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吓得浑身颤栗，不要说无力阻止他们，就连说句话的勇气也没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上楼，噼哩啪啦地捎楼板，把一块块楼板从楼梯口丢下来，然后扛着楼板扬长而去。事情来得这样突然，这样迅捷，短短一个小时不到，四间卧室和半个厅堂的楼板被洗劫一空！完全是一副入室抢劫的形状，既凶狠快捷又紧张慌乱。
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的父母呢？我的弟弟妹妹呢？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后来，我对兄弟姐妹们说起此事时，他们都说不知道 ，不记得了，倒好像是我在说谎编故事。难道说，这莫名其妙的打砸抢事件真的是我一个人的梦境么？难道说饥饿使人失去了记忆么？我真后悔，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未能询问清楚。
无庸讳言，父亲在村里的名望很高，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也颇有名气，都知道他有一身好功夫，别看他个子矮小，可三两个人不是他对手。我也曾亲眼目睹父亲在祠堂里或乡场为乡亲表演拳术和棍术等武功；也曾见他在乡场上比试，将一东北大汉摔出去一丈多远……有着这样一个主人的家庭，怎么可能遭受如此不堪的奇耻大辱呢？
的确，我当时是多么希望看到父亲早点出现，拿起棍棒把那些人轰出去。可是父亲没有出现，母亲也不知做什么去了，屋里只有我一个，还有门口站着的议论纷纷的乡邻，看着那伙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入室抢劫。我后来想，也许当时父亲被那伙人看住了，脱不了身吧！哪母亲呢？母亲虽然性情懦弱，但也总该站出来吼几声吧？她当时是被困在门外呢，还是带着我那最小的弟妹在哪家闲聊，至今仍是个迷。再后来，我就隐隐约约地有了一些感觉，父亲肯定是做了什么直不起腰的事情，使他不能理直气壮的站出来维护自家财产和自己的尊严。而母亲也一定知道事出有因，所以也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这种耻辱。
母亲那时总是一脸愁云，看不到她的笑容。家里穷的吃了上顿愁下顿，米缸里没有过夜粮，常常是东家借一把西家借一升的。父亲呢，白天在队里干活，吃过晚饭就出去了，有时彻夜不回来。母亲当然知道父亲在外面做什么，但又无力制止，只是常常抱怨。我想，父亲一定是参加了赌博，在赌场上输了钱，欠了人家的赌债又没有钱还账，所以人家才敢那般嚣张。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也佐证了我的这一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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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二）
有一回，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去学校，地主分子老五来到我们家，说要找父亲。父亲那时还没回来，母亲问有什么事。老五说：“你们也该还点钱给我呀！我也是没有办法……”母亲就问一共借了多少。老五不说多少，老五只说：“这个泰叔自己知道。”他管我父亲叫“叔”，其实两人年纪一般。母亲就长吁短叹，说这日子怎么过啊！这一大家子的七八张嘴……母亲一面诉苦，一面央求老五宽限些日子，说有了钱一定先还你。老五嘟哝着等了一会儿，觉着没有什么希望就悻悻地走了。老五在队里只是放牛，几乎不会做其它农活。他一个人独自生活，按说不会有多少积蓄，也许是土改时私藏了一点什么值钱的东西，也许是他那些在城里工作的侄儿和亲戚不时给点帮衬，因而在那个困难时期还能放些“高利贷”。
现在想来，父亲那时向老五借了不少钱，一部分用在了家里购买粮食、油盐，一部分则拿去进了赌场。父亲向来自以为机敏，投机心理极重，家里越穷，他就越想去赌一把。结果是越赌越输，输得债台高筑。至于欠老五的钱是什么时候还上的，我就不清楚了，总之是一缓再缓地拖了不少日子。老五当然不可能像那伙人那样，气势汹汹闯到我家来搬东西。地主分子的帽子一直压得他抬不起头，何况食堂吃饭时挨的耳光还在脸上火辣辣的没有散去，他只能忍气吞声。再说这种“放债”的事也不敢明目张胆，尽管利息只比银行高一点点，尽管是两厢情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只能是偷偷摸摸地暗地里进行。
关于父亲是否好赌或者嗜赌成性，我就不好妄下断言了。而对于父亲的一根断指，我却有不少的疑惑。父亲左手的食指只有半节，没有指甲的指头像蛇头，看着令人生畏。我曾多次望着它凝目猜想：它是练武时损伤的呢，还是因为赌博而致残？是发誓戒赌时自己剁掉的呢，还是赌博时玩“老千”被人剁掉了？或许是当赌债被人剁去了……父亲没有说，也没听别人说起过，我也没敢问过。其实，我之所以没有探问，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担心真正的原因如一颗炸弹，无情地摧毁我心中稚嫩的骄傲。我一直以父亲会武功自豪，我宁愿将残指设想为是习武所致。
在父亲暮年的时候，曾经与我有过一次交谈，谈到他年轻时的一些趣事，其中就谈到了他年轻时的顽劣。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很顽皮，有一年给别人家放牛，他把牛牵到市场上卖了，回来却说是牛丢了。牛丢了就找去啊！可上哪找？东家就说要赔牛。祖父见父亲闯下如此大祸，非常气忿。他既恨顽劣的儿子不争气，又恨东家太咄咄逼人。他一气之下将父亲赶出了家门，同时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向东家赔不是，但却拒绝东家的“赔偿”要求，理由是：放牛娃哪能赔得起牛？“赔得起牛就不会去给人家做放牛娃！要钱没有，要命你去拿。你打死他，活埋了他，我不放个屁！”那家人也怕闹出人命来，只好自认倒霉。父亲在外面躲藏了很久，后来才被祖母找回来。
父亲是否那个时候就学会了赌博，我不得而知。但解放前他是进过赌场的，这我听人说过。解放前，村里常设有赌场，有时在村东头的禾屋里，有时在村西一家的阁楼上，不过都是夜场；方圆十几里的纨绔子弟、少爷阔太经常悄然光顾——有的骑着马来，有的坐着独轮推车来。父亲胆大又机灵，经常溜进赌场。他当然没有大钱去赌，只能溜边儿，时不时地见机投上一注。父亲的半节食指是不是那个时候赌掉了，抑或是东窗事发，而后在祖父面前“断指发誓”戒赌时自己剁掉了，这我就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我却清楚，祖父和父亲的关系一向不怎么和谐却是事实。
可不管父亲有千种不是万种不是，但作为儿女，我们谁也不会从心底憎恨他，更不会将模棱两可的事往坏处去想，而在人前展示的总是他光彩的一面。这不仅维护了父辈的荣耀、家族的荣耀，还有我们自身的脸面。如此说来，我对父亲残指致残缘由的猜测，实属不恭、不敬、不孝了！而且也是一种自残。
不过，说到这儿我终于可以肯定，那次抢劫并非莫明其妙，而是父亲参与赌博惹的祸。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谁叫你去赌呢？你必须对你的行为负责！何况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困难年代，物就是钱，钱就是命，谁还顾及你家徒四壁呢？后来我想，即使那天父亲在家也难逃一劫。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人穷，志短，理更短，纵有一身武功也枉然。
父亲的智（一）：拆墙补墙
饥饿仍在继续！
家里能够变卖的东西差不多变卖光了，屋里的楼板经过那场抢劫已所剩无几，父亲就想到只有房屋的夹墙还能换点粮食，于是就将它拆了——这是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个晚上才做出的决定。所谓“夹墙”，即是我们这栋房子与隔壁房子之间的一堵墙。自从祖母过世后，我们就搬过去继续住着，这当然是和房主春生说好了的。现在要拆的这一堵墙，虽然是属于我们这栋房子的，与春生家无关，但毕竟有些关碍——因为把墙拆了，春生家的房子就裸露出板壁，这就得给人家打个招呼不是？还有，这堵墙属于我们家的只有四分之三，还有四分之一属于另一家，也得和人家商量。你不能把整栋房子拆倒了啊！拆墙之前，父亲把这些都做了，并保证决不会拆翻房子。这样，父亲就开始拆墙，联系买家。
在我的记忆里，那两年村子里卖砖卖瓦的、卖梁卖柱的人家特别多，拆断墙的、挖墙脚的随处可见；挖到一处无主的墙脚，犹如挖到了一堆金砖般兴奋，村巷、乡场到处呈现出一个个深坑。那个时候，四邻八村的人们争相到我们村挑砖瓦，扛木材，好像我们村是个砖瓦场、木材场。后来有人形象地说，谁说我们村穷呀！某某村茅屋变瓦房，全靠我们村大力帮忙。我当时很纳闷：同在一个地域，同一个环境，相距不过二三里，一个村子穷得拆屋卖，一个村子有钱盖新房，何理？后来才明白，有句话叫做“靠啥吃啥！”只因那个村子靠近铁路线，又紧邻一个储木场，其中的隐讳就不言自明了。
父亲把属于我们的夹墙拆去了四分之二，缓解了一段日子的饥荒。然而，本已没了楼板遮挡的如今又失去墙壁蔽护的两间住房，显得那样空洞空虚，让人看着心寒而担忧。我那时就常想，这堵墙什么时候才能重新砌起来呢？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我的父亲。他的坚忍不拔，他的耐力与恒心。
过了些日子，他就开始积攒材料，准备“亡羊补牢”了。他不仅自己动手，还号召全家人外出捡砖头。那些日子，他身不离土箕，就像一个拾粪的老头，不管是在村头巷尾，还是在田间地头，只要发现一拉半拉的砖头，他就会捡到土箕里提回家。我当然也参加了拾砖的行列。放学后，我常常提着土箕在村前屋后转游，捡拾残砖断瓦。那年寒假，我在村前的池塘里忙活了好几天，收获颇丰。池塘水干得差不多见底了，靠近村子这一边的塘堰下，淤泥里露出一块块的砖头，那是经年累月人们抛下去的，更多的是塘堰垮塌时漂移在泥沼中的。
当砖块积累到一定的时候，父亲就开始砌墙了。没有钱买石灰，父亲就吩咐我们去挑些黄土，把黄土渗水踩成黄泥巴，当作粘合济。砌墙的材料都是断砖碎石，父亲也无整块的时间，常常是趁收工后、出工前抽空砌上几块……那时候我也常给他打下手，递块砖送把泥浆什么的。望着父亲弓着背爬在那残墙上一招一式地码砖、糊泥，心里涌动着一波又一波复杂的情感。父亲的动作不紧不慢，有条不紊；神情是那样认真、仔细，一脸的庄重。但我一直怀疑父亲能否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因为缺工短料，那进展的速度犹如老牛拉破车，实在慢得可以。
然而，一年后父亲终于完成了他的壮举！没有请帮工，没有花钱，一个人靠着耐力，靠着恒心，靠着坚忍不拔精神，终于把我们吃掉的一堵墙重又竖立起来了。这堵墙虽然不太平整也不太漂亮，但却凝结了父亲的心血和智慧，不能不令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感叹不已：父亲终久是父亲，不管有多苦有多难，他总会想方设法支撑起这个家！
父亲的智慧（二）：祖母的小木箱
我考上初中了！和我一同考进那所中学的同村同学，还有我在前面已经提说过的两男一女。女的和我同姓杜，男的一个姓邹一个姓熊。这已是1962年的秋天，困难还没有真正过去，但比前两年有所好转，况且家里能够出个读书人，做父母的自然很高兴。其他三位的家境比我好，他们的父母在人前都表现出喜形于色，而我的父母却喜忧参半。有乡邻给我父亲道喜说：“你家老二考中秀才了，恭喜啊！”父亲脸露笑容地看了我一眼，骂出一句“婊子崽，读书还行！可就是……”我知道，后半句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拿什么去读啊！”
那时候家里确实很穷，穷得连两三块钱学费都交不起，常常一拖再拖。大姐就是因为家里没钱，读完小学就不让她再读下去了。好在大姐还算幸运，她自己跑到县城参加招工考试，考取了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从此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若不是她节衣缩食地不时帮衬家里，那几年的饥荒岁月我们家的生活就更难过了！
现在，我要去十五六里远的中学读书，要住校。住校当然要有铺盖，要带至少一周的粮食，要有个箱子什么的。钱粮没有可以借，被子全家人挤一挤还能腾出一床旧的，可就是为一个箱子，父母却犯了愁——家里无论怎么也找不出一只适合的木箱供我拿到学校去，况且，这年我大哥也要去县农校读书，也需要一只合适的木箱。向大姐伸手要钱，买新的吧，父亲不敢这么想，也不愿这么做。大姐参加工作不久，工资本来就不多，这两年家里缺吃少穿的困难压得她已经喘不过气来了，父亲怎么忍心再去拖累她呢？
临开学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和大哥的木箱都无着落，父亲开始越来越坐卧不安了。那时候，我们家的住房可谓阔绰了，不仅占有我们自己的一栋房子，还占有祖母借住的春生家的那栋房子。我前面已经说过，父亲在杂物间开了一个门洞使两家相通，并由于地势的缘故垒起一米多高的石阶。我们把春生家的房子叫“上房”，而把我们自己的房子叫“下房”。为了我和大哥的箱子，父亲一会儿从“下屋”走到“上屋”，一会儿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一会儿又爬到楼上去……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其实，家里杉木箱子倒还有两三只，其中一只是祖母留下的。我们家原有的两只木箱，一只表面没有经过处理，本色已显陈旧；另一只是黑漆的，还有铜扣，大概是土改时分得的浮财。这两只箱子个头都太大，不适合我们拿到学校去，唯有祖母留下的那只还勉强可以。可给谁呢？给了我，大哥就没有，给了大哥，我就没有，真是难煞了父母亲。
父亲在祖母留下的木箱前面站了许久。黑漆斑驳的小木箱就摆放在窗台下的一个茶几上，高60公分左右，长70公分左右，宽50公分左右。我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他一会儿凝神默想，一会儿用手指在箱体上左右上下地测量……忽然，他眼睛倏地一亮，脸上愁云尽释，双手一拍，说：“行！”然后抱着木箱走出房间，把它搬到了“下屋”的厅堂。他找出锯子和墨斗，并开始在箱子上画线……我明白父亲要做什么，却没想到他将一只箱子变成了两只！
父亲将一只箱子从中间锯开，上半部用木板做了个箱底，就是一只完整的小木箱了；再将下半部锯开成大小两部分，小的部分钉上面板就成了箱盖，然后装上铰链，这就又是一只小木箱了。划线、锯板、刨光、钉钉……这一切，父亲都做得极认真，极细心，虽说不上精雕细琢，却也说得上严丝合缝。 “好啦！婊子崽，你们兄弟一人一只。”父亲很满意自己的杰作，把两只小木箱轮换着抱起来，左端详右摸摸地看了老半天。
两只大小相当而箱盖相异的小木箱，像变戏法似地转眼就呈现在我眼前，令我惊喜不已。我不能不赞叹父亲的智慧，他怎么就能想出这么一个好主意呢？父亲从没有拜师学艺，可木工、泥工他都会一点，虽然技艺不算精湛，也不敢外出揽工，但家中的此类活计都是他自己动手做。他做过躺椅、摇床等家具，也砌过墙、爬上房顶检过漏……有一句话说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可父母劳累了一辈子，也没见“衣丰”，也没见“食足”。可话又说回来，如若不那样做，日子肯定更艰难！
父亲将祖母的一只箱一分为二，分给了我们兄弟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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