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之计就是他出的，皇太极的汉化之路，他也是主要谋臣和推动者之一。他是汉人，但其地位尊崇，不在八旗之下，皇太极死后，范文程也是托孤重臣之一，多尔衮对他恩宠有加，不逊其兄。
范文程这时在盖州养病，虽在修养中，但他时刻关心着局势变化，对于两个月以来的形势了然于胸。北京失守的消息，大约在三月末至四月初传到沈阳。多尔衮闻讯，迅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接到多尔衮召见时，不用多尔衮解释，范文程就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范文程认为李自成并不足惧，其理由有三点：“一，逼殒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三，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从这三点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范文程的亲自领导下，满清的情报工作非常出色，几乎如亲眼见到一样，把北京城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范文程由此推断，李自成的军队虽然强大，人数众多，但是没有任何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战略眼光。进入北京后，得志即猖狂，已经失去了天意、人心、民愿，不过是纸老虎。这个时候，要想统一全国，自然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范文程又反过来以此说明满清战略——“非安百姓不可”，得民心者得天下，此乃万世颠扑不灭之真理，崇祯不明此里，天下辄失，接替的李自成依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马上也要失去天下了，而此时得天下者，必是既明此理又能身体力行之人。
多尔衮召集诸臣开会，历时近四天，但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意见自然是范先生之言。与李自成、吴三桂、崇祯相比，多尔衮受皇太极言传身教，本身也是一个极有战略眼光的大政治家，清时历时三任首脑，均有非凡本领，此乃大幸事也，而最难得的是，他们对汉人的绝对信任，比汉政府更甚，这也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多尔衮赞同范先生观点，在这个鼓励下，范文程再下一个奏折，以书面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
夫明之劲敌，唯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为今之计，必任贤抚民，远过流寇，则近者悦而远者来，即流寇亦入而为臣矣……不然，是我国徒受其劳，而反为流寇驱民也。使举其见在者而驱之，后乃与流寇争，非计之长也。
这是范文程奏折上的一段话，今人看来，其中深意，值得后世人永为借鉴，这段奏折深刻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而对于如何巩固政权，保护胜利果实，范文程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 （范文程奏疏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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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程战略（2）
这个大的战略方针，比之李自成要高明十倍不止，如果说多尔衮尚有几分迷惘的话，范文程则是在理论上行动上给多尔衮提供了最正确的方向。范文程提出的安民政策，也是皇太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说的是军风军纪，“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说的是于吏治与民事的方针，仍强调一个安字。而范文程更强调了时机的重要性，他强调这是一个大决战的时机，成则兴，败则遗恨终生，这个说法极大的推动了多尔衮的信心。范文程更明确指出，山海关在这个大决战中的重要性，而如何避开山海关，直趋北京，也是取胜之关键。
多尔衮不是崇祯，对正确的意见他完全接受。范先生的奏折阅后，多尔衮果断决定，全国动员，征调兵马迅速集结。这是满清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几乎是全民皆兵，后人称清朝“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四月七日，多尔衮召集众将，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八日，只有七岁的顺治皇帝福临驾临笃恭殿，并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之最大权限，军中之赏罚之事，均允许“俱便宜从事”。并赐给黄伞、皇马褂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
九日，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满汉蒙古将领都臣服于多尔衮之下，齐聚一堂，奏乐行礼，祭天行拜。礼毕，放起了礼炮，炮声隆隆中，这个漫长的誓军仪式结束，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启行。（《清世祖实录》）
从四月一日急召范文程入见，到四月九日全民皆兵杀赴前线，前后不足十天时间，由此可见，满清政府之高效、高能已达巅峰，而此次决战，全部的精英将领都出席了，这也说明多尔衮胆色过人，号召力惊人，胜负在此一举的决心同样强烈。
满清是幸运的，虽然死掉了一位政治强人，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并未被破坏，多尔衮在其兄皇太极死后，经过了与同族兄弟豪格的勾心斗角，终于得到了孝庄皇太后的支持，成功上位。他本人第一次独纲大梁的军事行动中，就表现得刚强勇武，颇有谋略，再加上内有孝庄皇太后坐镇，外有强兵良将，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多尔衮此时名为亲王，实为皇帝，军中威势，无人能敌，尽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多尔衮的大军从沈阳出发，穿越辽河平原，因为不知山海关情况，加上对吴三桂的忌惮，部队行军速度并不快，这与多尔衮的心态也有关，毕竟这是他作为最高统帅带兵的第一场大决战。过去，他是皇太极手下第一勇将，今天，兄长已逝，千斤重担，压于一身。李自成军队在人数上又有绝对优势，他的心中也有几分惶恐。
在这次随军东征的大部队中，前明降将洪承畴也在其中，洪承畴率明军与多尔衮征战多年，他们是老对手，如今是上下级，多尔衮于是问计与这位老对手，此去一战，胜算能有几何。
自松山一战后，被皇太极称为“明灯一盏”的洪承畴其实一直没有兵权，只是一个幕僚，但地位极为尊崇。多尔衮对其只称洪先生，不敢称其名。洪先生见这位代理帝王有一问，正好把自己多年来在崇祯那里不能实施的政见说给他听。
洪承畴说，流寇兵多，但军纪涣散，我军军纪严明，上下同心，此战不用拖的太久，一战即可决胜负，唯希望攻城陷地之后，能以范先生之意见为准则，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并且转告各府州县官员，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进城秋毫无犯。即使抗拒不服，攻下城池，可杀官吏，但要保百姓安全；而对于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
洪承畴再次分析起李自成之劣势，“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 他还指出了农民军“遇弱则战，遇强则遁”的作战特点。（《清世祖实录》）因而清军应在限定时日内，驱精兵速行追剿，至于攻打进京路线，他认为，避开吴三桂重兵把守的山海关，绕道蓟州、密云，则离京师最近。
范文程战略（3）
洪承畴与李自成征战多年，对李自成的用兵及为人深为清楚，多尔衮问计于他，自然也是问对了人。洪承畴的意见是对范文程意见的进一步延伸，对多尔衮同样重要，原本信心不是很足的他，这一次坚定了信心，大军按洪先生意见，直奔蓟州、密云的方向前进。当然，这条前进的军事道路，也是皇太极生前以武力硬生生的开辟出来的。
范文程、洪承畴都是汉人，又都降清，在历史上均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但从全局角度看，他们之降清，固然是受其自身处境影响，有其软弱妥协一面，却也并非大恶之事。他们两人都是极具战略眼光与儒家风范的政治家，深明政治领域、王朝兴衰的得失因果，因此，两人能以百姓为重，推行“仁者之师”的理论，对清军统帅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有他们之前，清军以屠城虐杀、侵扰百姓为乐事，但自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后，清军在这方面不断有所收敛，甚至推行怀柔政策，对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来说，未尝不是好事，特别是洪承畴提出的“官吏可诛，但要保百姓安全”的说法，体现出了这位降将对明室人民仍心存悲悯。后世人受正统思想影响，多将洪承畴塑造为欺君卖国、不仁不义的大反派，这是不以历史唯物观点看问题的原因。
与范、洪两位相比，事后也降了清的吴三桂并没有这样的悲悯之心。他对百姓，对君王，甚至对爱人，极少有“实行仁义”的理论和行动，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位。这并非性格迥异，而是因为成长环境不同，洪、范两人出身进士，十年寒窗苦读，受儒家正统思想熏染多年，尚有一些兼济天下的仁臣之志，也有封建臣子独有的道德底线，而吴三桂军人出身，一生奉行武力解决问题，信奉实力至上原则，其人实为军阀，而不是能臣，其道德底线要差得太多。此乃后话，且先按下不表。
受洪先生指点，多尔衮大军加快了进度，一###四年四月十五日凌晨，突然满清军中情治机关的头子范文程秘密求见多尔衮，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令多尔衮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消息：坐镇山海关的前明名将吴三桂派来了使者，愿意归降清军，共同对付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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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兵还是投降？（1）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被掠之辱，铁了心，要与李自成一决雌雄。
后人提起这段历史，大都认为吴三桂之降是因为陈圆圆的缘故，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种是非关头面临国事的重大抉择，其实与女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妻子岂应关大计”，吴三桂决定宣战，还是基于个人利益，并非完全是因为一个女人的缘故。还有研究者指出：“陈圆圆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上起了催化、激愤的作用。”（李佐亭《吴三桂大传》）虽然各种说法不一，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陈圆圆只是一个导火索，吴三桂与李自成的矛盾，有没有陈圆圆都一样会发生。以吴三桂的个性和野心及出色的军事能力，他是不会甘于屈居李自成手下做一个奴隶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迟早的事情，但陈圆圆事件的出现，则令这些矛盾迅速激化，并使两人找到了交恶的理由。
李自成用兵也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他明知山海关的重要性，并没有及早提起重视，派来胁持山海关的，不过是降将唐通及屈屈八千兵马，吴三桂部还有四万人呢！而在这一点上，大将刘宗敏是当时唯一可以吴三桂抗衡的将军，但这位刘大帅一心忙于在京城追赃索银，狎妓玩乐，左拥右抱，李自成竟然也说不动他，他也没有采纳李岩之计对山海关多派兵力防范，令山海关轻易落入吴三桂手中。
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后马上誓师，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极为不可思议的事：他写了一封给父亲的绝交信，痛斥父亲吴襄苟且偷生，有辱前朝，并表示自此信后就此断绝父子情义，即使李自成将其千刀万剐，火烧斧劈，也不会稍动凡心，而他亦会追随前朝帝王脚步，与李自成斗争到底。这封信，措辞激烈，感情充沛，名义是针对父亲，但实际是警告李自成，表明了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的决心。
这封信全文如下：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已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明季北略》）
这个时候吴三桂的这封信，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李自成将吴襄掠去，原本是作为人质，以要挟吴三桂的。因为吴三桂当年为尽孝，曾有过单骑救父的事迹，在世人眼中是个绝对的孝子。但没想到今天吴三桂不是孝子，却是个狠人，为个女人，连父亲都不要了。
事实上唐通一败，李自成就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他马上安抚吴襄，将其从狱中接出，好生款待，并痛斥刘宗敏，追赃之事，就此罢了。甚至李自成还有意归还陈圆圆，为此特派两名使者前往山海关，劝说吴三桂。
几日以后得来的消息竟然是两名使者全部被吴三桂杀掉。自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吴三桂这么做，无非是想告诉大顺政权一件事，他们之间的仇恨，已经不能够化解了。
吴三桂写下告示，昭李自成恶行于天下，用语恶毒，李自成见到这些告示，勃然大怒，他虽然忌惮吴三桂勇猛，但并非惧怕，毕竟吴三桂只有数万兵马，孤城一座，想要击败他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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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兵还是投降？（2）
李自成不想再等待下去了。意图一战的另一个原因是：吴三桂所据山海关太重要了。此时李自成明白了，他真正的敌人不是吴三桂，也不是流亡的南明小朝廷，而是关外的清军，如果不拿下山海关，清军直驱北京，历史将会重演。
李自成决定出师山海关，他手下的有志之士深觉不妥，提出相反意见的还是李岩。他的意见是：“吴三桂兴兵复仇，纯属为出一口怨气，此时边关紧急，外有满清环伺，环境极为险恶，主公不必亲自出马，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早日择吉日登基才为上策，故而此时还是应该招抚吴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休养生息，以免干戈之乱矣。”李岩直到这时，仍然坚持对吴三桂要以招降为主，不宜亲征。不过李自成对他已经明显不信任，不采纳他的意见。
因为吴三桂的不识抬举，自视颇高的李自成极为不满，打算以武力清算吴三桂，但不宜亲征这一条他也做了考虑，他指示刘宗敏率军前去山海关解决吴三桂，但刘宗敏这时已经习惯了北京的花花世界，并无斗志，一再推脱。对这位从小就跟着自己的心腹，李自成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不能有的软弱，竟然一筹莫展。其实，刘宗敏对局面的破坏，影响极大，换了朱元璋，或皇太极，即使此时不清算他，待时机成熟后也必然处理，可是李自成此时兵权尽在人手，没有更好的挟制办法，只得做出亲征的主张。
李自成要亲征的消息，令得群臣极为不安。牛金星、宋献策也纷纷劝进，矮子军师宋献策甚至明确指出：“皇上去于皇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