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中抢救出来的东西极少。县城的消防队是无法赶过来的，我们村离县城七八里路，中间还隔着一条赣江，即或赶来大火也就烧得差不多了。不过还好，前面无其它建筑，西边是个大菜园子，只要控制大火不越过左边和后面的巷子就不会殃及池鱼。大火终于在凌晨三四点钟熄灭了，房子只剩下四堵空墙，好在没有人员伤亡，烧了就烧了。
事后，村里人津津乐道的不是指责肇事者，因为毁坏的房子也有本人的一半，只是说他老糊涂了。谈论最多最长久的而是一把秤，一把称重可达500斤的大秤。这是我爷爷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我爷爷当时怕是吓慌了，敲了一通锣后就提着那面大铜锣跑进屋去，他想应该抢救点什么东西，可他却不知手上的铜锣也是东西，便慌不择物地丢了铜锣，提起那把放在粮柜上的大秤，从大火中冲出来，那情形就像一个老兵端着冲锋枪冲锋一样。这杆秤后来成了农业社的宝物！交公粮、分口粮都离不开它。每当人们用着它时，总免不了议论一番，奇怪我爷爷当时怎么就晓得这把秤的重要呢？然后发声感叹：“多亏了生发公啊！要不然……”“生发”是我爷爷的名字。后来我想，其实当时爷爷心里是有个“公众观念”的，因为这把秤一直是公众之物，还有一套锣鼓，土改时并有分下去，都由我爷爷保管着。
爷爷奶奶在村子里是很有威望的。也许是辈份高的缘故，也许是奶奶会做人的缘故，村里人对我爷爷奶奶极为尊敬。在村里，奶奶的穿戴永远是最整齐干净的，全不像一个农村老太太，而且有一手好厨艺，谁家做红白喜事没有不清她帮忙的，她也有求必应。在我奶奶逝世多年后，还有人在我们面前这样赞叹：“你婆婆真是个好人！……”
在农村做人做到这个份上真是不容易。然而，奶奶的好处于我而言已没有多少印象。因为自从父亲成家后，爷爷奶奶就与我们分开吃住了，土改分房时也没分在一处，可见祖父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怎么融洽，以至于对我们这些儿孙的好处也就不那么显山露水了。不过，有一次我还记忆犹新。那是我六七岁的时候吧，我生病出“天花”，奶奶把我接到家里，在我的衣服上缝了一条用于避邪的红布带，叮嘱我别出门，说是不能吹风，吹了风会得“麻子”……说着她便去做饭。我静静坐在灶间门口的椅子上，看着奶奶灶上灶下地忙碌。不一会奶奶就把饭菜做好了，然后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饭叫我慢慢吃。饭是白花花的米饭，菜是绿油油的“芥兰菜”……这种菜在当地极少，有些像现在的木耳菜。那菜的味道我至今还有感觉，是那样香甜，那样鲜美，无以伦比，可以说那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可口的饭菜！
房子被烧后，爷爷奶奶就租下了春生家的房子，便与我们家成了邻居。后来，父亲在我们杂物间开了一个门洞，与爷爷奶奶租住的房子相通，说是方便照顾老人。这样，我们总算和爷爷奶奶住一块了。爷爷奶奶过世后，我们全家都进了这个屋子，直到后来，春生把房子卖给另一家（当然是先问过我们家，但我们家无力购买），我们才又回到自己的老屋居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祠堂书声
这年春节过后，村子里开始热闹起来，热闹的原因是原来设在邻村的小学校搬到了我们村，校舍就设在祠堂。奶奶被学校请去做饭了，这我一点不奇怪，奶奶的手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不请她才怪！
这回我该读书了吧！我都九岁了。
我渴望着读书。在这之前，有好几次我跟着大哥去一里外的学校，大哥他们上课，我就蹲在窗外听他们念书。这里原有一座寺庙，可知什么时候毁了，这才盖了一栋房子做起了小学校，是这一带村落上千户人家唯一的学校。解放后，读书的儿童越来越多，庙小和尚多，这个校舍容不下了，于是上面决定迁移到我们村。当时我们村有不少空房，祠堂自然也是空着的，且很大很宽敞，后面紧连着的老祠堂也可做教室，容下三五百号学生不成问题。
有一天，一个头戴呢子帽、身着中山装、上衣口袋插着两支钢笔的男人来到我家。后来我知道他姓李，是校长，脸上有几点麻子。他是不是和我一样小时候出天花，我没吹风而他吹了风呢？他找到我父亲说：“你家老二该上学了啊！都这么大了……”父亲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是该上学……可是……”校长说：“我们也知道你家里困难，你女儿和老大不都是免了学费的么？这老二呢，也给你们免半费。你看好不好？孩子不读书就成文盲了，那可不行！”父亲沉思默想了一下，终于点了头说：“那好吧，明天就叫他去报名。”我高兴得一溜烟跑出门去，真想大叫一声：“我也要读书了！”
我不记得是谁领我去学校报名的，也许是母亲，也许是在学校给老师们做饭的祖母，也许是跟着大哥去的，也许是我自己一个人拿了钱跑到学校去的。那时学杂费很少，学费、书本费加起来也就两块来钱。我的小学是从一年级的下学期开始的，所以称为“半年级”。“半年级”班三十多个同学中有一多半是大龄儿童，最大的有十二三岁，是个女生，和我同桌，坐在最后面，人长得壮实，似乎有些笨拙。不过，几个月后她和我一样都成为了少先队员，也和我一样又都无钱购买红领巾，戴的红领巾都是老师送的。当然，我的红领巾比她的鲜艳，半新不旧，而她的已经泛白，有一只角还破了一点。我不知老师为什么这样偏爱我，许是我祖母在学校当厨师的缘故吧？她似乎没有自己的名字，就连小名也是随她哥叫“某某妹”。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学名叫什么，不知是由于年龄大了的关系还是有别的原因，她只读了半年或者一年书就辍学了，然后就永远地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就是“同桌的你”！我常常为乡村的女孩感到悲哀。虽然是解放了，虽然是“男女平等”了，但在那时，乡村的女孩还是不被重视的。她们是“人家的人”，是要被“泼出去的水”，对于她们的吃的、穿的，甚至于她们的前途，大人们是可以敷衍了事的。
祠堂后厅靠里有个高台，高台两侧各有一间房，是住校教师的宿舍，旁边是侧门，中间是教师集中办公的地方。左拐角是个通向后门的过道，这时做了厨房，是我奶奶做饭的地方。出后门就是老祠堂的侧门。学生是不轻易到后厅的，进出都走大门。
学校教师有六七个，都是公家人，有三个还是来自城市，个个白皮嫩肉的却都很有威信。乡亲们见着他（她）们都是客客气气打招呼，问声好；而学生见了则像老鼠见到猫似地躲着走。我也是很怕老师的，胆小得尿急了也不敢举手要求小便，宁愿将尿屙在裤褪裆里。尽管我奶奶在后面做饭，我也是不大敢往后厅去的，我怕见老师。可有一次下课后，语文老师却把我叫到她的身边。我不知她要我做什么，惧生生地走过去。没想到她竟然将我揽入怀中，双手搂抱着我，微笑着对在后面做饭的我的奶奶说：“杜婆婆，你这孙子真乖啊！真是个好孩子……”那温馨的气息沁在我后脑勺上，拂在我的脸颊上，香香的，甜甜的……我有点害羞，脸上烫烫的。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也是除母亲之外唯一这么抱过我的女人！
那时上下课是摇铃的，上课的预备铃声一响，学生们从四面八方的草地上、巷子里拥向新老祠堂各自的教室，第二遍铃声响过，老师的讲课声、学生的读书声便在祠堂里爆发开来，飘进了大街小巷；下课铃声一响，学生们作鸟兽散，飞进到草坪、钻进小巷，追逐嬉闹声一片……
然而好景不长，这年的秋后，村里要办大食堂了，学校被迫迁出祠堂，分散在了村子的中、西、东三幢民房里上课。祠堂里依然是热闹的，只是不再是书声朗朗，而是另一种嘈杂而盲目的热闹。而学校则似乎处在强弩之末，失了精气，散了形骸，以至到后来干脆与几里外的中心小学合并了。从此，我们只好往返十几里每天背着书包早出晚归了；从此，我们这个自然村再也没有了学校。这的确令人惋惜！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乡村婚礼
八月，丹桂飘香的日子，桂花院的一户人家要娶亲了！桂花院住着三户人家，一家是我叫叔父的异姓人家——他是解放前来到我们村做长工的，来自与祖母同一个村子，或许还有点亲戚关系吧？另一户就是我那个大龄同学她们家。要成婚的是她二哥，人长得英武，彪悍，用现在的话说，长得很帅气。她大哥已成家且有了儿女，早就分灶另过了。还有一户就是这桂花院的原主人——地主分子杜文经一家了。后来听人说，这人特别精明，土改前夕把家里的田产悉数交给了政府，这才落了个开明人士，免受了许多苦难。现在邻居要办大喜事了，桂花院一时又热闹起来，他却躲着不露面。其实，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大都深居简出，谨小慎微，哪敢乱说乱动？
这天吃过早饭，许多人拥进了桂花院，有的还端着饭碗，都急切地想一睹新娘的花容月貌。有人见过新娘子，这会儿少不了要在人前描述新娘子长得如何如何漂亮，这更加激起人们的兴趣。方方正正的大院落很是干净，院中门首左右两棵高大的桂花树，正吐蕊飘香，弥漫了整个村落。门上对联散发着墨香，有人认出是出自地主杜文经之手，飘逸、遒劲：
忽然，有人从村前跑进来，一路跑一路叫：“来了！来了……”随后便听到“呜哩哇啦”的锁呐声。于是院子里的迎亲的人们便忙碌起来，孩子们一窝蜂似地往外跑。终于近了，身着红装、头盖红绸巾的新娘骑在一匹红色高头大马上，款款而来。前面是锁呐、锣鼓组成的乐队引路，后面是挑着嫁妆的队伍，一路吹吹打打地走来，经过村东头的枫树进了村子，再从祠堂旁边的石径走进了桂花院，于是一阵鞭炮齐鸣，喝彩声高唱。新郎身穿藏表色长袍，斜披一条红授带，站在院门口，专等着将新娘从马上抱下来，然后背进屋拜堂。于是司仪就唱：“一拜天地，皇天后土当敬仰！二拜高堂，养育之恩不可忘！夫妻对拜，白头偕老牵入洞房！”新郎新娘一入洞房，喜糠就从天而降，撒满一地，于是人们便争先恐后地捡拾起来，最欢闹的是孩子们，嘻嘻哈哈地闹得满屋笑声。人们最盼望的还是晚上闹新房，特别是年轻人。
那晚我也去了。吃过晚饭，我从后门溜出家门。我家后门斜对着一个“八”字门，是另一个庭院的大门，有六级台阶，进去还有六级石阶，穿过这个庭院再经一道隔墙门就到桂花院了。那时天已黑，屋子里亮着从农业社借来的“汽灯”。这种灯很亮，比得上现在的电灯，只是点亮它比较麻烦，不仅需要煤油，还要打气。那时农业社开大会、村里唱戏、办大事都是用这种汽灯。娶亲闹洞房当然也算是大事，借用公家的“汽灯”自然顺理成章。屋子前厅已经挤满了人，有几个青壮年正准备着如何闹洞房……最活跃的要数后来当了生产队队长的“钉仔”。
鞭炮一响，热闹开始了。新娘新郎被人们从洞房里拉出来，簇拥着来到前厅，男女相对面站着。这时我才看清新娘的容貌，她的确长得很漂亮，个头与男人齐高，有米左右，脸俊俏含羞似貂婵，眼妩媚流盼赛飞燕。
“来来来，让开……”钉子拿来了一副镲——“镲”是民间的叫法，正统名称叫“钹”，是打击乐器中的一种。一副镲有两片，圆型面，中间突起半圆球，中心有孔可穿入绸带；有大中小之分。这是一副中镲，他自己拿着一片，把一片塞给另一个男人，吩咐说：“把它系在新郎的肚子上！”自己却站到新娘子身后去，给新娘子系镲，似有搂抱之嫌。镲系好了，拉开新娘新郎之间的距离，然后喊“一二三”，站在新娘新郎身后的人们就使劲把两人往对方推，让系在两人肚子上的镲相撞击，成年人都明白这种游戏象征着什么，于是哈哈大笑。撞击一次是过不了关的，人们总要找出各种借口，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两人撞击。
“不响不响，来过来过！”
“不行不行，系得这么上怎么撞得中啊？系下一点！系下面一点！”
“偏了偏了，没对准啊！放中间一点呀！”
……不管怎么闹，新娘新郎都百依百顺，是不会发火的。闹洞房的节目很多，有新娘“打马马肩”骑在新郎肩上从房梁上摘糖果、有“筷子打头”、还有“寻鞋子”……等等，都是些耐人寻味、让人捧腹大笑的游戏。当然还有“听房”之类的风俗，那是要闹到很晚以后的事。我是没有这个耐心的，因为要睏，便回家了。
这是我儿时看到最热闹的，也是记忆最深的一场乡村婚礼。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双铧犁
在祠堂两面墙壁上有两条用石灰水刷了两条大标语，一面写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万岁！”一面写着“全民总动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字是宋体字，是村里请小学教师写的。那时候，村里还没有谁能写那么大的字，全村大街小巷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标语都是请老师写代劳。祠堂两面墙上的大标语最是显眼，让人看了心里暖暖的。人人都在传唱：“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天堂是什么样子哟？没有人说得清。于是村里在祠堂召开了大会，大队支部书记“独眼龙”在大会上解释说：“具体来说，我也说不大清楚，总之是好日子，错不了！有句顺口溜我也是听来的，我念给大家伙听听：‘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好日子啊！到时候要什么有什么……”
“独眼龙”一夜之间由村支书变成大队书记，只是换了一套衣服，地位没变，还是村里第一把手。
“独眼龙”的真名叫龙共田，是个残废军人。据说，他十几岁随母亲改嫁来到我们村，1952年的那个冬天，已经二十五岁的他在肖江河堤上修堤坝，听说县城在招收志愿兵，他丢下篇担就走了，报名入伍赴朝参战。然而，还没等到他真正参加过一场战斗，便在一次晚间穿插敌人防线时被美军飞机炸弹炸伤，丢了一只眼，削去一块面皮，前后不到半年就复员回家乡了。由于伤残，面目与一般人异样，粗看一眼挺吓人，加之当了干部，也就成了村人哄吓小孩的一尊威武之神。哪家小孩哭闹，大人都会说：“别哭了！还哭？再哭就叫‘独眼龙’来，啊！”小孩便不哭了。
“独眼龙”到上面开了一次会回来，就在村里召开全体村民大会传达上级指示：全民办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听他在会上那么一解释，全村男女老少群情激昂，议论纷纷，都觉得共产主义好比天堂。天堂当然好，可又不晓得好成什么样子。再具体来说，独眼龙书记也说不清。因为他也只是传声筒，传的是公社领导的道听途说，他怎么说得清？
我们这些小孩子当然就更说不清了，但我们也向往共产主义。于是我们常坐在祠堂前的草地上瞎话连篇：
“耕田不用牛，哪用什么？”
“你没听‘独眼龙’说用拖拉机么？”
“‘拖拉鸡’是什么鸡？是公鸡还是母鸡？它比牛还力气大么？”
“去去去……白痴一个！不是公鸡母鸡的鸡，是拖拉机的机！”
“我还是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