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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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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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之计就是他出的,皇太极的汉化之路,他也是主要谋臣和推动者之一。他是汉人,但其地位尊崇,不在八旗之下,皇太极死后,范文程也是托孤重臣之一,多尔衮对他恩宠有加,不逊其兄。
  范文程这时在盖州养病,虽在修养中,但他时刻关心着局势变化,对于两个月以来的形势了然于胸。北京失守的消息,大约在三月末至四月初传到沈阳。多尔衮闻讯,迅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接到多尔衮召见时,不用多尔衮解释,范文程就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范文程认为李自成并不足惧,其理由有三点:“一,逼殒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三,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从这三点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范文程的亲自领导下,满清的情报工作非常出色,几乎如亲眼见到一样,把北京城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范文程由此推断,李自成的军队虽然强大,人数众多,但是没有任何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战略眼光。进入北京后,得志即猖狂,已经失去了天意、人心、民愿,不过是纸老虎。这个时候,要想统一全国,自然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范文程又反过来以此说明满清战略——“非安百姓不可”,得民心者得天下,此乃万世颠扑不灭之真理,崇祯不明此里,天下辄失,接替的李自成依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马上也要失去天下了,而此时得天下者,必是既明此理又能身体力行之人。
  多尔衮召集诸臣开会,历时近四天,但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意见自然是范先生之言。与李自成、吴三桂、崇祯相比,多尔衮受皇太极言传身教,本身也是一个极有战略眼光的大政治家,清时历时三任首脑,均有非凡本领,此乃大幸事也,而最难得的是,他们对汉人的绝对信任,比汉政府更甚,这也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多尔衮赞同范先生观点,在这个鼓励下,范文程再下一个奏折,以书面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
  夫明之劲敌,唯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为今之计,必任贤抚民,远过流寇,则近者悦而远者来,即流寇亦入而为臣矣……不然,是我国徒受其劳,而反为流寇驱民也。使举其见在者而驱之,后乃与流寇争,非计之长也。
  这是范文程奏折上的一段话,今人看来,其中深意,值得后世人永为借鉴,这段奏折深刻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而对于如何巩固政权,保护胜利果实,范文程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 (范文程奏疏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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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程战略(2)
这个大的战略方针,比之李自成要高明十倍不止,如果说多尔衮尚有几分迷惘的话,范文程则是在理论上行动上给多尔衮提供了最正确的方向。范文程提出的安民政策,也是皇太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说的是军风军纪,“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说的是于吏治与民事的方针,仍强调一个安字。而范文程更强调了时机的重要性,他强调这是一个大决战的时机,成则兴,败则遗恨终生,这个说法极大的推动了多尔衮的信心。范文程更明确指出,山海关在这个大决战中的重要性,而如何避开山海关,直趋北京,也是取胜之关键。
  多尔衮不是崇祯,对正确的意见他完全接受。范先生的奏折阅后,多尔衮果断决定,全国动员,征调兵马迅速集结。这是满清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几乎是全民皆兵,后人称清朝“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四月七日,多尔衮召集众将,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八日,只有七岁的顺治皇帝福临驾临笃恭殿,并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之最大权限,军中之赏罚之事,均允许“俱便宜从事”。并赐给黄伞、皇马褂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
  九日,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满汉蒙古将领都臣服于多尔衮之下,齐聚一堂,奏乐行礼,祭天行拜。礼毕,放起了礼炮,炮声隆隆中,这个漫长的誓军仪式结束,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启行。(《清世祖实录》)
  从四月一日急召范文程入见,到四月九日全民皆兵杀赴前线,前后不足十天时间,由此可见,满清政府之高效、高能已达巅峰,而此次决战,全部的精英将领都出席了,这也说明多尔衮胆色过人,号召力惊人,胜负在此一举的决心同样强烈。
  满清是幸运的,虽然死掉了一位政治强人,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并未被破坏,多尔衮在其兄皇太极死后,经过了与同族兄弟豪格的勾心斗角,终于得到了孝庄皇太后的支持,成功上位。他本人第一次独纲大梁的军事行动中,就表现得刚强勇武,颇有谋略,再加上内有孝庄皇太后坐镇,外有强兵良将,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多尔衮此时名为亲王,实为皇帝,军中威势,无人能敌,尽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多尔衮的大军从沈阳出发,穿越辽河平原,因为不知山海关情况,加上对吴三桂的忌惮,部队行军速度并不快,这与多尔衮的心态也有关,毕竟这是他作为最高统帅带兵的第一场大决战。过去,他是皇太极手下第一勇将,今天,兄长已逝,千斤重担,压于一身。李自成军队在人数上又有绝对优势,他的心中也有几分惶恐。
  在这次随军东征的大部队中,前明降将洪承畴也在其中,洪承畴率明军与多尔衮征战多年,他们是老对手,如今是上下级,多尔衮于是问计与这位老对手,此去一战,胜算能有几何。
  自松山一战后,被皇太极称为“明灯一盏”的洪承畴其实一直没有兵权,只是一个幕僚,但地位极为尊崇。多尔衮对其只称洪先生,不敢称其名。洪先生见这位代理帝王有一问,正好把自己多年来在崇祯那里不能实施的政见说给他听。
  洪承畴说,流寇兵多,但军纪涣散,我军军纪严明,上下同心,此战不用拖的太久,一战即可决胜负,唯希望攻城陷地之后,能以范先生之意见为准则,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并且转告各府州县官员,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进城秋毫无犯。即使抗拒不服,攻下城池,可杀官吏,但要保百姓安全;而对于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
  洪承畴再次分析起李自成之劣势,“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 他还指出了农民军“遇弱则战,遇强则遁”的作战特点。(《清世祖实录》)因而清军应在限定时日内,驱精兵速行追剿,至于攻打进京路线,他认为,避开吴三桂重兵把守的山海关,绕道蓟州、密云,则离京师最近。
  

范文程战略(3)
洪承畴与李自成征战多年,对李自成的用兵及为人深为清楚,多尔衮问计于他,自然也是问对了人。洪承畴的意见是对范文程意见的进一步延伸,对多尔衮同样重要,原本信心不是很足的他,这一次坚定了信心,大军按洪先生意见,直奔蓟州、密云的方向前进。当然,这条前进的军事道路,也是皇太极生前以武力硬生生的开辟出来的。
  范文程、洪承畴都是汉人,又都降清,在历史上均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但从全局角度看,他们之降清,固然是受其自身处境影响,有其软弱妥协一面,却也并非大恶之事。他们两人都是极具战略眼光与儒家风范的政治家,深明政治领域、王朝兴衰的得失因果,因此,两人能以百姓为重,推行“仁者之师”的理论,对清军统帅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有他们之前,清军以屠城虐杀、侵扰百姓为乐事,但自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后,清军在这方面不断有所收敛,甚至推行怀柔政策,对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来说,未尝不是好事,特别是洪承畴提出的“官吏可诛,但要保百姓安全”的说法,体现出了这位降将对明室人民仍心存悲悯。后世人受正统思想影响,多将洪承畴塑造为欺君卖国、不仁不义的大反派,这是不以历史唯物观点看问题的原因。
  与范、洪两位相比,事后也降了清的吴三桂并没有这样的悲悯之心。他对百姓,对君王,甚至对爱人,极少有“实行仁义”的理论和行动,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位。这并非性格迥异,而是因为成长环境不同,洪、范两人出身进士,十年寒窗苦读,受儒家正统思想熏染多年,尚有一些兼济天下的仁臣之志,也有封建臣子独有的道德底线,而吴三桂军人出身,一生奉行武力解决问题,信奉实力至上原则,其人实为军阀,而不是能臣,其道德底线要差得太多。此乃后话,且先按下不表。
  受洪先生指点,多尔衮大军加快了进度,一###四年四月十五日凌晨,突然满清军中情治机关的头子范文程秘密求见多尔衮,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令多尔衮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消息:坐镇山海关的前明名将吴三桂派来了使者,愿意归降清军,共同对付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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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兵还是投降?(1)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被掠之辱,铁了心,要与李自成一决雌雄。
  后人提起这段历史,大都认为吴三桂之降是因为陈圆圆的缘故,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种是非关头面临国事的重大抉择,其实与女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妻子岂应关大计”,吴三桂决定宣战,还是基于个人利益,并非完全是因为一个女人的缘故。还有研究者指出:“陈圆圆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上起了催化、激愤的作用。”(李佐亭《吴三桂大传》)虽然各种说法不一,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陈圆圆只是一个导火索,吴三桂与李自成的矛盾,有没有陈圆圆都一样会发生。以吴三桂的个性和野心及出色的军事能力,他是不会甘于屈居李自成手下做一个奴隶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迟早的事情,但陈圆圆事件的出现,则令这些矛盾迅速激化,并使两人找到了交恶的理由。
  李自成用兵也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他明知山海关的重要性,并没有及早提起重视,派来胁持山海关的,不过是降将唐通及屈屈八千兵马,吴三桂部还有四万人呢!而在这一点上,大将刘宗敏是当时唯一可以吴三桂抗衡的将军,但这位刘大帅一心忙于在京城追赃索银,狎妓玩乐,左拥右抱,李自成竟然也说不动他,他也没有采纳李岩之计对山海关多派兵力防范,令山海关轻易落入吴三桂手中。
  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后马上誓师,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极为不可思议的事:他写了一封给父亲的绝交信,痛斥父亲吴襄苟且偷生,有辱前朝,并表示自此信后就此断绝父子情义,即使李自成将其千刀万剐,火烧斧劈,也不会稍动凡心,而他亦会追随前朝帝王脚步,与李自成斗争到底。这封信,措辞激烈,感情充沛,名义是针对父亲,但实际是警告李自成,表明了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的决心。
  这封信全文如下: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已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明季北略》)
  这个时候吴三桂的这封信,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李自成将吴襄掠去,原本是作为人质,以要挟吴三桂的。因为吴三桂当年为尽孝,曾有过单骑救父的事迹,在世人眼中是个绝对的孝子。但没想到今天吴三桂不是孝子,却是个狠人,为个女人,连父亲都不要了。
  事实上唐通一败,李自成就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他马上安抚吴襄,将其从狱中接出,好生款待,并痛斥刘宗敏,追赃之事,就此罢了。甚至李自成还有意归还陈圆圆,为此特派两名使者前往山海关,劝说吴三桂。
  几日以后得来的消息竟然是两名使者全部被吴三桂杀掉。自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吴三桂这么做,无非是想告诉大顺政权一件事,他们之间的仇恨,已经不能够化解了。
  吴三桂写下告示,昭李自成恶行于天下,用语恶毒,李自成见到这些告示,勃然大怒,他虽然忌惮吴三桂勇猛,但并非惧怕,毕竟吴三桂只有数万兵马,孤城一座,想要击败他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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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兵还是投降?(2)
李自成不想再等待下去了。意图一战的另一个原因是:吴三桂所据山海关太重要了。此时李自成明白了,他真正的敌人不是吴三桂,也不是流亡的南明小朝廷,而是关外的清军,如果不拿下山海关,清军直驱北京,历史将会重演。
  李自成决定出师山海关,他手下的有志之士深觉不妥,提出相反意见的还是李岩。他的意见是:“吴三桂兴兵复仇,纯属为出一口怨气,此时边关紧急,外有满清环伺,环境极为险恶,主公不必亲自出马,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早日择吉日登基才为上策,故而此时还是应该招抚吴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休养生息,以免干戈之乱矣。”李岩直到这时,仍然坚持对吴三桂要以招降为主,不宜亲征。不过李自成对他已经明显不信任,不采纳他的意见。
  因为吴三桂的不识抬举,自视颇高的李自成极为不满,打算以武力清算吴三桂,但不宜亲征这一条他也做了考虑,他指示刘宗敏率军前去山海关解决吴三桂,但刘宗敏这时已经习惯了北京的花花世界,并无斗志,一再推脱。对这位从小就跟着自己的心腹,李自成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不能有的软弱,竟然一筹莫展。其实,刘宗敏对局面的破坏,影响极大,换了朱元璋,或皇太极,即使此时不清算他,待时机成熟后也必然处理,可是李自成此时兵权尽在人手,没有更好的挟制办法,只得做出亲征的主张。
  李自成要亲征的消息,令得群臣极为不安。牛金星、宋献策也纷纷劝进,矮子军师宋献策甚至明确指出:“皇上去于皇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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