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某村某人的孩子去中央当官了。家长还因此大摆酒席，四面八方沾亲带故的人似乎等了八辈子才终于等到有个亲戚“一人得道”，为了不让自己错过“鸡犬升天”的大好良机，纷纷前来祝贺，据说酒席就有几十桌。
无独有偶，我一位朋友毕业的时候报考了湖南省政协的公务员，因为笔试和面试都是第一，家里认为肯定已经毫无悬念，所以关于我这位朋友在省里当官了的消息很快就不胫而走，不少平时不甚往来的人如果在路上跟他父母碰见了，远远地便会满脸堆笑跑过来献殷勤。后来我这位可怜的朋友在最后的体检一关被淘汰，据说他老家那些邻居和族人很快又冷漠起来，偶尔还会夹杂一些幸灾乐祸的嘲讽。
农村的那些农民会有如此浓厚的官本位意识，而大学生当中渴望有朝一日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的似乎也不在少数。大学时我接触到的同学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圭臬，或者是把仕途经济作为毕业以后最佳的选择。这些人在学校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譬如积极入党、担任各种职务等等。到了毕业求职的时候，如果有党政军之类的单位前来招聘，那场面简直直逼春运时的火车站。在我毕业前夕，某省曾有一次公务员招考，据说当时我们学校很多宿舍连续多个晚上没有开灯，因为里面的人全部去该省考试了。
成都市青羊北路街道办事处曾公开招聘社区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前往报名的人当中大学生占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2003年9月，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陈香从众多应聘者当中脱颖而出正式当选为长沙市白沙古井社区的居委会副主任。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有不少名牌大学的博士前往应聘居委会的职位。
从媒体的反应来看，人们对于这种现象基本上持褒扬的态度，觉得当今的大学生在就业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可是，为什么不从官本位意识的角度来解释呢？如果这些人放弃进入公安厅、海关等单位的机会而就职于居委会，那确实是就业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如果是他们原本可以进入企业获得高薪的职位却偏要削尖脑袋挤进公务员的队伍呢？会不会是因为一时进入不了省委或者海关所以退而求其次呢？这也能说是就业观念的转变吗？如果是，那也只不过是转变得越来越官本位了。
审慎权衡内心的动机
我并不是一味地反对仕途经济，事实上应届毕业生在进入公务员行列的时候是心态各异的。有些人只是为了获得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有些人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于权力的渴望和向往；还有一些人是为了升官然后发财，先谋求权力再利用权力谋求财富和其他的贪欲。我原来一个同学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县太爷，贪污几百上千万，养几个漂亮温顺的小情人。当然，有很多人选择做公务员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动机我并不想过多地评论，只是希望动机不纯的人记住《无间道2》里倪永孝说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同时也希望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手中有权当然能够更好地为老百姓办事，但是，有了“权”就希望“特”，甚至需要国家、社会和人民付出很大的代价。很多贪污腐化最终成为阶下囚的“八抚巡按”或许最初也是抱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可是最终还是堕落了。
这些人或许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吧：人在河边走，怎能不湿脚？既然湿了脚，何不洗个脚？既然洗了脚，何不洗个澡？既然洗了澡，干脆一顿乱搞。于是，搞着搞着便掉脑袋了。所以，对于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来说，如果经过仔细考虑之后觉得自己不能经受这样的诱惑和压力，那最好还是考虑换一种方式投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
明白自己想从政的动机并且对于这种动机进行充分而审慎的考虑，这是尤为重要的。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名叫做励仿夏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笔试、口试、面试以及体检，终于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联合利华市场部同时录取。对于这两份工作的取舍，励仿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就我个人而言，十分幸运地先后被联合利华和外办录取，而且这两个单位分别是从商和从政的理想去处，因而我的最终选择其实就是选一个大方向——到底适合从商还是从政，我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当然需要参考父母、长辈、老师们的意见，但关键还是自己的静心考虑。在分析了自己的性格、特长以及一直以来的志向，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联合利华优越的待遇和光明的晋升前景，而是毅然选择了市外办，决心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在外交天地中为国家、为上海做一些事，并且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而令我高兴的是，我的这一选择也得到了父母和师长的赞同。
“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励仿夏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考虑自己从商或者从政的动机。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他选择从政究竟是因为看重什么，但是，至少我们从他身上应该可以学到一点：仔细权衡自己的动机并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之后，再审慎地做出决定。
做官的四项基本功
有人说：如果你一无是处，那就去做官吧。确实，古今中外的政客们如果离开政坛，能够过得很好的恐怕不多，毕竟不是每个政客都能够像华盛顿一样在退休以后去做一个农场主。那么，一个一无是处的人究竟凭什么能够做官呢？做官也肯定有做官的哲学。李宗吾的《厚黑学》可谓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官场哲学演绎到了极致。脸皮够厚心够黑，你就可以去做官了。多么精辟的一句话啊！然而，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哲学”还行得通吗？对于当今的大学生来说，如果要选择仕途经济，那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呢？
我想，首先还是应该具备一定的办事能力。《国画》里的朱怀镜虽然在其宦海沉浮的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地方显示出他有什么过人的办事能力，但是，最初让他有可能在官场施展拳脚的可不能离开他在大学里学过的财政方面的知识。
其次，走仕途这条道路需要具备比较开朗、外向的性格。一个木讷内向的人在官场要想平步青云那绝对堪称一大奇迹！国外如此，中国更是如此。我大学时的一位师兄和一位师姐毕业时同时进入了湘潭市某行政机关工作。师姐大学时成绩非常优秀，每次考试的分数高得让人爬上去就会缺氧，曾经获得的奖学金如果换成硬币恐怕足以砸死一头年轻力壮的大黄牛。而师兄大学时成绩平平，其他方面也没有过人之处。所以，几乎所有老师都看好师姐而不看好师兄。可是两年以后，事实却给大家当初的预期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师兄混到了副科级干部，而师姐先被“流放”到机关下属的一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后来索性被这家企业开除了。
我趁去那家机关单位毕业实习之机打听了此事，并从一位机关干部口中得到了事情的解释：师兄活泼开朗，能很快跟别人打成一片，在各种场所的言行举止都非常得体，而师姐不善言辞，与局里同事关系一直不冷不热，跟别人在一块的时候总是要别人先问一句她才答一句，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上级领导来视察了。
第三，为官之人必须有一定的城府。这是尤为重要的一点。心直口快的人，心里藏不住任何秘密的人，恐怕就算进了官场也要处处碰壁的。
最后，政客应该具有审时度势的能力，要能够察言观色、见微知著，否则在官场恐怕很容易做出一些不适当的判断。要知道干革命最怕的便是站错队啊。《国画》中的朱怀镜是市长皮德裘的心腹，一度扶摇直上官运亨通。后来，皮德裘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朱怀镜因为站错了队，自然成为了皮德裘的陪葬者。虽是小说，但也可谓是典型的前车之鉴。
看完这些之后，如果你仍然觉得自己喜欢从政并且确实比较适合从政，那就不妨尽早为自己积累资本。入党是重要的一步，但也并不是非入党不可。与其跟一百个人去竞争五个职位，还不如去跟一个人去竞争一个职位呢。对于热衷于从政的大学生来说，其中的道理应该一点就破吧。
另外，还可以积极地担任一些学生职务，既能锻炼工作能力，又能在履历表上增加筹码，还能通过学生会之类的平台拓展交际圈。对于从政来说，交际圈可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想去做官，可是你的性格与上面说的这些方面相去甚远，那我劝你最好还是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不过，我从来不曾有过为官的经历，也还没有加入这个行列的准备，所以上面这些文字在真正准备走入仕途的大学生眼中看来或许太不专业了。如果真的贻笑大方，我只能表示抱歉，并且以个人的名义对准备着去做官的大学生提出一点苍白的忠告：当你为官一任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你手中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用血汗和泪水换来的，你拥有的每一项权力都牵动着劳苦大众的痛楚和呻吟。
学术：孤独并快乐着
从政之前需要审视自己选择仕途的动机，而走学术之路更是如此。大致说来，目前大学生选择留在学校做老师的往往包括如下一些类型：第一种是因为喜欢学术研究，并能够享受学术本身必然带来的孤独乃至清贫；第二种是因为大学老师有着比较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希望通过在学校任教获得一个目前看来还摔不破的饭碗，这个饭碗比金饭碗差一点，但绝对比铁饭碗要好；第三种是因为以其自身条件比较难在校园之外谋求一个满意的工作，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继续呆在象牙塔里。
学术良知（1）
学术良知
基于对学术的理想和追求而走上学术之路的人是让我无比敬佩的，至少我没有这样的勇气，目前看来这辈子也不大可能有这个资格了。一个民族的学术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了这个民族的良知。学术虽然不可能像宗教一样脱离世俗，但是，学术精神天然地应当与尘嚣和喧哗保持足够的距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时不时去迪厅High的人能够潜心研究一千多年以前的唐朝交通史，也无法想象一个动不动就在某五星级宾馆的包厢里和一群大腹便便的人觥筹交错的教授还会去潜心研究某种即将濒临灭绝的动物。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潜心学术的人与这个世界总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心灵与世俗的距离，选择学术之前有必要考虑自己能否承受寂寞，能否在别人开着跑车四处兜风的时候心甘情愿地在实验室里研究自己的课题。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不但希望你能做教授，而且相信你能做一名优秀的教授。
不过，中国的学术界和世俗世界的距离被拉得太近了，甚至大学内外的世界随着围墙的拆除而彻底融合在一起了。教授同时成为了商人，或者成为了政客。这让部分学术投机分子同时通过投机获得了不少的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但是，同时也让中国的大学以及整个学术圈里的人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邀请了日本东京大学的校长参加庆典。这位校长来北大参加庆典的时候发现坐在自己身边的也是一位日本人，可这位日本人并不是任何大学的校长，而只不过是一名在经济上给过北大资助的日本商人。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两个中国人之间，大学校长肯定会跟商人套近乎，以求对方也来自己学校提供科研经费或者设立奖学金，可是，东京大学的校长却不但没有跟那位日本商人套近乎，而且甚为恼怒，认为北大这种举动侮辱了学术的神圣。
在日本，一个大学校长别说比商人更让人尊敬，就是比首相或许还要更有社会地位。虽然日本人从来不愿反省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对于学术的尊敬是让我不得不佩服的。在北大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中，商人和大学校长都可以“平起平坐”了，遑论其他的大学？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了，还谈何别人的尊重？于是，学术精神变成了这场交易和游戏的最终受害者。
所以，我希望决心投身学术的大学生能够在这样一种很不好的社会风气中恪守自己的原则，不要因为一点点金钱或者权力的诱惑便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良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还不如尽早考虑是不是继续进入学术圈。做了著名教授当然可以去做政协委员，但如果你更看重这个头衔，那还不如尽早去从政，那样的话说不准在你做成政协委员之前就做成了政协主席。同样，你做了知名学者之后也还可以像明星走穴一样四处圈钱，但如果你对钱比对学术更感兴趣，那还是尽快去做商人吧，这样一来你完全可能在成为知名学者之前住进别墅开上宝马。
近来好像著名法学教授针对具体法律案件出具专家意见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下面这段话便是博客中国（Blogchina）里有关于此的一个贴子。
2003年夏季的一天，同时在京城律师事务所充当合伙人的王教授把他的5名同事（都是来自京城三所院校的“国家级大师”、“博导”）请到了一家五星级饭店，为他的客户（一家房地产公司）提供法律意见。这家房地产公司把广告上标明的绿化地用来盖车库和住宅，与业主发生激烈冲突，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在王教授建议下，房地产公司决定花钱请专家写法律意见，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诉讼。
专家进门坐定，房地产公司的小姐就笑吟吟地给每位专家送上一个信封。在掂量信封的一瞬间，专家们就决定说什么话了。小姐告诉我，老板再三关照，信封一定要在专家开口之前递到，只要专家在开口之前把信封放进口袋，一切就已经搞掂。
资格最老、头发最白的专家第一个发言：“前几天，业主也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座谈会，今天再听听你们的意见，兼听则明嘛！”当律师之后我才知道，在许多案件中，原告和被告找到同一位知名教授给他们写法律意见书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知名教授也同样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只是与法官相比，他们吃得少一点而已。
资格最老者义不容辞地首先表态：“我以为，只要房地产商的广告内容没有写进合同，就不能算是他对业主作出了承诺。”接着，五位专家异口同声地表达了一致意见：按照中国现有法律，该房地产公司把原先的绿化地用来盖房子既不违法，也不违约。
学术良知（2）
不到半个小时，会议就接近尾声了。资格最老者说，他还要参加全国人大的重要立法，必须告辞。王教授恭恭敬敬地问道：“菖老，您看，意见书怎么写呢？”资格最老者说：“你就按照大家刚才讨论的意思，整理一个意见，不就行了吗？”“好，好。”王教授一边点头不迭地应承，一边试探性地问道：“我写了之后，您最后定夺，行吗？”这时候，资格最老者说出了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一番话：“还要给我看干嘛呢？我相信你不会坑我的，我这就给你签名。”王教授赶紧递上一张白纸，资格最老者大笔一挥，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是他掂量信封之后作出的判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