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优美闻名于郡中。后来到长安，有一次，朝廷需要遣使赴匈奴，终军上书自荐，乃博得汉武帝赏识，升他为谏大夫。再后来，他又自请出使当时正割据的南越，慷慨言曰：“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也就是说：请皇帝放心，只要您能赏赐我一根长长的绳子，我就一定能把南越王绑来献于您的宫阙之下。而这也即是成语“主动请缨”的出处。虽然他最终功败垂成，可那也并不是他的责任。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如此敢于任事，已经很让人刮目相看了。
再比如我们所较为熟悉的司马相如，他老兄不仅文采一流，而且倾心纵横之术（他后来的老乡李白也倾心于此），后来他在出使西南夷、稳定边疆之际曾立下了汗马功劳。司马相如也向来关心国家大事，一次次地希望通过自己特别的诗赋讽谏来达到匡扶政治的目的，而且他所提到的很多大事都被刘彻所采纳（如《上林赋》中提到的改制一事）。后来他因病闲居，可也总忘不掉向刘彻进言，以期纠偏补弊。
终军与司马相如等人一齐成了那个传奇时代的象征和代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六、大汉国势的由盛转衰（1）
六、大汉国势的由盛转衰
1、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匈奴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很难细数，而且我们并不是很容易就感受得到他治国理政的那种积极的热情，只能略窥其一斑罢了。
汉武帝执法严明，“不别亲疏，不别贵贱”，女儿犯法也要赐死；他大兴酷吏政治，以至株连无辜，倒也有些走向了反面。但是，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其执政中贯彻着儒家以“德教”化人的精神。
以《春秋》决狱和不断赦免罪人、刑徒即说明，汉武帝重法治和尊儒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所谓“外施仁义”，而这一点便是他与秦始皇等只知道严刑峻法治国的皇帝的莫大区别。
尤其需要一说的还是军事方面，尤其在反击匈奴方面。可以说，在当时匈奴就是悬在大汉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除掉它是不可想象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不得不向匈奴人采取了屈辱的“和亲”政策，可即使是这样，匈奴人仍然不断对大汉边境进行袭扰，到处杀人放火。
而刘邦死后，此时已不可一世的冒顿单于便给当时的吕后修书一封，其中道：“而今你守寡，我独居，咱们两个做主子的都不开心，身边也没有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人，不如咱们两个就凑到一起彼此添些乐子吧”，并声称要到中原走上一遭。很明显，他这是在调戏做了寡妇的吕后。这种充满挑衅性的无礼举动自然是为人刚毅的吕后所绝不能容忍的，但久经考验、殊非常人的吕后左思右想，在仔细地权衡了形势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克制住了忿怒的情绪并低下了自己那颗高贵的头，她于是回信冒顿道：“我而今已经年老色衰了，头发牙齿也都脱落了不少，走路也不大稳当了。单于您不要听别人乱讲，免得有损了您的圣名，我一个老婆子可不配服侍您的。而且我们中原本不是什么好地方，又没有冒犯您，您还是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
堂堂大汉帝国的皇太后简直是在卑词下气地乞求冒顿的哀怜，而且汉朝每年又都有大批的财物奉上，因此双方倒也维系了短暂的和平局面，虽然中、小规模的冲突总是不断。
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代仍然在委曲求全，匈奴人的进攻和挑衅也在不断升级，大汉的百姓没有安全感不说，国家也根本无从谈及什么长治久安。卧榻之侧尚且不许他人酣睡，更何况有人拿着把刀正对着自己。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代就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这也是刘彻的个性使然。最终，在汉武帝统治前期，通过七次大规模的伐匈之战，匈奴对于汉朝的巨大威胁才被基本解除。尤其是元狩四年（前119）的漠北之战，消灭、俘虏了匈奴军民达十八万之众（估计那时匈奴的总人口也不过百万），是对于匈奴之战的空前胜利；而且此战也将匈奴的势力清除到大漠以北，从此匈奴“漠南无王庭”。这正应了那句江湖名言：出来混的，迟早都是要还的。
不过值得一说的是，汉方的胜利并不是侥幸和随意的，而是在付出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代价之后才有幸获得的，比如漠北之战，除了数万将士的性命之外，汉方仅损失马匹一项就高达十一万匹（出塞时总共才十四万）。不能不说，像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名将的出色指挥仅仅是保证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根本方面还是在于汉匈之战的实力较量和表现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然而，汉人从此便得以扬眉吐气，终汉武之世，匈奴人再也没有实力足以同大汉相抗衡了。仇恨是需要积累的，威势也是需要积累的，所以后来汉元帝时的将军陈汤①才有底气说出了那句足以振奋国威的名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① 陈汤也算是个奇才，当时匈奴势力猖獗于西域，于是陈汤便说动了西域都护府校尉甘延寿（陈为副职），未经朝廷允许便于建昭三年（前36）出兵西域。经过一番较量，大汉远征军取得大胜，消灭了匈奴郅支单于及以下数千人，一举荡平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六、大汉国势的由盛转衰（2）
2、把社会风气带坏了的皇帝
在费尽艰难地解除了匈奴的巨大威胁之后，刘彻的统治也由此进入到了鼎盛时期。
后来，他在派人成功征服西域的大宛国、迫使大宛国王献出汗血宝马时，就曾以健拔豪迈、欣然自得的心情写下了那首《西极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骄傲的心情溢于言表，而这也是他“内多欲”的外在表现。刘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任用的往往都是一些比较平庸的丞相（武将方面则尽量重用外戚，卫青、霍去病创立奇功也不是偶然），而长远来看这样显然是不利的。而且，这样对他的权力也就没什么制约，他可以为所欲为。
自从“漠北之战”之战后，汉匈两家都暂时消停了下来，这样刘彻也就有了时间四处出游，以秦始皇为榜样，刘彻仅向东去巡海（求神仙）就有七次之多。他自己倒是风光、快活了，可也很是劳民伤财。
刘彻生活作风奢侈淫靡，除了遴选大量女子充实自己的后宫外，也热衷于大兴土木。东方朔也觉得他这样很不像话，于是批评道：“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宫），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也。”不仅最后都要由老百姓来买单，关键也在于带坏了社会风气，使民风不再朴质，后面董仲舒的上书就会验证东方朔的论断是多么得清醒而深刻。
一些杂史中就记载了包括上林苑、昆明池、飞廉观等工程的气象非凡。如《三辅黄图》中载：“武帝建元三年开上林苑，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宴、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汉旧仪》中道：“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以标奇异。”
昆明池则主要是帮助汉武帝熟悉水战而修建的，自然也具有一些娱乐功能。《三辅故事》就记述说当时昆明池中有长约三丈的石刻鲸鱼，“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很是让人叹为观止。《庙记》中又说：“（昆明）池中后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因欲游戏，养鱼以给诸陵祭祀，余付长安厨。”尤其，为了与神仙相通，“上（刘彻）于长安作飞廉观，高四十丈。”
这些记载也许有些夸张，但以汉武帝的宏大气魄论之，又不得不让人信服。然而，国家的承受能力此时已经到达了极限；纵然刘彻拥有像桑弘羊这样出色的理财专家，可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总创造力仍旧是有限的。
3、一代明主的搞笑生活
元封元年（前110），为了进一步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刘彻遂决定封禅泰山，这便可以看作是他一生事业的辉煌顶点，更是一桩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因为并不是哪个皇帝都有资格、资历乃至国家财力去到泰山上封禅的，历数中国历史上全部不下四、五百的皇帝们，去泰山上封过禅的也不过才区区六位而已，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些出类拔萃的皇帝，比如秦始皇、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不过也有例外，那位与辽国人达成了“澶渊之盟”的厚脸皮的宋真宗（此君文才其实也不错）也去过，并且还导演了一幕“天书从天而降”的神道的闹剧。
总之可以说，刘彻的皇帝生涯很是光彩啊，仅这“封禅”一项就足以使他英名不朽了。可是这光荣归光荣、虚名归虚名，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所以这人要是能够求得长生不老那又该多好啊，可以永生永世地逍遥下去，那又该有多好多好啊！于是这多欲的刘彻自然而然地就沿着秦始皇开辟的老路，开始了他那求仙访道的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心理历程。
在他所信任和重用过的方士中，李少君、齐人少翁、栾大等就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其中刘彻把自己的亲闺女都嫁给栾大了。神仙之事本就是虚无缥缈的，秦始皇是被徐福、卢生等人欺哄的，最后是搞得人财两空，他刘彻被骗那也是家常便饭。
比如元封二年春上的时候，一个名叫公孙卿的方士突然就对皇帝报告说：“陛下啊，俺在东莱山上见到神人啦，而且您说奇怪不奇怪，那神人似乎是说‘想见天子’呢！要不陛下您就委屈下去那山上跑一趟吧，说不定有啥意外收获呢。”于是刘彻就大喜过望地带人赶到了东莱，结果一连在那山上住了好几天，人来车往，惊得那满山上鸡飞狗跳，可是愣没见到什么神人的影儿！不过倒也确实有个意外发现，那就是见到了一样了不得的东西——那神人的巨大的脚印！哎呀，此时的皇帝好幸福啊，那神仙的脚印也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看见的嘛。
于是，他便带着几丝满足感下了山，开始了又一轮的破财求仙的希望之路。而直到后来他才很失败地发现，原来那所谓的什么“神人的脚印”，竟是公孙卿那厮事先找人挖好的。得！你丫的公孙卿就等着挨整吧，往死里整丫的！不过，史书上并未明言刘彻诛杀方士的事，想来他应该确实还没到秦始皇那般的丧心病狂吧（秦朝实行的是不要文化的政策，所以皇权更多了一丝冷酷）。
最终刘彻七次巡海求神仙而未遂，这神仙没找到就没找到吧，也不是多大的损失，不过从此皇帝却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开始有些心神恍惚、心不在焉了，坏脾气也见长了，执政水平更开始大大下降。这大概也是晚年心态使然，精神倦怠、力不从心了。
直到他去世前二年（前89），他才终于醒悟到“赫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真正的养生之道不过在于少吃饭而多服用些“保健品”，其实节欲才是最关键的，不过他未必像人家梁武帝那样做得到。
从此，他“悉罢诸方士侯神人者”，开始平静、坦然地面对死神了。
六、大汉国势的由盛转衰（3）
4、郁闷的事情一桩接一桩
而正是从天汉元年（前100）开始，除了国家元气尚未恢复之外，让刘彻不爽、郁闷的事情也是连连发生，直搅得整个帝国上下是风声鹤唳、鸡犬不宁。
坏事年年有，那阵儿特别多，而这其中便有如下三件具有代表性的头疼事儿：
第一，是重开战端以来对于匈奴战争的失利，天汉二年、四年、征和三年李广利等人对匈奴战争均遭失败，最后连同主帅李广利本人也率七万大军一同败降匈奴（这其中也包括李广之孙、名将李陵的败降，虽然他是情有可原的）。
第二，就是天汉二年开始在全国广大地区内纷纷蔓延的农民起义。此次农民起义牵连的地区有南阳和楚、齐、燕、赵等地区，几乎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好在规模都不算太大，很快便被*下去了。但此事也足可以证明这时老百姓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人吃人的现象已屡见不鲜，他们对自己的皇帝也因此失去了最后那点好感。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刘彻当政时代，整个社会的财富结构开始产生巨大变化。尽管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用酷吏们把一干子臣民治得服服帖帖，但是当时的土地兼并现象却已然非常严重，因为皇帝在上面能折腾，臣民们自然在下面也能折腾，社会风气确实是被带坏了。
眼见这个国家要出大问题，连大儒董仲舒在书斋里也坐不住了，他便上书为皇帝指出了那时的严峻的社会形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且董老先生还进一步指出：那些富裕起来的人往往都为富不仁、十分骄横，他们欺负贫民，霸道乡里，造成的民间积怨很多；而那些贫民却因没有土地，就业也困难，生活无着，以至穿得是牛马衣、吃得是猪狗饭（“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过着非人的日子。而更严重的是，贫民们一旦再遭受到富人和暴吏的欺压，情不得已，便会“亡逃山林，转为盗贼”，以至最终走上危害国家、社会的道路。
尽管刘彻也为此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抑制土地兼并、保养民生的措施，可是这却是治标不治本的，任何时代的人们是都有法律的空子可钻的，这既是制度的弊症，也是人性的弊症。所以，到了西汉社会的后期，土地兼并问题已经严重到难以收拾的地步，而且它还和奴婢问题牵连到了一起，以至使西汉王朝尽失人心，让王莽捡了现成的江山，尽管还是烫手的。
第三，便是发生于征和一、二年的巫蛊之祸，这是大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以至大分裂的一次集中爆发。它不仅牵连了数万参与其中的汉军将士惨遭横死，而且更直接导致皇后、太子自杀，两位丞相公孙贺、刘屈氂以及两位御史大夫暴胜之、商丘成都被诛杀，更有不计其数的贵戚、官宦世家遭灭门之祸。
看来英明的君主真的不是那么好当的，稍有疏忽、懈怠，可能几万颗冤屈的脑袋落地。好在刘彻心理素质过硬，还能挺得过去。
5、“巫蛊之祸”中犯了老糊涂
不论从物质还是精神上的破坏、伤害和影响程度上看，这最值得一说的便是“巫蛊之祸”。而提到“巫蛊之祸”，则又不能不首先提到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那便是江充。
江充本是当时的赵国邯郸人，他妹妹因为擅长鼓琴歌舞，于是便嫁给了赵王太子刘丹。起初这江充还算是刘丹的心腹，刘丹干啥坏事都不瞒着江充，但是久而久之，刘丹便怀疑江充这小子吃里爬外，于是便想收拾了江充；谁知江充消息灵通、跑得又快，刘丹一气之下就把江充的老爹和兄弟一起给干掉了，这样，两人便结下了深仇大恨。
很快，江充就跑到当时的都城长安把刘丹的那些破事儿都抖搂给了汉武帝，而此时的刘彻也正愁着没有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