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通俗心理学”。我们这种态度使托马斯·曼大为不悦，不过更糟的还在后头呢。他不是当晚的“明星”，那一晚坐在吉妮亚旁最受瞩目的却是个20来岁的女孩。她也是施瓦兹瓦尔德学校的毕业生，在美国东部一所知名的女子学院做了一年交换学生。我们本以为对美国的教育了解得相当多了，但是她的报告——美国年轻人求爱、约会、对异性的爱慕之情以及故意“滥交”的情形，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性”在当时的维也纳来说，已是完全放任、自由，但比起美国，仍有不及。
接着，吉妮亚转向托马斯·曼，请他评论一下这码子事。他以一个传统的、受过教育的欧洲男性的角度，振振有词地论述美国人的“因循守旧”。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20）
“嗯，我不确定是否如此，”吉妮亚说道，“毕竟我看过不少10来岁的年轻女孩。该来的还是会来，我们在‘性’方面虽是完全开放，完全不设限，但在那个年纪还是会遭受挫折和痛苦。美国人有计划地这么做，也许可以减轻不少痛苦。”托马斯·曼博士很快就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过。
吉妮亚沙龙里的人，都有希望成为“明星”。我在十四五岁时，第一次登上了吉妮亚身旁的“表演者宝座”。那个年纪进沙龙也许还算太小，不准进场呢，不过我还是去了。那次，我只过了几分钟的“明星瘾”——在某人论述后，我问了一个问题，于是吉妮亚说：“我听不见你说的话，你何不来这儿坐在我旁边，告诉大家你的想法？”所以，我就“上台”了。
几年后，在我高中毕业的前一年，也是即将远离维也纳之前，我又去了吉妮亚的沙龙。我迟到了，于是向大家道歉，并解释说我一直在图书馆查资料，准备一篇大学入学要考的论文。吉妮亚问我：“你在写什么呢？”她对每一件事都很好奇。
“我的题目是巴拿马运河对世界贸易的影响。这个运河10年前才通航，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个课题。”
“真是有趣，”吉妮亚说，“过来吧，坐在我旁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吧。”
然后，她又提高声调，加了一句：“赫姆，安妮特，你们两个也过来听听彼得·德鲁克发言。或许你们会认为他研究的东西颇为有趣。”
说完了之后，赫姆开口了，他声如洪钟，这些话语让我一生受用不尽。
“在处理统计数字时要记住：绝对不要相信这些数字。不管知不知道这些数据是谁提出的，都要怀疑其可靠性。过去，我管政府的出口统计数字管了12年，这点我再清楚不过了。”
安妮特看到我惊讶的神情也说话了，其声音如长笛般轻柔。
“你不是说没有人出版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吗？”我点点头，“那么，你非得把这论文出版不可——这里有一张期刊的名单，或许你可以投稿给他们。”
明星中有一些是业余的，或是偶尔来做客的，还有几个则是“固定的”沙龙明星，所到之处，不管是在维也纳或是吉妮亚的湖上沙龙，都会引起一阵旋风。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是毛奇伯爵，还有多乐丝·汤普森。
毛奇是普鲁士军事英雄的曾孙，后来成为德国对抗纳粹的精神领袖，并设法在1944年暗杀希特勒，也是纳粹恐怖最后的牺牲者；而汤普森女士则是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这两位都具有吉妮亚最欣赏的“明星特质”——才智过人、独立，而且有着教人目眩神迷的容貌。他们两人都很高、头大如狮——毛奇黝黑，汤普森则是亮丽的金发美女，皆有不同凡响的魅力，是天生的赢家和领袖人物。他们和施瓦兹瓦尔德家的要员玛莎、米策和安妮特一样，都是美的象征。赫姆和吉妮亚有自知之明，这点是他俩永远比不上的，也就是超越肉体的外在之美。
赫姆树敌很多，这些对手都认为他是重量级的人物。反之，吉妮亚却常常被小看了。她是个“大忙人”，她自己也承认。她这个人不仅不够圆滑、粗犷，凡事过于认真，常常分不清什么是幽默、什么是滑稽；她更是个不甚敏感的人，但是，这种迟钝却是一种很大的力量，任何的嘲弄和批评都伤不了她。纵使面临令人困窘的情况，羞得让人想在地上找个洞钻进去，吉妮亚还是无动于衷，她是个从不害羞的人。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21）
记得有一回吉妮亚办的活动，就使我羞得无地自容。那次她发起了帮助老人的运动，却名之为“救救老古董”。“老古董”在德文中指的是那些已到风烛残年，快走到人生尽头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老人，经历了饥饿和通货膨胀的摧残，的确十分需要援助，而不管是政府或私人的公益活动都没有帮助他们的计划，因此吉妮亚这个构想实在是不错。然而，在吉妮亚宣布活动开始之时，却没有几个“老古董”肯前来登记，因为这些老人宁可自力更生，也不愿接受援助；此外，“老古董”一词引人注目，也使得老人裹足不前。
然而，吉妮亚还是想出了一个绝佳的点子来进行这个活动。她把所有维也纳的少年都动员起来，叫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到各处去找“老古董”，然后向救世军总部报告这些老人的姓名。之后，施瓦兹瓦尔德学校的女学生就会带领着一群高中生去这些老人的家中访问，看看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并完成任务，比方说帮这些老人做家务等。为了使参与这个活动的少年热衷于这项工作，吉妮亚还创办了《老古董通讯》这份刊物，并公布每周拉到最多“老古董”的冠军少年。找出这些“老古董”，要比当时流行的收集橄榄球明星或电影明星的卡片来得有意义，因此我们这一群13岁的孩子一齐冲到外面，“猎取”那些需要援助的“老古董”。
我找到一家三姊妹，是过世已久的军官之女，她们的母亲以前跟奶奶学过钢琴，也过世了。因此，这三姊妹可说是和我母亲同一辈的，而非老得不能动的“老古董”。这三姊妹其中之一是我的钢琴老师，另外两个则在初级中学教书。她们受不了我的“纠缠”，终于同意我把她们的名字报上去，我也就得以在《老古董通讯》上大出风头。不料过了一个月，我们都受邀去参加这三姊妹之一的婚礼。即使是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13岁少年都看得出，这场婚礼是拖到了“最后一刻”才举行的，因为没有几天，这个“老古董新娘”就生了个健康的娃娃。在这几个礼拜，我们都被笑惨了。这个“救救老古董”的活动原本立意甚佳，至此成了众人的笑柄。
吉妮亚的反应却十分简单：“下一步该做什么？”别人批评她“没有原则”，她却完全不当一回事。她在教育蔚为风潮之时，也就是教育家杜威和蒙台梭利的时代创办了学校，没有依据什么教育理论，更认为这些理论根本没用，她说老师教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创办学校对她而言，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为女人争取平等。
我想，吉妮亚极为重视考试课程。如果大学入学考试包括编篮子以及占星术，吉妮亚一定会开这些课，而且一定教得很好。同样的，她并不信奉什么有关政治或社会的“主义”。当然，自从她在苏黎世求学开始，她一定接触了不少理论，因为苏黎世正是所有理论的中心，从*主义、无政府主义到人神合一的通神学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等一应俱全。但是，她只对特殊的公益活动有兴趣，并很重视结果。
在1932年左右，吉妮亚已远离“社会活动”一段时间了，这时她却被卷入公共辩论之中，成为曝光率颇高的公众人物；她虽厌恶如此，但也由不得她。当时，中欧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也就是一个定居在维也纳的捷克企业集团领袖，和其纺织工厂工会发生冲突。这个企业家认为机不可失，此时正可一举消灭工会。在这不景气萧条之时，库存量还很多，因此企业不怕劳工进行长期*，因此相形之下，工会的力量可谓较为薄弱。然而，即使屈居下风，工会还是觉得要发动攻势。这些在捷克的工会成员皆以德语为主要语言，是由保守的社会*党领导的，工会还遭到纳粹的破坏，而纳粹之所以攻击工会的借口是，工会领导者主要是犹太的社会主义者，老板也是犹太人，因此那些工会首领会出卖劳工。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会就觉得非诉诸行动，进行*不可。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22）
吉妮亚知道这个事件后，大动肝火，她认为3万名劳工为了骄傲、虚荣和权力抛下工作，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她想，得有人出面调解，于是就去跟双方说，他们应该如何如何。她最后赢得许多企业家、工会领导人、报界以及政治人物的支持，使得劳资双方终于坐在谈判桌上，签署她一手规划的协定。
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感谢她。后来，劳资双方都指责她，说她害他们“违背自己的原则”。有个年轻记者在探访她的时候问道，强迫劳资双方放弃自己的原则，是她所乐意的吗？她的感想如何？她简单明了地答道：“对于叫别人做牺牲的原则，我实在不敢恭维。”在这个一切追求绝对的时代——不管是教育、心理、生态、经济、政治或是种族方面，都在歌颂“牺牲精神”，以追求“多数人的福利”的时代，吉妮亚这么说，简直是异教邪说。不过，被斥为异端的吉妮亚，到底还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赫姆和吉妮亚这般不同于凡俗？说起来他们实在是有趣的人物，或许行为夸张、奇特，更常犯了度量狭小的毛病，但是他们一点也不神秘，的确是属于这个世间的真实人物，而且一点污泥都沾染不上他们的身。和他们亲近的人听到有人批评他们，或是取笑他们，或许皆不以为然，但还是觉得有种奇诡、不安的气氛围绕着他们俩。就是这种潜藏的诡异之感让我很早就体会到，我可以以他们为主角写一本小说，但永远捕捉不到他们的真面目。
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在梦中找到答案。瑞典作家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ef）写了一个儿童冒险故事《尼尔斯历险记》（Nils Holgersson），不但引人入胜，而且让人对瑞典的历史、地理留下深刻的印象。早在童年时，我就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前前后后不知读了多少遍。至今，我虽没去过几次瑞典，却自认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国家。
这本书中有一段特别吸引我，那就是瑞典版的亚特兰提斯古神话——一座沉没大陆的故事：有个水手在船触礁之后，发现自己身在海底的一座沉没之城。骄傲、自大和贪婪是这座城没入大海的原因，而里面的居民所受的惩罚就是永世不得安息。每到星期天，钟声响起，大家都到奢华的教堂做礼拜，为的就是希望一星期的其他六天都可以把上帝抛在脑后、互相欺诈，以不存在的货品做交易。这些人穿着华丽的古装，互相争奇斗艳。其实，这已是座死城，而那些人也没有生命了。这从阳世而来的水手，目睹了一切，顿时目瞪口呆，但他也知道要小心不被发现，不然也会跟他们一样，变成行尸走肉，永远见不到陆地和阳光，享受爱情、生命与死亡。
读了这故事之后几年，大概是在10岁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就是那名水手。那座奇异的城市叫我目眩神驰，但又胆战心惊，生怕因服装不同，被人识破而引起大家的叫嚣，遭来追捕。但是我实在太想看看那些居民的样子，我想，若没有人注意到我，说不定可一窥他们那宽边帽下的容颜。但是，突然间，有人转过身来，瞪着我——就在这一刻，我从噩梦中吓醒了。
长大之后，这个梦境就很少出现了。自我移居美国后，更是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但是，10年后，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个月，听说好多好多人都死了，幸存者此起彼落地从灰烬中爬出，我又做了一次那样的梦，但这梦境却有不同的结局。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突然看到那宽边帽下的面容——啊，是赫姆和吉妮亚！。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23）
介于两次大战中的维也纳，以及全欧，都对“战前”充满着迷恋。只有赫姆和吉妮亚得以回到那个时代。他们的沙龙就是已没入大海的亚特兰提斯，他们已逝，却无法真正地死亡。这就是他们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他们令人觉得奇异又骇人之处。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维也纳，倒是很少有人会缅怀古老的奥匈帝国。大多数的人都同意奥地利作家穆西尔（Robert Musil）的说法，称战前的维也纳为“卡卡尼亚”（Kakania），也就是“贵族的”之意。“卡卡尼亚”是旧奥匈帝国官员的简称“K ＆ K”，原为Kaiserlich ＆ Koeniglich，指“皇家贵族”之意。穆西尔所著《无品之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一书，今天虽已被人遗忘，但在30年代初期的维也纳可真引起了一波文学风潮。然而，这“卡卡尼亚”中的“卡卡”也是奥地利的童言童语，指的是“粪便”；因此“卡卡尼亚”又成了“粪屎之地”；然而那“尊贵的战前”可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比方说，在20年代初期，维也纳歌剧院是由两位伟大音乐家所指挥，也就是沃尔特（Bruno Walter）和施特劳斯。后来，他们都被迫下台，就是因为他们的风格不像“战前的”马勒。后来的继任者顶多是平庸之辈，或者懂一点马勒那种形式主义而已。和马勒同一时代的歌唱家也老了。比方说，有一位丹麦男高音罗斯温吉（Helge Roswaenge）（他也是赫姆和吉妮亚的朋友）每回到歌剧《罗安格林》（Ｌohengrin）或《纽伦堡的歌手》（Die Ｍeistersinger）中客串演出时，总是佳评如潮，但他却无法得到一纸合约，就是因为他和战前的风格有点儿差异。
还有一件事：维也纳保守派政府为了安抚德国国家主义者，赢得他们在国会的支持，曾宣称维也纳大学不得让任何犹太人做正式的教授，然而事实上却让一个能力平庸、才学相当浅薄的犹太人取得了这个教职。他从未出版过任何东西，说起来是个相当差劲的老师，他的幸运只因他的父亲是“战前”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后来继承了父亲的全套讲义，因此得以顺利踏入维大。以反对犹太人著称的部长在国会上遭到质疑时，居然声称“这样我们就有‘战前的’学者了”。
在我们住家附近，有一家大型的美食店开业了，里面卖的酒、蜜饯、乳酪和香肠等都和一些高级昂贵的店同一个品牌，价格却便宜多了，不但近，而且可以免费送货。因此，邻近的妇女常常惠顾，而且非常满意他们的服务，但若“有人同行”的话，她们还是会到城里较为昂贵的店去买。她们的丈夫会问：“明明是一个牌子，为什么要大老远地多花好几个小时去城里挑？更别提多付了冤枉钱！”这些夫人的回答是：“不过，他们保证有‘战前’的品质啊！”
每次我需要一套“像样的”西装时，我母亲就带我到圣斯蒂芬大教堂对面的大型“战前”男士服装店。最后，这家店的伙计总会从柜台倾身过来，在我们耳边轻轻地说：“我们还有几套有‘战前’品质的西装，这是特别为了像您这样的‘战前’贵客保留的。”然后，他就展示一些和方才看到的一模一样的西装给我们看，不过标价是原来的一倍半。
这种对于“战前”的迷恋，并不止于琐事，也不是只发生在奥地利而已。在20年代，经济与社会统计学开始勃兴，原因就在于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