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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理给我们一种解释，而深层原理又给我们另一种解释，这该怎么办？如果这些更加根本、更加有说服力的因素本身又在飞速地变化，这又该怎么办？
无误主义者
基督教神学家们用“无误主义者”这个词来描述这样一种人：这些人认为，即使经过了两千年的备受争议的解释和错误翻译，《圣经》仍然没有任何错误，而且，《圣经》中的每一个词都必须按照其字面的意思来理解。
经济学中也有一批无误主义者。他们认为，尽管有着各种反常、令人困惑和矛盾的现象，但是一切都没有改变。在“原理”这个层次上，他们声称，经济仅是受到了数字动荡和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很小的影响。
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公司之一的一位经理在会见欧洲石化公司的客人时说，在金融领域，事情总是在翻天覆地地变化着，这有什么新鲜吗？美国经济分析局（用越来越精确的手段来衡量意义越来越小的可变因素的政府机构）的官员布伦特·莫尔顿（Brent Moulton）告诫我们：“经济现在仍然一如既往。”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每天的原理转移到深层的原理上时，这种幻觉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正是在这种更深层次的原理上，我们发现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经济并非“一如既往”。事实上，今天创造财富的整个结构正在摇摇欲坠，暗示着更大的变化即将发生。
第四章 深层的原理（2）
过时的原理
不仅在财富表层下面存在着原理，而且还有一种清晰的方法来确定那都是些什么原理。
正如我们所刚看到的那样，今天在全世界各地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创造财富的体系，分别由犁、生产线和计算机为代表。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多数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原理”并非在所有这些体系中都体现出来。比如，尽管“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是完全用来给工业财富体系下定义的，但是，它也是从工业化前的农业经济中残留下来的，而且今天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
事实再次表明，美国联邦储备局和各中央银行在整个工业时代都起了关键的作用。然而在工业化前的社会里它们并不存在，将来或许也不存在。就连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这样的大人物都说过这些机构有可能消失，因为它们的许多功能已变得多余，或者可以由电子设施自动进行处理了。总之，在众多所谓的原理中，一些原理只是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与社会有关系，而在别的阶段就没有关系了。
相反，有些原理对于财富创造至关重要，在所有经济、所有文化和所有文明的所有发展阶段（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些就是“深层的原理”。
职业工作的未来
有些趋势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拿工作的深层原理来说吧。
这也许会令许多人感到吃惊：直到农村的劳动被工厂的工作所替代之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几个人做过什么职业工作。当然这决不是因为他们很富有，大多数人都穷得丁当响。他们没有工作，那是因为“工作”（按今天的含义，是为了赚取工资而做的正式工作）在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比如蒸汽机和其他的工业发明一样，职业工作和带薪劳动只是在过去的3个世纪才得到广泛的普及。
工作本身已经从户外转到了室内，工作时间也不受日出和日落限制，而是通过打卡来计时。支付的工资是按照工作的小时数来计算的。这些内容给“职业工作”这个词定下了最基本的定义。
但是职业工作只是整个工作的一种方式。正如最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体系所展示的那样，我们正在走向这样的一个未来：我们将看到，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工作”，但是拥有“职业工作”的人却更少了。它将极大地改变劳资关系、众议院的各个部门、立法和整个劳动市场。这对于工会来说是个坏消息。工作的深层原理正在发生着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变化。
和工作本身一样，劳动的分工也可以追溯到狩猎和搜集粮食的时代。那时候的劳动分工主要是基于性别。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有没有听说过“冶金和故障分析诉讼顾问”或者“收成后园艺师”的工作？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听过。后者是一位超级专家，他来确定超市里装蔬菜的塑料袋上应该需要多少个微型孔通气。
1776年，亚当·斯密称劳动的分工是“劳动生产力中最大的改进”的源泉。自从那之后情形一直是这样。但是工作任务越是精细和专业化，将其一体化就变得愈加困难和昂贵，尤其是在一个有创新压力的竞争经济中更是这样。
在某一点上，一体化的成本可能超过这种超级专业化的价值。而且，过于专业化的专家可能在增值创新上是把好手，但是价值骤增的创新往往是由跨学科人员临时组队研究的成果。事实上，这时候各个领域里的价值骤增也使得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了。这个问题并非是科学家和研究者独家的问题。
新的财富体系要求工种完全的重新组合。在整个经济进程中，就是将越来越临时的工种组合用于越来越临时的用途。对于财富创造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层、更根本的了。
不仅是工作和劳动分工在发生着变化，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收入分配的整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被叫做“谁得到什么？”）也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革命性变化。
第四章 深层的原理（3）
相互关联
这些只是隐藏在“基本原理”下面的基础层面的一些例子。它们甚至比表面看上去更加重要，原因是它们构成了一个体系。因此，深层原理上的变化在相互影响。而且，到现在我们所举的有限例子正是这种情形：十分有限。比如，更多的例子中肯定要包括诸如能源、环境和家庭结构等方面。今天，所有这些例子都在飞速地变化着，都在日常表面的原理下面震撼着基础。
尽管许多深层的原理时常受到严格检查，但是实际上，引发了今天财富革命的最重要的深层原理却很少受到注意。
因此，我们要踏上一条通往陌生而未知领域的路程，去探索今天所有深层原理中变化最快、最强大、最令人着迷的深层原理。毫无疑问，这三个原理将影响财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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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1）
今天，世界上的几个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中国和欧盟）都在朝着他们不想要的危机发展着，因为没有几个政治领导人做好迎接这种危机的准备，而且这种危机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设置了限制。这种隐隐逼近的危机就是“失同步化效应”的直接结果。比如，我们毫无头脑地与作为所有深层原理中最深层原理之一的时间打交道就产生了这种结果。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发展着各自的经济，但是大多数企业界、政治界和社会的领导人仍没有十分搞清楚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发达的经济需要一个发达的社会，因为每一种经济都是其存在的社会和所依赖的关键机构的产物。
如果一个国家设法加速了它的经济发展但将其重要的机构体制甩在了后面，那么这个国家最终创造财富的潜力将受到限制。你可以称之为协调发展规律。过去，世界各地的封建体制都在阻碍着工业的发展。同样，今天工业时代的官僚制度也在减缓着向创造财富的更高知识体系发展的速度。
日本的财阀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僚机构是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是这样，法国的精英部门和大学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关键的公共事业机构没有与其周围旋风般的变化同步。
这种不同步的例子在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上是最明显不过的，因为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没有能力应付它本应该管理的私营金融机构的飞跃速度和复杂性。在安然公司的丑闻中，在直接涉及到时间和时机掌握的非法合股资金的阴谋诡计中，在一件接一件的颇具创意的会计案例中，政策执行者们都被这些狡猾公司快速的操作甩在了屁股后面。当然，也有与之相媲美的例子，这就是美国情报部门最大的工作失败。他们没有从冷战目标的关注点及时转移到反恐怖主义的工作上，致使国门洞开，从而导致了“9·11”惨剧的发生。
更近些时候，失同步化的影响变得更为严重，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2005年政府对引起惨剧的卡特里娜号飓风的应对措施十分不利，甚至让人感到了尴尬。
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在世界各地，要代替或者改变工业时代机构的各种努力都遭到了来自传统受益者及其同盟的反抗。这种反抗造成了或者说至少导致了变化速度的极不均衡。这一点即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型机构都存在机能障碍的问题，因为它们与知识经济所要求的飞跃速度不同步。简而言之，今天的政府存在着与时间不协调的严重问题。
火车是否准点
对于许多给工业时代带来了影响的“现代化者”来说，一个完全同步的、像机器一般精准的社会的美梦十分具有诱惑力。因此，正如工厂启用了泰勒主义（Taylorism）的管理原理一样，苏联也采纳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目的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像机器那样有效运转的国家和社会。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拧成一股劲儿，所有的人都同步前进。
但事实上，人类和人类社会都是没有定数的体系——杂乱、不甚完美。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混乱和充满机遇的地区总是能导致产生暂时稳定的地区，而且常常是风水轮流转。这两种局面我们都需要。
稳定和同步为我们提供了必需的可预测性，这样我们在社会团体，尤其是在经济中就能够履行我们个人的职能。没有稳定和时间上的协调，生活就会沦为无政府状态和机遇的压迫对象。但是，如果发生了不稳定和不同步该怎么办？
尽管经过了数十年的内部调整，但是苏联在其整个存在期（1917～1991年）内根本没有实现其缔造者们所许诺的那种工业化。在其表面上的经济中，苏联共产党所憧憬的同步化和高效率从来没有实现过。而这种表面上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进行，那是因为有一个腐败的地下社会和一个地下经济在平行发展——如果贿赂够高，商品很可能准时地出现。
1976年，在列宁革命几乎60年之后，莫斯科的旅馆里仍然没有咖啡，橘子也很鲜见，面包是按克来称量和出售的。10年之后，就连受宠的莫斯科中产阶级也往往只能吃到土豆和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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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2）
接着，苏联的制度和经济就垮台了。1991年，当我们再次来到莫斯科时，超市里的货架上几乎都是空荡荡的。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出售的几坛子灰突突、已经发了霉的面食。还有，站在公共建筑的台阶上冻得瑟瑟发抖的老妇人卖一支圆珠笔或者餐桌上的防烫布垫。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
完全垮台的不仅是苏联的经济，而且这个经济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也随之解体了，同时烟消云散的是同步化带来的所有表层现象。没有人知道曾经许诺过的产品什么时候能够出现，甚至还能不能出现。俄罗斯的企业做事情不是来得及或是来不及，而是根本不按时间表来执行。在一次旅行中，我们被迫取消了从基辅到莫斯科的航班，而改乘午夜的火车前往。我们被告知，没有人清楚那次航班的飞机燃料能否及时送到。
人们渴望看到能够奏效的措施、能够起作用的预测和能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正如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曾说过的那样，“怎么也得让火车准点运行呀”。俄罗斯人希望弗拉季米尔 · 普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就选举他来当总统。
但是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准点运行的火车”，社会还需要准点运行的机构体制。然而，当商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它却把社会上其他的重要机构和体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这会产生什么局面呢？
准备好了雷达
没有人能够“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硬数据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回头看一眼美国主要机构正在发生的现象还是很有启示的，因为至少从现在看，这里向21世纪经济发展的竞赛是最先进的。
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一张草图。它完全是主观的臆断而且存有争议，但是它不仅对于企业领导人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应对快速的变化有所帮助，而且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益处。下面使用的例子尽管是美国的，但是它的含义却是国际性的。
让我们先聚焦变化的速度。首先想象一幅高速公路上的图像。在公路边上有一位警察骑跨在摩托车上，手里握着一支雷达测试枪对准公路。在公路上有9辆车，每辆车都代表着美国的一个主要机构，每辆车所行驶的速度都和其代表的机构真正变化的速度一样。
我们先从路上最快的那辆车开始。
领先者和落后者
每小时100英里：在我们想象的公路上，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疾驰的是一辆代表今天美国变化速度最快的主要机构的车子——公司或者企业。事实上，这辆车子也是社会上众多变革的驱动者。公司不仅在快速地运行着，而且还迫使供货商和销售商同时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都受到激烈竞争的驱使。
结果，我们发现公司在加速改变他们的使命、功能、资产、产品、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特性、与客户的关系、内部的企业文化以及一切一切。这些不同领域里的变化在以不同的速度发生着。
在企业界，技术的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往往超出了经理人和雇员所能应对的能力。金融界也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变化着，这不仅是在应对技术，而且是应对新的丑闻、新的规章、多样化的市场和金融业的动荡。与此同时，会计行业和其他体系也在争先恐后地追赶着。
每小时90英里：有一辆车紧随在企业的车子之后，车里的乘客也许令你惊讶，连我们都感到惊讶。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这辆紧随其后的第二辆车里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号机构，民间机构。他们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被挤在第二辆车子里。
民间机构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温室部门，是由数千个进行生产和变化着的非政府基层组织、亲企业和反企业的联合体、职业团体、体育联合会、天主教组织、佛教组织、塑料产品制造协会、反塑料产品的激进主义分子、邪教、憎恨税收者、鲸鱼爱好者，以及所有有关的人组成的部门。
大多数的这类组织都要求变化：环境、政府规定、国防开支、地区划分、疾病研究资助、食品标准、人权以及数千个其他的事业组织。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却拼死反对某种变化，并尽其所能来阻止或者至少减缓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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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3）
环境主义者利用法律诉讼、纠察队和其他的手段减缓了美国建设核电站的速度。他们不仅延缓工程，而且将法律诉讼的费用抬高到了极点，使得这些核电站将来无利可图。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反对核电站运动的观点，这里反映出人们利用时间和时机掌握的这门经济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