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祈祷在我前面死吗？”我问道。
“每天晚上我都要祈祷，”他说，“正好现在也在这样祈祷。”
我又紧紧地贴住他的身体，吻他的嘴唇。外面又有一枚导弹击中远处的目标，发出轰然的声响。
“这不行，”我说，“我愿意先死。”
“不，上帝已经安排好了。我信上帝，你是不信上帝的。”
“这不公平。”听到外面坦克隆隆碾过的声音，我情不自禁地哭起来，心里寻思：他相信主宰一切的上帝，却不相信自己是上帝。
天气异常闷热，外面枪声大作。轰炸机又飞来了，发射了一枚又一枚导弹，饭店在震颤。贝鲁特夜夜都是如此。
2
她现在40岁，当记者已经19年了。19年来，她被派往世界各地采访。哪儿发生了战争（战争从未停息过）、革命、起义和灾难，哪儿就有她的足迹。哪儿发生了小国被大国蛮横侵占的事件，哪儿就有她的身影。她采访耸人听闻的诉讼、臭不可闻的受贿案、武器和药品交易，以及经济犯罪。19年来，几乎没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演员、画家、导演、作曲家和雕刻家没被她采访过。她的报道被译成多种文字，登在最大的报纸上。她是世界公认的当代最优秀的女新闻记者之一。虽然举足轻重的名报名刊一直想以高薪聘用她，但她依然忠于《汉堡总汇报》，该报由于刊登她的文章而成为世界性的报纸。她曾获得多种奖金和奖励。她著名的新闻报道和采访记被收进各种各样的文集出版。她的儿子在汉堡附近的寄宿学校上学。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她总要把他接到身边，住在临近易北河、位于花园街的寓所里。当然，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后，她也赶往莫斯科参加了国际记者招待会，接着视察了出事核电站隔离区的外围。回到汉堡后，正是暑假期间，她把孩子接回来，带他去游玩，后来去马戏场看演出。孩子回来的时间是：8月24日下午……
一去永不复返了，永不复返了，永不复返了。
她不停地在房里徘徊，后来走了出去，来到阳台上。
易北河依然波光粼粼，天气依然炎热闷人。
死了，死了，死了。
她感到脚隐隐作痛，便回到起居室，倒在靠背椅上。这张椅子套着深绿色的布罩，放在堆满书的壁橱前。她心里想道：皮埃尔？格里毛特最喜欢坐在这儿。他被召回巴黎，我被召回汉堡后，他常常上我这儿来。每次我都要上机场去接他。他总是给我带来红玫瑰，总是31朵。他晚上总是坐在这张靠背椅上，我总是坐在对面的长沙发椅上，常常谈到天蒙蒙亮，要不，就是听肖邦、舒伯特等人的钢琴协奏曲。我们睡下了，还手拉着手。我们连一分钟也没有分开过，连拿报纸也是一起去的。后来我们乘飞机出发，他到哪儿，我也到哪儿。我们到了贝鲁特，也常常见面，该死的贝鲁特。最后一次到贝鲁特是在1978年8月，我们住在海军准将饭店。10月初，不知为什么，我记不得具体的日期了，我们谈到了死。过了几天，那是10月18日，这个日期我记得很牢，这个日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住在东贝鲁特的亚历山大饭店。我们的美国同事曾告诉我们，在东贝鲁特要有一次了不起的“外科手术”，我们怕“手术”开始时过不了绿线，于是在17日就住过来了。亚历山大饭店在上次挨炸后，又草草修复了。18日，叙利亚的军队包围了基督教徒居住的这个地区，并用密切的炮火进行袭击。那可怕的情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皮埃尔和我以及其他几个记者，还有饭店四邻的许多居民，在炮火刚开始袭击时，就躲进饭店的地下室里。我们脚下的土地在不停地震颤，整个饭店在不停地震颤。基督教徒在祈祷，在诅咒，可是炮火没有停止，轰击了一小时，两小时。死去的和快死的人被拖进地下室，受伤的在呻吟。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没有水，也没有灯光。后来我们听到耶安…路易思的吼叫声，我还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这么可怕地吼叫过。皮埃尔和我马上把一只板条箱放在地下室的小窗下，站在上面朝外望去，街上成了一征废墟，耶安路易思？卡西斯，法国新闻社的摄影记者，仰面躺在一堆瓦砾旁。他的T恤衫和短裤已被炮弹掀起的气浪撕掉了，他光身躺着，双手捂着肚子。他的肚子像是炸开了，肠子冒了出来，他拼命把肠子往肚里塞，但肠子又淌了出来。他没命地在吼，在叫，在喊。
他是皮埃尔的朋友。很清楚，他想爬到饭店里逃命，但是他再也爬不动了。他躺着拼命在吼，在叫，在喊，总是喊着一个词：皮埃尔！
皮埃尔拨脚朝入口处的阶梯奔去，我跟在他后面，抓住他，大声说：“站住！你帮不了他的忙！他快要死了。皮埃尔，皮埃尔，站住，我求求你！”可他把我一把推开，跑出地下室，到了街上。我跑回小窗口，看见他朝他的朋友俯下身去，这么做是毫无意义的，是愚蠢的，他毫无办法，可是，耶安…路易思毕竟是他的朋友啊。后来一枚导弹击中皮埃尔和耶安…路易思待着的地方，尘埃渐渐消散后，那儿只留下一个巨大的弹坑。后来我被召回汉堡，1979年6月9日，我生下一个男孩，我给他取了像他父亲一样的名字。
她在靠背椅里再也坐不住了，又开始在房间里徘徊起来。她点燃一支烟，又把它按灭了。这时，一艘沿易北河下驶入海的大货船鸣起嘟嘟的汽笛声，她一边听，一边想：至今已有17名记者死于非命；几乎一打的记者被绑架，音信杳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耶里？莱温被绑在暖气炉上十个月……
她正在想时，门铃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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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门的教训（1）
东京２月15日 上午9点
特种间谍！
康培伦正在全神贯注地瞪着自己的肚子，看那肥鼓鼓的肉如何不服皮带的管束，像一只膨胀的内胎一样突了出来。“一头肥猪，”他骂了出来，“等这次任务一完，你就要一头扎进体育馆使体型恢复过来。”
他并不是间谍；他只是一个“照看婴孩的保姆”。他坐在一只小计算机和几个磁盘驱动器前，注视着一闪一灭的灯光和前后转动的卷盘。这该死的计算机才是间谍！他所需要做的仅仅是每天结束的时候换一下磁盘卷盘。这该死的冒牌货竟不知道他在那里，它肯定也不在乎他是否在那里。上帝！要是他能知道信号什么时候来，并知道持续多久的话，他就可以放下这东西不管，让它自己去工作，他可以去阿拉斯加狂一阵子了。但是，谁也说不准。有时候，它一坐就是几天，除了开动那排风扇，其它什么也不干。接下来，它就一声不吭地开始工作，连续几小时一刻不停地工作，灌卷盘的速度几乎近于他取下和放上卷盘的速度。
屋子是一间名副其实的阁楼，安置在位于东京工业边区的一家废置的陶器制造厂库房顶楼里。从外面看上去，一盏孤零零的灯照着被篱笆围起来的院子，在暗淡的灯光下，这个建筑物显得破烂不堪。
斯坦利·康培伦头顶上方是一架巨大的网状天线，固定在倾斜的屋顶内部。连着天线的波导管优雅地依曲线行进，穿过天花板，沿着墙下来，伸向两台巨大的信号放大器。每一台放大器内装有一个排风扇，一刻不停地把热量释放出来——尽管屋外很冷，但排风扇释放的热量足以使阁楼变得非常暖和。从信号放大器那里又伸出几条同轴电缆，它们经过地板延向微型计算机，一台面上带有操纵盘的6英尺高的仪器。粗宽的电线自微机连向两台磁盘驱动器，每一台体内都有一个6英尺高的箱子。电子设备加上电线和电缆占据了阁楼的一半面积。
另一半便是属于康培伦安排自己生活的地方。一台冰箱，里面装潢了冷冻晚餐和罐装啤酒，一个带有洗涤槽和微波炉的柜子，一张方形工业用桌，两把木椅子，弹簧垫子上堆着未经整理的被褥。有一角落被柜子隔开，里面是一个无盖的便池和一只脸盆，便池和脸盆里都装潢了暗黑色的死水。对于康培伦来说，这个阁楼代表着他整个事业中极度消沉的时刻。
特种间谍！自从那天中央情报局的征兵人员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图书馆坐在他旁边，他全部的生活就一直成为人们的笑柄。他读的是会计专业，当时在华盛顿，他是班上顶呱呱的优秀学生，对他来说，要想在七大公司的任何一家谋取一个职位都是易如反掌的。
查账和搞试算表是没前途的。
但是，分配给他的任务并不如愿。第一次执行地点在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城的一家邮局，任务是监视邮件。
他的下一项任务比监视邮件显得令人兴奋些。每天有数以百计的报刊杂志分发到他的办公桌上：关于苏联造船业的工业杂志，了解罗马尼亚石油工业的杂志以及描绘乌克兰农场区的农业杂志。还有许多技术性文件，康培伦的工作是把文章从刊物上剪下来，用纸夹把它们夹在一起，然后附一张纸条送给71个“专题”部门中任何一个对此感兴趣的部门。
跟报刊打了几乎10年的交道后，宇宙卫星正在取代间谍的作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将门的教训（2）
卫星飞遍全球，收听每一台收音机，每一次电话和电子谈话。每分钟有数以百万计的谈话和数据在微波网中从一个塔传向另一个塔，而卫星把一切都记录了下来。
当然，卫星是没有辨别力的。它们分不清哪些重要哪些次要，便把一切都录了下来，然后再发射给弗吉尼亚的国家天线。无数台录音机一刻不停地旋转着，录下了人类数以亿计个小时的闲言赘语。
每天上午，工作人员送来重达几千磅录着琐言碎语的磁带。康培伦迫使自己从这一大堆东西中挑选出可能重要的部分，然后用纸夹组成一捆一捆的，分到有关部门。
又是10年过去了。这时，他遇到了史密斯。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
史密斯需要一个间谍。他一直坚持说要“一个职业间谍”。他从事的是工业间谍活动，所获得的情报几乎可吞并一家小计算机公司并能使之跻身为世界几大工业公司之一。这个间谍的报酬高到令人惊愕的程度。康培伦干上几个月的秘密工作便可得到5万美元的丰厚工资。还有，假如工作出色，康培伦可以在公司里任个职，充分分享公司的利润。
当然也有危险。他将在异国他乡孤军奋战，“敌方”曾千方百计使他出差错。当然，任务一结束，他可以在一家腾飞的计算机公司里当一名审计员。当他听说自己将被派遣到东京去时，他飞跑到主任那里递上了辞呈书。
他来到了东京——孤零零地在一家破旧的陶器制造厂阁楼里面守护着一台计算机，看着轮盘不停地旋转。噢，他并不完全是一个人。加藤开着他的小卡车一天来一回，送瓶装水、冷冻餐以及两盒六听装旭牌啤酒。他帮助康培伦把一天的磁带装进航空信封，贴上标签，注明寄往加里福尼亚芒廷维尤的西格内特有限公司。
虽然加藤天天露面，康培伦仍感到孤寂难熬。加藤不说英语，就康培伦所知，他也不说日语，他只用一种极其简短的象征性语言与计算机对话。他会一下关上录相机，在键盘上按下几个字母。计算机答话了，在屏幕上闪现出特有的复杂难懂的词。加藤暗自轻声笑着把他那部分打上去，这看上去好像是颇有刺激的对话。
这个日本人表面上似乎在测试机器是否运转正常，其实在与计算机调情。这时候，康培伦正忙着把什物塞入冰箱，并开始把一天的磁带卷盘装入防护信封内。
他正打开最后一听啤酒，突然间，计算机从沉睡中醒了过来。强烈闪烁的灯光表明它正在把数据输入自动记数器，康培伦全神贯注地盯着不断旋转的卷盘，突然，他感到有警报声在响。他本可以在警报声还很远的时候就听得见的，但现在，当他顿时醒悟过来的时候，警报器的刺耳声已然逼近这座阁楼了。有那么一会儿，他全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等着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高，然后呼啸而过，然后渐渐消失，飞向它们的目的地。但他错了。这尖锐刺耳的声音如一把利剑直穿康培伦的胸膛，他感到那是穿过了墙壁刺进来的。
他以惊人的速度穿过房间直奔到活板门边插上厚厚的钢锁簧，然后冲回到计算机旁，倒回磁带，把它重绕到卷轴上。他一把抓过一块圆筒形的大磁铁，接到磁盘驱动器上，然后重新使卷盘开始转动。磁带滑过磁铁洗去了已录下的数据。
下面传来了简洁明了的指挥声。从汽车中出来的那些人已走进了这屋子。他们只需花几秒钟的时间便可找到通向阁楼的铁梯子。
将门的教训（3）
康培伦的下一个步骤是销毁计算机。他紧靠着计算机蹲伏下来，用手指在底座找准开关，用最快的速度将一连串开关关闭，然后将计算机内部的电子引爆装置打开。顿时，从机器的放气孔喷出了团团烟雾，康培伦被熏得几乎窒息过去。
他听到了铁梯子上传来了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但他已无暇猜测一共来了多少人。他一个箭步冲到信号放大器前，打开自爆装置的拉发处。霎那间，满屋闪烁着梦幻般的蓝色电光。
他不顾从活板门底部传出的撞击声，也没有理睬下面雷鸣般的口令声；相反，他从容地抓过灭火器，使那圆锥形的喷嘴对准计算机。在他打开灭火器的瞬间，计算机便顿时消失在一堆云状物之中。接着，他猛地扯开机门，把泡沫射到电路板上。只一眨眼的工夫，这个电子奇迹就像变魔术般地成为一只正在融化的冰激淋蛋糕。
撞门声越来越猛烈，他们用棍棒和枪托撞击着门栓。此刻，康培伦又把灭火器的喷嘴对准磁带驱动器——精密的仪器里立填满了层层泡沫。
活板门滑开了。身穿警服的日本人探头探脑地穿过入口，顿时被腐蚀性的气体团团围住，发出了阵阵咳嗽声，康培伦冷眼向他们瞄了一下，继续将灭火器对准磁带转动器。警察们给长官让了一条路，那人登上阁楼注视着被毁的一堆堆电子设备。
警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文件，用极漂亮的英语宣读了逮捕令。在他的宣读声中，灭火器溅出了最后几股泡沫，康培伦把喷嘴垂向地板。
“你疯了吗？”康培伦在警察宣读完毕时责向他说。“什么是工业间谍？这是联合国测验天体辐射的一个研究项目。噢，上帝，你们日本政府还是这个科研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呢。”
“那妙极了，”警官答道。他转向自己人，把康培伦的话译成日文，从而引起了哄堂大笑。过了一会儿，又有两个警察夹着加藤出现了。加藤臂中抱着供当晚吃的东西和昨天完成的内装磁带的防护袋。
康培伦转向加藤，发现年轻人的脸上满是痛苦不堪的表情。起初他以为加藤只是由于被捕而吓破了胆，后来，他才意识到加藤见到心爱的计算机被毁坏，心里抑制不住的惊诧和痛苦。
哈里斯堡。 3月1日上午10点
图尔在门前停了下来，他利用看守把钥匙伸进锁孔的时间再次整了整头发。此刻他希望跟前有一面镜子。干他这一行，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而他一直在猜测这一次是否就是职业性的会面。
他那弯曲的乌发密密地集在前部，大大的蓝眼睛和红润的面孔给人以年轻人才有的天真无邪的感觉。这种假想让人全然不知他已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