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一直将孙先生称之为“吾师”而不直呼其名的天启皇帝终于下谕了，免去孙承宗的职务，由高弟——魏忠贤的党羽接任。帝王的老师，帝国的栋梁孙承宗倒了。在这期间，天启暴毙，崇祯继位。奇怪的是，被孙承宗贬斥的王在晋居然又东山再起，成为兵部尚书。作为孙承宗的宿敌，他当然力阻孙承宗的复出。这位王在晋打仗不行，但玩起党争的一套却颇有手段，不知他用了什么方式，令得崇祯也不买孙承宗的账。尽管百官多次上奏，但与孙承宗无师生之情的崇祯，不予理睬。于是孙承宗始终不得重用。直至后来袁崇焕身死后，他才再度临危受命。
孙承宗在山海关四年间，堪称是辽东的再造之功臣。他起用了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等一批卓越将领，修建关城，抚恤难民，整顿军纪，以一筑城、二驻防、三屯田的计略，使关外防务大为起色，并建立起宁远至锦州一条钢铁般的防线。史称：“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也。” （《明史·孙承宗传》）孙承宗后又率袁崇焕、满桂等大将，进据锦州松山等地带，收复了大批被后金军占据的土地。至天启五年，由山海关、宁远自锦州的宁锦防线正式形成，明朝可以倚靠这条防线继续与满清对抗。在宁远，利用引进的红衣大炮，由袁崇焕、祖大寿指挥的“宁锦大捷”，重创努尔哈赤、皇太极，迎来了明军的第一次大胜利。终清太宗皇太极之死，满清也未能突破这道防线而入关。明廷也正是凭借孙承宗造就的这些成果得以与清军继续周旋达十七年之久！
孙承宗被清算之后，他的亲传弟子袁崇焕却开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辽东正式进入了袁崇焕时代。
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对辽东局势，他很早就亲身参与。在他作战参谋级别的官员的时候，就曾亲自来到山海关，“单骑出关”，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这份勇气与胆色，在当时与一听努尔哈赤的名字就全身发抖的明朝大小官员相比，形成鲜明对照。也因了这份胆色、勇气和智谋，他的才能得到了孙承宗的赏识。与孙承宗的几年交往中，袁崇焕既是下级，也是学生，更是知已，后来，他效仿孙承宗，培养的袁家军个个全是人才，从祖大寿，到满桂，赵率教，朱梅，这些人成为明王朝不可多得的军事团队。
世间已无袁崇焕（6）
因为袁崇焕崇高的威望，瞩目的战绩，崇祯刚开始对袁崇焕也是寄予厚望的，他对袁崇焕的尊宠程度，在当时无人能及，但是袁崇焕无意中的一句错话，却让这位偏执狂皇帝动了疑心。
明史载，“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 袁崇焕说了句不该说的大话，五年平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崇祯信以为真了，崇祯本人虽然经常说了不算，出尔反尔，但对臣子说到不能做到的行为却极为反感，此人有明君之志，但无明君之德，更无贤君之能，于是，一句错话就此种下了祸根。而后袁崇焕经人提醒，意识到话中有误，再作弥补，声称五年之举，要多方配合才行，崇祯表面应承，但是心中不信，由是两人开始离心离德。（《明史·袁崇焕传》）
其实崇祯对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以诚相待之心，这是性格使然。对文官集团的厌恶及对军人集团的防备猜疑，伴随了他的一生。袁崇焕比较不幸，身为文官，却又是军人集团首脑。其实只要想一想崇祯上位后不用孙承宗就可以知道，他对军人集团的魁首是有其戒心的。在巨大的尊宠背后，是极高的期望值，而当这个期望值不能实现时，本就有疑心的崇祯一定会迁怒于人，这是必然之事。
袁崇焕一生精明，当他被委以重任前往宁远任辽东大帅时，他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此时他也肯定想到了前两任熊廷弼与孙承宗的下场，于是对崇祯说：“我制辽没问题，但怕身后有谗言，此次出关，万一背后有暗箭谗言伤人，足以坏事。”崇祯表示这个问题不会发生，袁崇焕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崇祯采纳大学士刘鸿训的建议，给了袁崇焕尚方宝剑。
精明一生的袁崇焕，却不知道，这一次他拿不是尚方宝剑，而是烫手炸药，古往今来，君臣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权力的重心走向，一般来说，臣子如果权力过大，难以控制，君主就会起忌惮之心，袁崇焕的老师孙承宗官至极品，也不敢轻易的接这把剑，何况是他？由此一事，可看出，袁只是军事天才，但还没有练成政治动物。
拿了尚方宝剑的袁崇焕，果然没辜负这把威力无穷的利器，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不服管的毛文龙。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明史·袁崇焕传》）这是直接导致崇祯对袁崇焕产生最大的信任危机的导火索，也造成了令崇祯牵怒的事由。
毛文龙是辽东大将，当年臣服于王化贞，与熊廷弼交恶。辽东失守后，他从海上逃回，杀死满清在镇江的守将，盘踞在皮岛（今天的海洋岛），在王化贞的宣传鼓动下，当时明廷认为是奇功一件。皮岛东北临朝鲜，北临满清国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天启以来，明廷对其颇为倚重，毛文龙因此也就水涨船高，“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而且从战略上考虑，毛文龙以海岛为基地，以游击战术出击，确实起到了牵制清兵的作用。
因为山高皇帝远，毛文龙开始不受管制，贪功，冒饷，还经常做走私生意。袁崇焕对他早有不满，到任后开始统一建制，设监司机构，以挟制毛文龙，毛文龙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削减自己势力而制定的政策，也同样深为不满，甚至有抗拒行为。袁崇焕要他解甲归田，交还军政大权，毛不从，于是，袁崇焕就做了一个非常过激的行为，他以邀请毛文龙到幄山上看将士射箭为名，诱捕了毛文龙，用崇祯给的尚方宝剑，杀了他。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个人情绪似乎占了很大比重，其实是有些过激与不必要的。毛文龙雄踞海上多年，其实颇有建树，而他一死，苦心经营的局面为之惨淡，辽之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属国朝鲜，都先后被后金占领，明几乎全部退出上述地区。毛文龙部下尚可喜，耿精忠也先后作乱，而后降清，成为满清对抗明廷重要的军事力量。但这个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毛文龙的死，震惊了皇帝，“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明史稿》）在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崇祯迫于形势，虽未有不满表态，甚至还给了奖励，但内心，对袁崇焕已经极为不满，甚至惊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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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7）
这是因为毛文龙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功劳极大，名声亦佳，更重要的，他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主，现在袁崇焕杀他，没经过皇帝，而且还在杀他之后一个月才报告的，当时朝中对此颇有非议。
就是在这个心理基础上，其后出现的一件事，更让崇祯完全丧失了信心。
这个事就是“议和”。
有明一朝，这两个字对任何臣子君主来说，都是烫手山芋，“议和”代表着大汉天下的妥协，代表着绥靖政策，代表着明朝天子的让步，所以尽管议和在当时是一个最可行之路，但是，却无人敢公开以此事作为解决问题的渠道。这个禁忌，一直持续到崇祯死，仍没打破。
所以，尽管明屡战屡败，但基于天子的威严与帝国的尊严，“诸将罔敢议战守。”但在这个形势下，袁崇焕却主动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议战守，自崇焕始。”（《明史·袁崇焕传》）而最难得的，此事皇太极也很支持。这是因为当时努尔哈赤刚死，后金内部的权利之争如火如荼，皇太极地位不稳，所以对议和之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甚至同意了袁崇焕提出的要求，先除帝号，恢复称汗，并愿意由明朝皇帝正式任命。他甚至还给明朝边关守将和皇帝本人写信，以示诚意。
此事若成，绝对有利于边关形势，亦有利于民生民计，不过，“议和”一事一经提出，立刻遭到士大夫体系的攻击，袁崇焕迫于压力，也不敢多言。他对崇祯曾经小心地建议：“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崇祯表面上赞同，但是对于袁竟然与皇太极有私下往来，心中十分猜疑。
与熊廷弼、孙承宗等人相比，袁崇焕更是不太走运，他精明防护，不想让自己陷入党争之中，但却无意间得罪了一个人，那就是皇帝。
崇祯三年十月，皇太祖率精骑十万，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远防线，突然绕道袭击察哈尔入长城，攻占遵化。袁崇焕急忙调遣军队，赶在后金之前到达通州。后金军改道西犯京师，崇祯十分恐惧，急召袁崇焕勤王，袁崇焕来的也真快，迅速赶到北京广渠门外扎营，军马已经十分疲劳，袁崇焕要军队入城休息，崇焕没有答应。
此时的形势，和十四年后吴三桂的勤王极为接近，只不过，十四年后的勤王军队迟迟不到，而这一次，则是袁崇焕及时赶到，死守京师。双方交战，互有伤亡，在祖大寿等名将的指挥下，清军讨不到便宜，但袁家军队因为来得匆忙，人数不多，袁崇焕的打法是以守为主，小股部队作战，等各地勤王大军到来，一举包围攻之。皇太极冒险行进，已经陷入孤军奋战的兵法大忌中，如此围打，胜算极大。
但崇祯对袁崇焕此时已经有了忌惮之心，不让大军入城，其实是心中有了惧意。而城内，倒袁之声突起，京都百姓和一些无知官员见袁崇焕对清军只作阵地战，不作大规模出击，颇有怨言，有人还指出，袁崇焕戍边，竟导致敌大军压境，自然是袁守疆有过，于是怨声载道，皆指袁崇焕的不是。“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明史·袁崇焕传》）那些提意见的人，不知在当年熊廷弼被冤杀的时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估计和那些“主战派”阁臣也是一个嫡系里的人，否则论调怎么能如此接近？而就在这个时候，皇太极充分利用了这个形势，派兵士在京郊大举烧杀，北京城中有很多官员在外面有房产，于是，这些人跑到崇祯那里，袁崇焕最恐惧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在他的背后谗言四起，皇帝的耳朵越来越软，可惜，他在城外苦战，对此竟一无所知。
用兵高手皇太极同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情报机关，这个机关的头子范文程了解到北京形势，设下了一个著名的“反间计”。这个反间计的整个过程就是创造一个两军和谈的机会，让随行的监军太监以“蒋干盗书”的形势无意间听到袁崇焕与皇太极暗中勾结的“内幕”，《明史》对此有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这个计策来自于中国小说《三国演义》，出此主意的是汉人范文程，应该说瞎子都看得出其中的问题，但是对于眼不瞎心瞎的朱由检来说，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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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8）
太监监军是明朝治军最大的弊端，历史证明，只有有太监参与，军队鲜有不出现问题的，可惜，因为杀太监出名的崇祯也玩了这一阴招。于是，这几个太监果然不负众望，他们听到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之后，第一个反应是震惊，第二个反应是兴奋，因为发现了一个可以立大功的阴谋事件！原来袁崇焕是间谍，回到京师这个消息马上密报给崇祯。
反间计成功了，崇祯竟然信了！与其说是崇祯信了，还不如说崇祯正想找个借口清算袁崇焕，这次终于来了，于是事实真伪，他甚至懒得再查，何况袁崇焕有与敌和议的事实，有书信，有证据，有舆论支持，有民意呼应，于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就这样具备了足够的条件产生。就在袁崇焕还在京城外面为大明江山拼死抵抗时，一直好谋无断的崇祯这时很迅速地下定了决心，他急召回了袁崇焕，不等袁崇焕明白出了什么事，马上将其缉拿入狱。一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未时，崇祯帝在平台召见内阁、六部、九卿、科道、大理寺、都察院、锦衣卫等各衙门官员，以议和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前、坚请入城等罪名对袁崇焕处以极刑，磔立决，籍没家产，妻孥流徙两千里，而这一切，由捉捕到定罪，由国家功臣，帝国元勋到成为千古罪人，最后处斩，不过九个月时间。
崇祯的心，这时似乎比野兽更狠，他把自己因挫败感而带来的恐惧心理全部发泄在当年的这位帝国功臣上了。居然判了凌迟罪。凌迟，又称千刀万剐，这是最残酷的刑罚，几个月前，他要剐的人这个人为了他险些丢掉性命，几个月后，他如此回报。
崇祯对袁崇焕的恨其实是在期望值过高时，发现无法实现目标后的一种畸形心理反应，但这只是外因。在内里，崇祯其实对文官集团是非常厌恶的，因为他虽然经常用暴力手段对付这些人，但依然根本无法控制住局面，他总是一而再而三的有种被他们欺骗的感觉，却只能倚仗他们来行事。而在这些人中，袁崇焕崇高的地位与威信，还有那种淡定从容的姿态和把握全局的能力，肯定是深深刺激了他灵魂深处非常阴暗的地方。崇祯用袁崇焕是因为爱其才，但他杀他时，是否也是因为恨其能？这个不得而知，但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在一个明显的莫须有的罪名面前，以如此极其极端的手段对付一个曾经有功于国家的人，崇祯的行事，比当年残杀岳飞的宋高宗过分得更多。这说明他的心态已经处于一种需要看心理医生的非常不正常的状态下了。
袁崇焕在临死前却依然做了一件对得起朱由检的事，他手下的第一大将祖大寿因为主帅被捉而一时激愤，叛出了山海关，袁崇焕在狱中写了一封信，劝他回头。祖大寿回师山海关，继续与清作战，而正当用人之际，崇祯竟然放过了他。祖大寿的回头对明室的贡献是极大的，他回来，不是因为崇祯的天威有多可怕，而是他要打胜仗，救当年提拔自己的袁督师，他甚至提出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获大帅一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袁崇焕的信救不了自己的命，他老师孙承宗跑回来执掌大局据理力争也无益于事。他还是如期被杀了，除了他在外面打仗的兄弟们和老师孙承宗外，朝中没有几个人为他说话，明朝阁臣的道德底线，在经过长达近几十年的党争斗法后，已经跌到了最低。即使有识之士，也没有人对此发表一句不同的意见。而对袁崇焕最痛苦的事，不是死，而是成为汉奸，成为帝国最卑劣最下流的公敌，这种名誉上的彻底损坏，是中国历史上最极致的迫害。迫害狂朱由检，在这个时候终于发挥了他最有天分的表演。他竟然允许京城百姓论价购买，吃掉这位公敌的肉，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幕爆发了，不明真相的愚民们，在押送袁崇焕处死的途中，他们竟然真的在凌迟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吃人了，“咬穿肚腹，直达内脏”。（《明史·袁崇焕传》）民众们就这样吃掉了这个曾为了保卫他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