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是一个幸存的19世纪的帝国。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里，也只有它在自己的疆域内同时以极端的形式包含了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人口统计特征。如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有着所有国家中最低的出生率。它没有过“生育高峰”，因此与西方各国不同，它也没有过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补充。像西方一样，它也已然经历过了完全相同的教育转变。而且就像在西方一样，它的人口预期寿命一直毫不动摇地上升。因此，在如今的所有社会当中，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是目前年龄最老的。已经七十三四岁的勃列日涅夫（Brezhnev）先生被认为是一个老人——从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角度来说，他的确是上了年纪。但是，俄罗斯的问题恰恰是缺少继承他这一代的年轻人。任何一个到访俄罗斯的游客，都会对各处缺少精力充沛、三十出头的青年人感慨一番。
第3章 管理巨变：新的人口结构和新的人口动态（7）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在利用其唯一的劳动力储备上面临着异常艰难的问题——这个唯一的储备就是集体农庄上没有产出的劳动力。集体农庄已经变成了一种福利机构。有能力、有抱负的那些人早就已经离开农庄住进了城里。剩下的这些人都没什么产出能力——当然，是体制禁止他们变得富有产出能力；只要他们还呆在农庄里，他们就只能得到最低保障收入。要想彻底废除集体农庄并转到面向市场生产的大型家庭农场（在现代的科技条件下，这在俄罗斯是唯一真正高效的农耕形式），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就像其他任何国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俄罗斯人也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
早在1970年就预见到了人口短缺的俄罗斯人尝试了一次极端的政策转变。自从斯大林在20世纪中期掌管政权以后，外国资本已经被挡在了俄罗斯之外，这既是因为害怕外国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及其可能造成的意识形态污染，同样也是因为民族主义者的自负。但是自1970年以来，苏联已经增加了整体资本货物工厂的引进。所有这些工厂都高度自动化，都与来自“资本世界”的大企业（比如菲亚特）合营，可以生产汽车、卡车、重型机械或轮船。为了做到这一点，苏联及其卫星国陷入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沉重债务之中。
然而，这一力图防止人口特征造成严重后果的尝试却是一次绝对的失败。即使有些工厂最终会投产——到目前为止，其中的大多数都还只是项目，尽管有巨大的资本投资——它们也将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不是自动化的。事实上，这些工厂将需要的劳动力类型，也就是熟练的维护工人、工长和技术人员，恰恰是苏联最短缺的。
剩下的只有一种选择：短期内的大规模裁军。
与此同时，苏联亚洲部分的人口正在迅速膨胀，尤其是年轻人的数量。亚洲人已经成为苏联人口中的多数。到了2000年，在苏联的现有区域内，将有2/3的人口是亚洲人，而且其中近一半是穆斯林。然而到目前为止，苏联的亚洲人还没有在权力和声望方面获得一席之地。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有3/4）不说俄语；然而，在苏联开展各种业务都要使用俄语。在政府、大学以及企业界里，几乎没有多少重要的职位由亚洲人担任。他们既不是科学和技术领域内的代表，也不是艺术领域内的先锋。最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在苏联的武装力量中没有几个高层军官是亚洲人——这些发号施令的职位被严格地留给了白皮肤的欧洲人。
因此，作为人口统计特征的一个结果，苏联要么必须削减工业或军队的规模，要么必须改革集体农庄。他们无法逃避发达的欧洲部分与发展中的亚洲部分在人口方面日益加剧的矛盾。在接下来的25年里，苏联将面对诸多矛盾——包括种族的、宗教的和文化的矛盾。
移民的终止
那些同样也面临传统劳动力人数骤减的西方发达国家，如今不能再指望靠着从发展中的未工业化地区引进移民来补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通过大规模的移民解决了这一时期较小的人口问题。如今，这种解决办法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都将不再适用。
马歇尔计划与石油危机之间的25年，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移民的时期。在这期间，数量非常巨大的人口从未工业化地区迁移到了工业化的城市环境中。在有些地区，比如美国、日本和苏联，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发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3章 管理巨变：新的人口结构和新的人口动态（8）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日本仍有3/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而且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在种地。如今，日本的农村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1/5，农民的数量更是仅占总人口的10％。同样，在美国，农村人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减少了2/3——如今靠种地为生的美国人还不到总人口的1/20。在苏联，有1/4的人口仍旧被困在生产力低下的集体农庄中——但是在1945年，这个比例是将近50％。
在西欧有过相似的从农场向城市的迁移，尤其是在德国南部、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但是，西欧的主要移民是从欧洲的未工业化地区，也就是欧洲南部、地中海地区、西班牙、西西里、希腊、葡萄牙、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和南斯拉夫，迁往工业化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在有些国家比如瑞士，很多行业中的“外来工人”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工人。
如今，只有一个国家的移民还将继续：美国。美国可以指望来自墨西哥的大规模移民。墨西哥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有着最大的劳动力过剩和最高的失业率，尽管它的邻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而且紧挨着美国最富有但却非常缺乏愿意从事传统职位的本土年轻人的西南地区。
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超过2 000英里的开放边界线上，几乎没有办法防止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大规模移民。这些移民一路进入美国的西南地区——从圣迭戈到丹佛，另一路进入东部和中西部的都市区——已经有了大量拉美人口的纽约、费城和芝加哥。的确，墨西哥移民对南加利福尼亚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已经开始了。到了2000年，美籍拉美人将占到美国25亿人口中的大约5 000万；现在他们的人数是1 500万。在官方看来他们是“合法的”、“不合法的”还是“准合法的”，这并不重要。不管怎样，在今后的20～25年里，美国的西南地区可能是发达世界中唯一一个表现为传统制造业大规模增长的地区。
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说，墨西哥人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将激化种族矛盾。随着接近多数的美国人在一个“新教伦理”的国家中变成天主教徒，宗教可能会再次变成一个政治问题。由于“美籍墨西哥人”威胁取代美国黑人，被官方认可为“贫困”并因此享有特权的“少数民族”，所以美国甚至有可能出现“黑人的激烈反应”。但是，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在其整个历史上多次遇到和处理（或者错误地处理）过的。从经济上来说，不管工会可能说什么，来自墨西哥的大规模移民应该是有益的，并且事实上应该可以给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久违了的竞争优势。
但是在西方发达世界的其他地区，移民将不再能起到缓解的作用。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满足了美国和日本工业经济的半失业工人，其储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耗尽了。在美国和日本的农场上已经不剩多少未工业化的劳动力了；在这两个国家里，大部分的“小农”都已经在企业中工作了，尽管他们可能生活在一个不太肥沃的农场上，而且还养着几只鸡。非日本人比如越南人向日本的移民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日本人至今尚未完全同化多年以前到来的少数韩国人。至于说西欧，“外来工人”的再一次大规模移民几乎不可能发生。这些社会将无法再忍受过去25年的移民所造成的那种动荡。无论如何，西欧的每一个发达社会都将像瑞士人和德国人已经在做的那样，控制移民和“外来工人”的数量，而不是鼓励从未工业化地区向工业化地区的进一步移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3章 管理巨变：新的人口结构和新的人口动态（9）
早在250多年以前，也就是自从统计学之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首次着眼于18世纪早期兰开夏郡和约克夏郡的城市萌芽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城市文明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移民流的人数过多，社会动荡就会来临。在这一点上来说，如今美国大城市中的黑人聚居区，与1900年前后来到维也纳的捷克人定居的可怕贫民窟，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知道的1850年的利物浦或曼彻斯特，非常类似于今天小说家笔下意大利北部西西里人的都灵、洛杉矶东部美籍墨西哥人的聚居区或者是德国鲁尔地区土耳其“外来工人”的贫民窟。同样属于同一时期的悲惨世界，还有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他写于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描写的兰开夏郡的纺纱厂——在这里，遭受残酷剥削的绝望的无产者被工业丛林彻底吞没了。
进一步的大规模移民显然会遭到反对并且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因此总的来说，发达世界将必须利用自有的劳动大军来勉强应付。发达世界将必须接受这样一些事实：接近工作年龄的年轻人数量锐减；学校教育迅速升级，年轻人的期望因此骤然提升；劳动大军日趋多元化——女性已经在工作参与上（但未必是在工作理念上）与男性平起平坐；“工作”已经不再一定意味着一份全职的、终身的职位；强制退休的时代已经终结，尤其是认为一个人“退休”后就会自动“停止工作”的假定已经不再成立。
而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都最为重要的问题，将是如何为潮水般涌现的接近工作年龄的年轻人找到工作。他们已经离开偏远的山村进入到发展迅速的大城市的中心，他们的身影和声音已经不会再被人们所忽略。
这些都是新的现实。
生产分工：跨国一体化
在发达国家里，传统工作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工作的成本必然因劳动力短缺而上升。但是，即使急剧地提高传统工作的薪水，这也不会创造出所需的劳动力；人们就是不肯做这样的工作。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必然会下降，除非他们能够从别的地方为生产的劳动密集阶段找到一支劳动大军。
发展中国家会一个个地面临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国民产值的下降——以及对社会和政治稳定性的严重威胁，除非他们能够为只胜任传统劳动密集型工作的过剩劳动力找到工作。他们没有科技和资本，没有建立自己完整的行业所需的管理人才，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为这样一些行业创造产品需求的市场。对于那些要求科技和高级管理技能的生产阶段，他们将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发达世界及其过剩的高素质人才。而且只有在发达世界里，发展中国家才有希望为他们的过剩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找到足够大的市场。
因此，生产分工的实践将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样需要的。在生产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适合于传统工作的丰富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资源（管理才能、科技、高素质人才、市场和购买力）被结合在一起。
在美国销售的皮鞋往往出自一头美国牛身上的皮。然而通常来说，这张皮不是在美国鞣制成革的，而是要运到像巴西这样的地方去加工。鞣革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在美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来从事这类工作。然后，鞣制出来的皮革被运往加勒比地区——或许是通过一家作为中介的日本贸易公司。皮革的一部分可能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加工成了鞋帮，而另一部分则可能在海地加工成了鞋底。然后，这些鞋帮和鞋底被运到巴巴多斯或牙买加这样的岛国——这些国家的产品可以进入英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或者被运到波多黎各——在那里，它们被加工成皮鞋，在美国的关税庇护下进入美国市场。
第3章 管理巨变：新的人口结构和新的人口动态（10）
这些皮鞋最初是什么呢？是皮。尽管皮是最大的单一成本要素，但也仍旧只占制鞋厂商生产成本的1/4。按照劳动含量来说，这些鞋是“进口鞋”；按照技术含量来说，这些鞋是“美国制造”。毫无疑问，这些鞋是真正的“跨国鞋”。任何具有较高劳动含量的东西都是在发展中国家加工的。牛的饲养是一个高度资本密集型的过程，高度自动化并且要求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因此需要在具备了必要的技术、知识和设备的发达国家里完成。鞋的设计、质量控制和营销这一整个过程的管理，也需要全部在发达国家中完成，因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人力和技能存在于发达国家中。
生产分工的另一个例子是手持电子计算器。计算器上可能会有一家日本公司的铭牌，但这个铭牌也是计算器上唯一一件“日本制造”的东西。计算器的电子芯片来自于美国——要么是达拉斯，要么就是离旧金山挺远的“硅谷”。这些计算器组装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或者尼日利亚——任何能够找到中国转包商的地方。制造计算器框架用的钢铁可能是一家印度钢铁厂的产品——这家钢铁厂或许原本是为了给一家印度汽车企业生产钢材而建的，但这家汽车企业却始终没能成为现实。然后，在神户或横滨的某个自由港，这些计算器被贴上了“日本制造”的标签。它们被销往全世界，当然主要是在发达国家。设计、质量控制和营销等，都是由设在某个非常发达的国家里的一家日本企业完成的。那些要求高科技、严格的质量控制和高资本投入的生产阶段，比如芯片的设计和制造，也都是在美国这个发达国家里完成的。但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却是在发展中国家完成的。
这些例子可能已经被无限地放大了，因为在最近这10年里，生产分工一直是国际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作为一个我在几年前杜撰出来并且尚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生产分工正日益成为整个西方世界里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模式。
生产分工对设计、营销和质量控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对规划、组织、整合以及协调等管理才能提出了甚至更高的要求。但是，生产分工却使控制与整合的传统途径——资本投资——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它只要求发展中国家里最低限度的资本投资。在摩洛哥、尼日利亚或马来西亚，只要拿到了来自发达世界中某家大营销企业的订单，转包商就可以通过传统的短期银行信贷获得所需的资金。
作为半导体技术的先驱者之一，一家著名的电子企业在西非拥有12 000多名员工（占其整个员工队伍的一半），而且其制造工作的2/3是在那里完成的。但是当我问他们在西非投入了多少企业资本时，回答是：“每个月两张泛美航空公司的往返机票。”所有其余的资本投入，都是西非的转包商凭母公司保证购买西非子公司产品的坚定承诺获得的银行信贷。
生产分工的第二种形式尤其受日本人的推崇，那就是甚至更加复杂的整个工厂的输出——通过把产品销往发达国家，这种形式获利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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