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小学堂总办黄士龙和参加过革命的会党领袖王和顺，一直在二次革命的名义下，反对同盟会都督，并受到袁世凯的笼络。于是，1912年11月间，胡汉民要求袁世凯发布命令：“现在国本已定，如有倡言革命者，政府定予严办，俾奸人知所敛迹。”袁世凯乘机发布训令：“凡有倡言革命，敢为国民公敌者，查有实据，即行按法严惩。”袁世凯没有说就地正法，也没有说军法从事，但“言论自由”当然是没有的了。
至8月间，《广南报》于13日刊登短评，其中有“若吾粤官厅之行为，以侵害人民自由为威严，以破坏约法为尊贵”等重话。结果，15日警察署以“莠言乱政”为由，勒令停刊。
福建的情况要更复杂一点。福建都督孙道仁系前清驻闽的第十镇统制，反正后参加革命。而政务院长、警务总监彭寿松则是福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但缺乏政治知识，独断专行，在5月间先后封禁《民听报》、《民心报》、《帝民报》、《兴化报》。《民听报》主笔蒋筠、《民心报》经理黄家成被彭派人刺杀。至8月间，《群报》又被封，主笔苏郁文被拘捕，并以军棍殴打。福建都督孙道仁也于7日发表通电，指控《群报》捏造安溪叛乱（也号称二次革命）、官兵失败的消息，该报平日登载的消息、评论，大抵是挑动省界、府界矛盾的荒谬言论，专挑当局的毛病，让无知的平民藐视政府，实在是造成近来各处土匪暴乱的原因。原来，福建各地语言不通，省城人一贯看不起外府人，这《群报》就是外府人的报纸，维护外府人的声誉和利益的。孙的通电看来也是在彭的要求下发的。彭寿松虽属于同盟会，但他的胡作非为与当地的同盟会组织也发生矛盾。由于福建政局纷乱，10月间袁世凯派岑春煊率军舰去福建查办，彭寿松被迫离开了福州。
3．言论自由惹冲突（4）
由于党派纷争和社会素质低下，报社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1912年4月间，北京有一家《中华报》，本是一家社会性的小报，总理丁瑜臣在谈到八旗生计问题时说了几句侮辱性的话：“拉洋车无力气，做生意无本钱，只有多开暗娼庶可糊口。”《正报》主笔志仲悌则是旗人，看了气愤不过，著论申斥，并讥笑丁氏出身微贱，实在是报界败类。丁某于是率众将正报社打毁，并将志某打伤。第二天，正报社通过新民公报社代发传单，攻击丁某。禁卫军是前清组建的军队，士兵都是旗人，看到传单就去把丁某抓起来辱打，一直到内务部出面才放人，《中华报》也就此停刊。
6月初，北京《中央新闻》载有文章批评东三省都督赵尔巽接济宗社党（满族人复辟清王朝的组织）军火，图谋不轨。同时，又载有赵秉钧大事记，点明军警督察长乌珍（满族）为著名宗社党。于是，军警界指控该报败坏军人名誉，扰乱治安，并威胁要自由行动。赵秉钧以担心军界暴动为由，与乌珍一起派出大批军警围攻报社，将记者张萼华等全部社员抓走。不过，最后经同盟会、统一党的张继、于右任、陈策、王赓等调解，总算和平了结。
到7月间，北京连续发生了两起报业之间的争斗事件。7月6日，北京共和党派系的《国民公报》发表时评：“中国此次革命，同盟会原无尺寸之功，革命事成，同盟会乃乘机窃势，毒我民国，其罪恶实不可以胜数。溯自南京所设假政府以迄今日，国人汹汹，道路沸腾，所欲以性命相争者，何一非同盟会所行之亡国政策欤？”同盟会派系的报人读到这则时评后，7家报社国光新闻社、民国报社、民主报社、国风日报社、民意报社、民约报社、共和日报社联名向警察厅告发《国民公报》时评是“反叛民国，破坏约法”，要求警察厅捕拿《国民公报》总理徐佛苏、编辑人蓝公武（都是梁启超派系人马）。同时，《国光新闻》经理田桐、《民主报》经理仇亮等到国民公报馆责问。双方就“假政府”一词，是真假的假，还是假设的假，发生争执。同盟会派认为是真假的假，否认民国，而国民公报社派则辩护说是假设的假，不涉及否定民国的问题。争论的过程中互相扭打。同盟会派把国民公报馆的器具捣毁，又跑到印刷该报的群化印刷局，推倒排字架，推翻铅字，踏坏机器。第二天，民国报社又因为与大自由报社连日笔战，忿忿不平，民国报经理率人将大自由报馆器具捣毁，大骂而去。同盟会员的暴烈性格，自然也引起其他派系的侧目。
不久，天津同盟会派系的民意报社，也被强迫迁出法租界。该报创刊于南北和谈期间，主张共和，反对君主立宪，对袁世凯有所批评。据说，袁世凯接受共和后，曾与该报疏通，要求停止攻击，遭到拒绝。这一段时间里政治风潮不断，《民意报》也不断批评攻击当局不遗余力。于是，总统府方面，向法国使节交涉，以《民意报》言论激烈，要求饬令迁出租界。6月29日，法国驻天津领事应总统府的要求，将民意报社逐出租界，并不准即将开业的《新春秋报》出版。《民意报》被迫停刊。
8月22日袁世凯在接见革命党人张承槱时，感慨地说：现在闹得真是不得了，到处都是政党之间的分歧，一党的人互相护短，专门攻击别党的人。过去爱国的人，现在也只顾政党的利益，不顾大局。西藏、蒙古的形势越来越危急，如果大局继续混乱下去的话，还能设想有什么好结果吗？恐怕中国没有在前清专制时代被列强瓜分了，却要在我们这些共和民国时代的人手里被瓜分了。现在的报纸，绝对没有什么正当的舆论，每一件事情，不管是非曲直，一定是会受到各报纸毫无理由的攻击。就是孔子、尧舜生活在现代，也难免要让人家笑骂的。国家表面上已经统一与和平，共和制度也已运行，但社会在事实上仍然处于分裂和对抗之中，这“言论自由”也充斥着暴力的倾向，“言论自由”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可惜，中国社会久久地没有找到化解社会冲突的方案和道路。
军权和多元化的地方政治
《水浒传》里有一节说的是洪太尉误走妖魔，一道黑气冲天，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革命打乱了社会的基本秩序，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你若想要把它再收拢过来，建立起新秩序，需要多大的能量？也许未来可以用模拟数学计算，现在还只能拍拍脑袋，想当然了。我们还是顺着自然发生的历史走下去吧！从大历史来看，清王朝这座260多年的老屋，已经千疮百孔，梁腐栋朽，革命党人没有动员起多少力量，它就哗啦啦倾倒了。从武昌起义爆发，到南北和议成立，也只有短短的4个月时间。真正爆发战斗的地区和战斗的时间，也很有限。所谓破坏易，建设难，并非革命党人有什么魔力，而是旧王朝旧体制已经腐朽，破坏自然容易。但是，清理地基，进行建设，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而且，清理地基仍然是一种破坏的工作，辛亥革命动员的力量，只是推倒了梁屋，并没有清理好地基，甚至也没有整理地面，社会就希望整合了。即使如股市，在下滑的时候，探底筑底，也要有一个反复震荡的过程，筑底稳固了，才有继续上扬，走出牛市行情的可能。我们知道，从清王朝崩溃，到新中国建立，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用了38年的时间。新中国又震荡了近30年，才走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这当然有它的原因，破坏和整合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社会的运动和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事情。中国社会最近30年的发展，是以100年的摸索为代价的。
民国初年，中央政府的整合，采用了议会民主制，前面我们已经叙述了初期的情况。地方的整合，表面上也采用了议会制度，但实际情况比中央政府就更复杂了，充满着腥风血雨，关系着辛亥革命后的走向，也隐藏着中国社会继续动荡的原因。革命已经开始，它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运动。我们这里选择几个典型和关键革命省区的都督进行考察。湖北则因为和中央政治风潮联结在一起，我们在后面单独叙述。地方形势更能体现当时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共和的大厦难以建立起来。
1．黄兴和南京的烂摊子（1）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政府北迁，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总统府和部会、议会政务和机构都很简单，他们都是新设机构，时间短暂，也没有接收过旧政府的什么遗产，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北京政府则继承了清王朝的遗产，一切都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运转。中央政府的迁移似乎顺理成章。但南京地面，经过革命的洗礼之后，怎么整合呢？它从一个革命的首都，回复到原来地方省会的地位，这种转变甚至比政府北迁更加复杂、困难一些。
当时，袁世凯对南方还鞭长莫及。他既不可能派自己的北洋军到南方来，也不可能派自己的亲信将校来统率南方的军队。他在民国初年，精气神处于上升时期，在政治运作上处处表现出很有权谋，精于算计。袁世凯为了应对南京政府北迁后南方的军事、政治态势，于1912年3月3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这是安抚南方革命党人的一个措施。他把南京一带的军政权力仍然放在黄兴手里，军队也仍然归黄兴统辖，由黄兴来解决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南京的善后问题。这些问题非常棘手，袁世凯自己是解决不好的，只好让黄兴来维持现状，等待局势的变化。4月13日发布的《南京留守条例》规定：“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该条例赋予留守的权力似乎还很大。但一则条例没有规定南京留守有财政权力，二则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也就是说，南京留守一职只是一个南方军队的善后机关，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同时，中央政府可以用财政权力控制留守府的运作。南京临时政府始终没有建立起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也没有控制地方所必需的财政力量，即使要维持南京一带的局面，也非常吃力。临时政府北迁后，黄兴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袁世凯完全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看看黄兴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来应付复杂的局面，他没有必要操切从事，激起南方的反抗情绪。当然，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黄兴是南方军队的领袖，这是个既成事实，如何运作南京留守一职，主动权还在黄兴和同盟会手里，就要看黄兴和同盟会方面的政治意向和对形势的判断了。
辛亥革命党人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其实都还很幼稚，他们处在传统革命和中国近代革命的过渡时期，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都只是初级水平。南京开国以后，孙中山、黄兴动员了一大批军队到南京来，还在南京地区大量招兵，扩军备战。但事实上这些军队的素质很差，章太炎批评说：“南京招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这样的军队，表面上热闹，实际上是为了吃饭而来。黄兴从武汉指挥战争的经验中知道，他是无法动员这样的军队进行战斗的。南方的军队膨胀太快、太多而又无用，估计总额达到了80个师，远远超出了当时各省的财政支付的能力，因此，各省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压力。在南京一带，陆军部就直接掌握了16个师，以及一些杂编部队，总数达20万人。南北和议成立后，这些部队已经无用武之地，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民立报》的编辑、记者，一心想着与袁世凯一起和平建设，批评南京陆军部说：江南各地，到处都是兵，军官的数目多得像毫毛一样。陆军部不仅不知道这些兵够用不够用，而且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兵。调查没有办法，遣散也没有办法；编制这些军队，又不好编这个不编那个，军队要求发饷，陆军部不敢不答应。呜呼！长此以往，可以确定这些兵足以让我们国家灭亡。
在野的人对当政者进行批评总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当局拿出真正行得通的办法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黄兴并非不知道他面临的问题，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期，就在努力整理军队。他先后将驻扎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26个师、5个军。这5个军都是北伐集中到南京苏皖地区的军队，第一军军长柏文蔚，该军原是在江苏的军队扩编而来；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土匪出身，驻在扬州；第三军军长王芝祥，所部为广西参加北伐的各支部队组成；第四军军长姚雨平，该军为广东参加北伐的军队，系广东新军所组成，战斗力比较强；第五军军长朱瑞，该军为浙江新军所组成，比较有战斗力。4月11日，在南京的赣军及一部分桂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南京抢劫。当时部队供应很困难，甚至吃不饱饭，一些游杂部队就很容易哗变。黄兴镇压兵变后，深知有兵无饷的危险，因而加速裁军。但裁军也要钱，黄兴没有财权，就像被放到炉火上烘烤一样，日子非常难过。他只好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自动离职，帮助新生的国家渡过难关。此后一段时间内，第一军除留在江苏的部队外，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将部队随身带到了安徽。第二军归中央直辖。第四军解散，一部分回广东后也被陈炯明解散。第五军回到了浙江，后来朱瑞出任浙江都督。第三军的部分部队遣返广西，骨干部队编成第八师，归中央直辖。其余一些江苏的部队，后来交给江苏都督继续整理。
1．黄兴和南京的烂摊子（2）
黄兴明明是个厚道人，一心要整理好军队，政治上没有野心，但同盟会的反对派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一直千方百计迫使同盟会放弃政权，非常担心同盟会在南方继续拥有军队。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黄兴有割据东南的野心。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宧就声称：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黄兴本来就对政治趋向消极，经历了兵变事件，更加对权位失去了兴趣，希望功成身退，摆脱嫌疑。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只能进行和平的政治竞争，党派之间只是政见之争，而不希望再发生武力角逐政权的现象出现。何况，中国经过这次革命的破坏，元气大伤，如果再要经受一次战争，中国能不亡国吗？为了表示他对国家统一的诚意，于5月13日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当然求之不得，但也一时找不到接替的人选，不敢操之过急，所以仍予以挽留。5月下旬，黄兴和熊希龄在借款问题上发生冲突后，他在财政上已经毫无办法，更加急于丢弃留守这只烫手的山芋。
同盟会毕竟是一个革命组织，从风浪中奋斗过来，有一部分人保持着敏感和警惕，对于时局仍然很担心，不信任袁世凯这个旧官僚，也不希望同盟会失去对江苏政权的控制。他们想了一些办法，提了一些建议，例如让黄兴辞去留守职务后担任江苏都督，或者由陈其美出任江苏都督。但黄兴本人对政治表示消极，其他人的努力当然就很难着力了。于是，有人就批评黄兴暮气太深了，只能和他谋划开局，很难和他一起去争取成功。尽管如此，南京地区的军队毕竟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他们强烈要求保存革命实力，应付可能的事变。性格温厚的黄兴，毕竟是一个战士，军人有自己的敏感和利益，在一片和平声中，仍然存留着血性。在准备结束留守府的时候，黄兴和同盟会在南京的军事骨干们决定组建一支精锐部队，这就是第八师。第八师的基本部队是由广西参加北伐的部队组成，主要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新军，同盟会员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官兵多为广西、湖南人，建制上直隶中央。组建时，选择各遣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