣子(还包括散失各地的军队及地方抵抗力量)彻底绝望,而事后证明,前明臣子同样仍有极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会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使严明的军纪、良好的军队作风和和谐的环境被彻底破坏。
  助饷和追赃是分两步进行的,助饷是派饷,就是按指定的对象(将明朝的旧人分为臣子、王公、太监、豪绅四个阶层),规定了数目来进行饷银的分派,规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交纳规定的金额,不过,助饷没有多久就迅速发展成为了追赃,那就是不分对象,没有数目,无限度的追要,甚至随时追,随地追。由助饷到追赃,由尚有几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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