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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发生在1974年。这年冬天，农场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扎根农场动员会，我们农场党委把我父亲、王安石的父亲等十余名知青家长请到农场场部，并要求家长在大会上表态发言—支持子女留在农场工作。活动结束后，我和父亲一起从农场场部走回五七连队，在长长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佳芬，今天来之前我已和你妈妈商量好了，既然我们已表态支持你扎根农场了，如果你觉得王安石是个可以信任和托付的人，我们就不反对你谈恋爱了，你自己选择吧。”我一直很庆幸我有一对深明大义的父母，而在那一刻，在父母解除了“恋爱禁令”后，我却有了更大的压力。
大批新知青来到农场，王安石被提到新建的连队当书记去了。此后我到了场部当领导，他又去参加海丰围垦指挥部的工作。频繁的工作调换，我们只能互通来信互相关怀，同时我们也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们都渴望多积累工作经验，为将来打好基础，这是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的特殊爱情关系。
1977年2月，我跟王安石在农场结婚了，他成了我守候一生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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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7）
时间流转，很快进入1976年，那是动荡变迁的一年。先是在1月8日，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病逝，首都人民含泪相送，《人民文学》作者吴瑛的一篇《十里长街送总理》在很多年内都令人潸然泪下。随后的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病逝北京。一年之内，中国相继痛失两大领袖，举国悲痛。与之相比，另一场影响深远的行动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那便是粉碎“四人帮”，这场运动比毛主席、周总理的逝去更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中国。
在上海，我们欢欣鼓舞地庆贺“四人帮”倒台，积极参与到纠正历史错误的社会大变革洪流中。但历史的风云注定是要大变了。1977年，高考恢复，一个被割裂的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在茫然了10年之后，社会突然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又有机会实现读书梦了。农场里大批的知青干部都开始参加高考，但我却正在怀孕而与读大学失之交臂，我丈夫王安石原本铁定要上大学的，却因他父亲重病住院，不得不请事假在医院照顾，因此我们双双错过了这次历史性的高考，否则人生可能又会是另外的风景了。高考不成，农场开始了清查“四人帮”的运动。由于星火五七连队被列为“四人帮”树立的先进典型，且当时张春桥的儿子又在我们农场一个连队工作，于是我们就被怀疑与“四人帮”有关系，有人揭发我去大寨跟江青见过面，回来又作过许多报告。曾经的辉煌转瞬变成了嫌疑，沧海桑田便这样转换着。另一方面，我在当农场领导时，提拔培养了许多年轻干部，但到此时却也变成了执行“四人帮”、“全青全新”干部路线的罪证，成为批判我的理由所在。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我竟然成了责问批判的焦点。我毫无思想准备，只觉难过委屈，脑子里只有一句话：你们怎么能这样！我本能地解释、申辩，但除了再次证明我在政治上的幼稚外，再没有其他意义了。回到办公室后我忍不住哭了，我的老领导庄俊平过来安慰我说：“佳芬啊，你要经得起这次考验，你是领导班子成员，我们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时，肯定会有各方面的问题，我们要主动配合。”老领导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在擦干眼泪以后，我从更高的层面去理解“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意义，我理解此刻的我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毛主席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活生生地与现实世界对接起来。
第二年春天，我从党委副书记改任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我很平静地搬出办公室，没有抱怨，我觉得自己确实才疏学浅，要成为一名称职的领导，必须在实践中好好磨炼，于是很热情地开始新工作、新思考。此时的中国真正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夜，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地进行着，它颠覆了长期束缚着人们头脑的精神桎梏，深刻地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我也被击中了，我在不断地思考中走向新的方向。
首先是因1978年《解放日报》的一篇报道，当时这份我从小就看的党报头版头条上，刊发了一个叫曹南微的人物故事，此人中学毕业后病休在家，恢复高考时却直接考进了研究生，《解放日报》选此人作为榜样报道出来，立时在很多下乡知青的心中掀起轩然大波，一份主流媒体，曾经刊登过无数赞扬上山下乡的文章，今天却在树立另一种标杆，巨大的差异让人不得不思索社会的风向是否已变？我们听党的话上山下乡是否真的走错了？我们开始迷茫、动摇。这时又有一篇文章给我们的焦虑添了把火，文章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这些知青都是吃“狼奶“长大的，没有知识没有道德，不懂修养……”这真是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曾经我们赖以自豪的事业，到这个历史时刻，却变成了截然不同的性质，我陷入了沉思。
此时，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开始解冻，社会上出现了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的新规定，一时间大批知青返回上海。那是一次汹涌而来的浪潮，甚至出现了一个八人的宿舍几天之内走了六七个人的事情，其中也包括我费尽心力新提拔的知青干部，留下的都成了孤独、伤心、哭泣的人。我们原来有两万三千人的农场，几个月内走了一万六千人，最高峰的时候，农场用以证明身份的图章就挂到派出所门口，要走的人自己盖章就可以走了。我一面为无数青年可以重返城市、无数家庭可以团聚而喜悦，一面又担心农场还能维持多久？未来我们将怎样管理？
农场走了太多的人，已经显得萧条了。我们留下的人心情特别压抑。一天，一位已调走的党委领导来看我，他说：“佳芬，这么多人走了，而我们留守在这里。也许五年后他们读书的、做工的人都成红色资本家回来了，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但这是历史，注定要有人像我们今天这样做，我们就是铺路石。”他的一席话触动了我，我问自己，我真的愿意成为铺路石吗？
考虑到自己还是农场的领导，还是知青的带头人，我决定放弃顶替母亲回沪的机会，留在农场继续好好干。我说服了自己，就有能力说服别人。在此时的农场干部会议上，我的表态发言显得深沉和有力度，我说：“知青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需要我们想清楚后自觉留在农场工作；农场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也可以有作为、有出息；我决定继续留在农场工作，但我也必须寻找到我能发挥作用的岗位。”我恳切的语言和冷静分析的发言，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我的讲话结束后，很多人都跟我会心地点头。会后，很多人送来了真诚的鼓励。
在以后几年的政治学习运动中，因为农场人事变动很快，当时的领导陆续都调离了，我成了顶在风口浪尖的“留种西瓜”，理所当然要承担很多责任。当时为解决老三届知青中一批人继续学习的问题，市教育局特地委托上海高校搞了两年制的“干部专修班”，我也积极报名，想了却读大学的梦，万万没想到竟被告之“没有资格”。我非常震惊，但此时的我早已习惯了各种打击和不平，相反却树立起无比坚定的意志。我流着眼泪，强忍委屈和痛楚，发奋考上了电视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我不相信我没有上大学的权利。
在经受了一次次的风浪和考验后，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已经能做到心态客观平静了：我不再随波逐流，我也不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党内整风时，一位农场领导找我谈话，要我端正态度，我听后非常坦然地告诉他说：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够得上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我已经在为自己的理想活着，职位名利虽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是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第一章 青春激荡（8）
联营厂生涯：是“充军”，还是机遇？
我因生孩子而错失第一次高考，在生完孩子的56天后，我带着孩子和月嫂又回到农场的家。尽管我的未来还没有答案，不知路在何方，但我却清醒地知道：我不能停下来，必须抓住今天，争取明天。为此，我给自己制订了新的工作学习计划，白天在工作中学习—尽可能争取所有的实践机会，增加自己的实干本领；晚上则上夜校补习高中课程—下农场前我只完成了初二的学业，其后十来年中，我也一直没有静下心来专心文化学习，因此在孩子断奶后，我马上报名读夜校，用了两年的晚上时间，考出了高中文凭。
此时的我来到了三十岁的路口，俗话说三十而立，这是有道理的，我是该继续留在农场还是离开成了长久的思考，离开我能做什么，而留下又能干什么呢？在那样的时刻我们特别需要灯塔的指引。恰在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发表了，我看到其中一句话：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生活在现在的人大概无法想象这样的语言所代表的意义，但对于那时的迷茫知青而言，它却是照亮未来的灯塔。在仔细思索了这句话的真谛后，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转行搞经济工作。当时我们农场正在和上海的中国钟厂谈一个联营合作项目，凭直觉我认为这是我的机会，便主动请缨领衔挂帅。我全然不顾别人说是“充军”、“贬职”的议论（工厂离场部有10公里的路），也不管此行是否“凶多吉少”，我只知道这件事对农场有利、对我的发展有价值，我就义无反顾地去尝试。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做了联营厂中方筹建组组长，同时我也觅到一位曾是中国农业银行襄理的老银行家做我的顾问，由此开始了崭新的工业企业管理生涯。
我的直觉是正确的，联营厂代表了上海工业扩散转移的新方向，由此我们得到上海市计划委员会的关注，这给工作带来莫大好处。通过全力突破，我们争取到了农场联营企业享受上海户口的特殊政策，
凭此我们大张旗鼓地在农场开展宣传和招聘，200名优秀青年作为新工厂管理技术骨干加入到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进入了在上海的中国钟厂。我把刚两岁半的儿子送进了全托幼儿园，和这批骨干一起到中国钟厂实习了。
中国钟厂在当时生产的三五牌台钟还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后来成为“中国首富”的四川人牟其中赚的第一桶金，便来源于倒卖台钟。而我们联营厂是为中国钟厂增加机芯生产能力而设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工厂转移创造条件，因此冲压、机动装配和电镀生产能力都要新建和转移。我们到达钟厂实习的主要任务是掌握生产环节中的各项技术，这并不是很难的活儿，但此前我们全都是“土包子”，对机械一窍不通，因此跟钟厂师傅特难沟通。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恶补”。于是我白天在工厂尽可能多地理解各个工段的管理和相互联系，了解零部件的各道工序和关系，晚上我则借一本工艺手册，回家再抄写、熟读。很快，原来对我不屑一顾的技术老师傅也来和我商量事了，半年实习下来，我们团队个个成了当班的主力军，
令钟厂的老师傅们刮目相看，在那个时候，这也算一个奇迹了。
与此同时，农场的另一支队伍也在半年内完成了改建厂房的工作，1981年的6月，我们的联营厂正式开业了。但就在一切顺风顺水时，变局也在酝酿。联营厂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地方，注定要伴随着利益矛盾发展，市场供求和价格制定原则带来的利益分配，永远像扯不完的乱麻般缠绕着工农双方。一段时间下来，我们与中国钟厂的合作因为总量没有大幅度增长，工方要保住原有利益，农方投入也要分得利益的纠缠，一直处在矛盾争论中心。我使尽浑身解数，四处周旋，风风火火地活动在各部门间：我在农场的党委会上争取到必须发展的主导方针，又去钟厂的领导那里要求下放更多的零部件生产和给予更好的价格，我总结联营厂的情况，争取得到钟表公司和轻工业局领导的支持……在我最无奈的时候，我甚至在星期天直接去敲市计委领导的家门，心急火燎地请求领导相助。我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给当时计委的一位主任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到农场局协调，希望调我到市计委工作，只是农场不肯放而作罢。
钟表生产的复杂性在于计划性，上百种规格的产品，几十个零部件有上千道工序，还有成品钟15天的校准期，没有科学管理的系统，就是整天“救火”的命。因此我在摸透了联营厂的要点后，将重点放在计划和质量部门，并和上海总厂建立了直通快线，这样的改革让我对工业管理有了信心。与此同时，在钟厂工作期间我又考进了上海电视大学工业管理专业，花了两年业余时间学完三年制大专的全部课程，这也大大提升了我的管理能力。在毕业前夕，我结合我在联营厂工作的经验，撰写了《联营企业发展问题思考》的论文，最后成为我们学校最佳优秀论文。
那的确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很多成败经验都成了我的宝贵财富，而很多管理的感悟也在那段时间里沉淀进我的血液，为后来的公司生涯储存了营养。我记得当时我们厂有位副厂长，是部队转业来的，为了给和他亲近的车队长加工资，他和我较上劲儿了。他不买我的账，我也非要和他说个明白，我们俩的矛盾就此闹开了，最后我们跑到场部领导那里去明辨是非，领导听后给我们各打了五十大板，说这么点事用得着闹腾吗，便劝说我们“将相和”，说来也怪，到那时我们互相看着对方，都差点笑出来，想想也是，企业里哪有这么多是非对错，很多事情不是简单到非黑即白，领导班子关键是要沟通，除了必须坚持的原则外，领导间的友谊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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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9）
“你那么有胆量为什么要走？”
我在联营厂工作了4年后，到1984年，社会上涌起选拔年轻知识干部进领导班子的热潮，我又一次被选进场部领导班子，担任场工会主席。那时上海钟表公司和轻工业局的领导很赏识我，希望我能留在联营厂或作为他们的干部管理联营厂，我婉言谢绝邀请，回到了农场。
其实当时是一次很好的离开农场的机会，但或许当时我是太想证明政治上的清白了，而若当时留在联营厂，也便没了后来的我。回到农场我给自己的工作定了目标：要在两年内做成农场局最优秀的工会。我选择在民主管理和班组建设上突破，为此我深入基础抓班组长培训，用心地参政议政，为场领导出建议，从晚上给班组长培训，到组织几千人的大型活动，从给场领导干部民主评议，到每次工会开会时扫地搬桌子，我凡事都带头干，俨然一副带头大姐模样。而到星期天又常设家宴，犒劳我工会的弟兄们。一番努力下，我的工作迅速有了起色，我们场在农场局的各工会中很快成为标杆农场，这带给我很高的成就感，但同时我也在工作中找到了很多乐趣：那段时间里，晚上我基本不会闲着，学弹电子琴，又学做缝纫，后来甚至达到了能给儿子做漂亮小西装的水准。
1986年下半年，农场局又要调动工作，考虑到我的出色表现，领导要提我当芦潮港农场场长。在这桩美差面前，我犹豫了半年，因为当时我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