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想起来我们之前的计划，“那，那你能不能把假先销掉，等我回来咱们再出去玩，嗯？”
他看看我只说道：“不能。”然后他站起来，去厨房把比萨饼放在烤箱里，然后把中午用过的餐具放到洗碗池里刷洗——我实在太兴奋了，下午接到电话之后什么都没干，连中午的碗都没有洗，连晚饭都没有做。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背影，我知道他生气了，这个人真的不高兴的时候不会理论，也不会争吵，只会立即在手边找点什么事情来做，以此发泄或者转移注意力。
他生气？他凭什么生气？
我站起来，走过去，站在他后面问他：“Jean…Paul，你是在生我的气，给我脸色看，对不对？”
“对。”
“为什么？”我蹙着眉头。
“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么让我来告诉你。”我说，“你想要我听你的，你想要什么事情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不想让我工作，你轻视我，你觉得我去工作并没有跟你一起去南方玩重要。对不对？”
他把水龙头关掉，回头看着我，“出去旅行是你的主意。”
“那么我现在改了主意。”我说。
“那很好。”他说，“但是我不能改，我要放假，然后我自己去！”
我笑了一声，“这算是威胁吗？”
“不是。只是报复。”他说，“如果你的事情不跟我商量，我也没有必要顾忌你。”
“我在跟你‘商量’。”
“沙发上不是你的箱子吗？如果我说‘不’，你会不去吗？你不会的。所以，Claire，你不是‘商量’，你在‘通知’我。”
我的声音高了八度，“用不着你来纠正我的法语！”
他摇了摇头，也从来没有那么大声跟我说过话，“哦，这简直是必须的，亲爱的，你的法语非常糟糕！”
还有不到四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家里楼下的广场上有工人在挂节日彩灯，不知道按错了哪个开关，整栋楼的灯都灭了。
我在短暂的黑暗里对他慢慢地说：“Jean…Paul，那么我再‘通知’你两件事情：从现在开始，三天之内，我绝不会再跟你说一句话的。还有，不许你说我法语不好。我在你的国家里，什么都不会，说法语是我唯一能做好的事情。”
“对不起。”他想伸手抱一抱我，我转头就走了。
第二天我打扫房间，准备早中晚饭，洗衣服，为接下来的翻译工作做一些准备。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跟JP说话，我发扬了我一贯的跟人对抗时候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要义，我说三天不跟他说话，那我就是不跟他说话。
他没有再一次请求我的原谅，吃饭的时候说谢谢，吃完饭了就去洗碗，然后躲到自己的书房里面玩游戏。
一夜无话。
第三天的晚上，这个家伙有点绷不住了，躺在被子里亲亲我的后背，然后细声细气地说：“喂，亲亲我。”
我起身，拿了另一个被子，然后蒙上头睡觉了。
第四天的下午我拎着准备好的行李箱，坐了三站公交车到了长途汽车站，然后买了去里昂的车票就出发去工作了。
我出发的时候，把家门锁上的那一刹那，觉得心里痛快极了，像是狠狠地揍了JP一顿一样，真过瘾啊。我没有跟他说过我具体何时出发，这次可是个突然袭击，我想象着他回到家中发现我不在的震惊和失望，我想象着他悔恨不已，马上给我打电话时候的狼狈不堪，我还想象着他会不会自己开车来里昂追我等一些小说或者电影里的老套路。
想着想着，我的心里就不像刚才那样痛快了。我懊恼地发现原来从我离开家的那一刻起就开始那样地想念他。
里昂是个陌主的大城市。策划公司那位跟我通过电话的何先生带着司机在长途汽车站等我，四十多岁，个子不高，非常地和气。在车上他又跟我详细地解释了一下这次带团的主要任务，将从浙江来的几位农业专家和企业家带到法国中部的两个省份，分别考察一下花卉种子和肉牛种牛的培育情况，他们会参观五个农场和三个种子基地，这段行程大约是五到六天，然后就是去巴黎和布鲁塞尔的观光旅游了。何先生作为这个项目的接洽人会全程陪同，因为他的汉语实在不太灵光，我的工作就是很单纯的翻译而已。
何先生把我安顿到维克多·雨果大街的一家旅馆先安顿下来，给了我不少资料让我做准备就离开了。旅馆楼下有一家点心店，我买了些糕点权充晚餐。晚上八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是JP。我看着电话响了很久，就是没接。过程当中又觉得很痛快，像是又揍了他一顿一样。他没有再打过来。
第二天早上我跟着何先生去飞机场接团，短暂休息之后出发去中部的奥孚涅省。自从奥运会的工作之后，我己经有四个月没有真正地外出工作过了，每天除了对着电脑八卦，拿着电话跟国内的亲朋絮叨，就是跟婆家的人周旋斗争。忽然又开始做回翻译了，觉得格外的精神抖擞。一些寂寞，一些无聊，一些不愉快还有对自己的怀疑在两种语言的交换传递中，在我熟悉的工作程序中渐渐开始消散了：看，即使在法国，我也是能做一些事情的。
JP每天晚上八点钟左右会打来电话，我一直都没有接。心里面想着他说我的法国话很糟糕，想要给他些狠狠的教训。他每天只打一通电话，我要是不接，他绝不会再打过来。第二天同一个时间再做同样的事情。这倒是他的为人，态度和缓却坚持。
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我跟何先生混熟了。行程不是忙碌的时候会谈一谈生活上的事情。我知道他的太太最近生病了，他却不得不出来工作，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孩子们要从外地回来过节，可是所有的事情又得他的太太张罗，何先生因此觉得十分抱歉，只要有时间都要打电话回家去问一问情况。洽谈的项目结束之后，他就不陪同来自中国的客人参观和旅游了，会有另一个同事接替他，他得马上回家看看太太。
我说：“所以您的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有这么强的家庭观念。”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何先生一下子笑了，“中国人或者法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会有什么不同吗？人一结了婚，你的家庭、你的配偶就是最重要的人，恐怕在哪一国人的想法里，这都是一样的吧？”
我低下头，看自己的手机，上面有四个来自家里的未接电话：我跟JP已经有五天没有见面了。
那天晚上我给JP拨了一个电话，响了三声他接起来，“你好，Claire。”
忽然又听见他的声音，清楚又温柔的声音，我的眼睛一下在就热了，哽咽了一下，硬是没说出来话。
“你这个家伙，说话不算话啊。”他说，“你说三天不跟我说话，现在有多久了？”
“真抱歉。”我说。
“抱歉什么？”他说。
“一个星期的假，你记得的。”
“是的。”我说。
“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Claire找到了一个翻译的临时工作，他们很高兴。”他说。
我从鼻子里面哼了一声，“你瞧，所有人都高兴，只有你阻止我工作。”
他略略沉吟，然后慢慢地说：“你放弃了在中国的一切来法国跟我一起生活，我总是想让你更自在一点，更舒服一点。这里跟中国不一样，你不会开年又没有什么朋友，我不想要你辛苦，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明白的，我早就明白的，可是我是个天生别扭，没事儿找事儿的人，我是个讨厌的家伙。我的眼泪流下来，擦了一把，“我想要在这里过得更丰富一点，就是想要自己不做一个来考察或者旅游的过客，不想要整天宅在家里或者出门拍照，我是想要跟你好好地、更长久地生活在这里。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明白了。”他说，“谢谢你。”
“谢谢你。”我说。
“那么我们达成谅解了？”他说。
“是的。”
“睡吧。明天还要赶路，是吧？”
“嗯，晚安，亲爱的。”我说。
“晚安。”
晚上我躺在床上，觉得我们之前的吵架，我的不辞而别，还有我那么多天都不接他的电话，真是愚蠢的行为。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好好地说明白呢？都怪我。
大约过了半年以后，一位高中的女同学遇到了跟我一样的问题。她本来在一所外资银行做得非常出色，但是经济条件不错的未婚夫态度颇为强硬地要求她辞职。聊了很久之后，我给的建议是这样的，千万千万不要为了他离开你的工作，工作是一个人的实力和底气，不工作的你比起工作时候的你，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人：但是请相信而且感恩这个男人愿意照顾你的慷慨和好心。
43 一个女孩总会结婚
此番带着旅行团行到布鲁塞尔的时候，有个人给我打了个电话，是公公莫里斯。
“你在布鲁塞尔？”他仍然声如洪钟。
“对啊。”我说，“Jean…Paul跟你说了？”
“哼，我说，走得够远的。”他说。
“远吗？你没来过吗？”我说。
“我当然去过。切。”他很不屑，“美国非洲大洋洲我都带着你妈去过。”
“……爸爸你有事没有？我正带队参观呢。”我说。
“当然有事儿，不然我给你打电话干什么？”他还理直气壮的，“就是，我打算春天的时候去中国玩，你不是也正好回国吗？你不是说我要是去，你就帮我联系，给我当向导吗？我说事不宜迟，你干脆尽快给我办手续吧。”
“……好的……”
那天晚上我在电话里面跟JP说：“我今天琢磨了一天，我好像是被你爸给赚了。”
“怎么了？关于他去中国旅游的事儿？”他问，电话那边传来宝石游戏滴滴答答的声音。
“是啊。”
“不是你总说中国好，主动邀请他的吗？”他的声音里面带着笑意。
“……是啊……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啊。”
自从我来到法国之后，快八十岁的莫里斯对于中国的热情忽转直升。每次我去他家的时候，他都能像模像样地拼读出来两个中国地名跟我聊一聊，还总会弄出两个听上去像是挺内行的问题来。
“我说，Claire，西安的面食真的就那么好吃吗？”
“这个，周庄比起乌镇来，哪个更好看呢？”
“话说，亲爱的Claire，难道万里长城真的就那么壮观吗？”
这样的问题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能跟我提上几个。
我想大多数人的脑袋里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网络上到处都是婆婆来了，公公来了之后，给儿媳妇添乱的精彩掌故，当我略微发觉莫里斯流露出来去中国的意图之后，为了不给自己增添麻烦，我总会降低一下他的兴趣。
“嗯，都说西安的面食好吃，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吧……”
“周庄和乌镇？嗨，还不就是水多，估计没威尼斯好看。你不是不喜欢水吗？”
“万里长城啊？我小时候去过一次，墙呗，大墙，连成串。”
说到这里，莫里斯就会试探着对我说：“哎，你说，我去你们那儿看看不？”
我看看他，很有保留地，“你想去啊？去呗……去也行……”
这时候他就笑了，“哎呀，我开玩笑呢，我啊，我太老了，要是五年以前，我可能还试一试。”
这就让我心里一松：嗨，这老头儿无非也就说一说，不是真的想去。我的警惕性就是这样被麻痹的。
当他再问起我中国哪里好玩，哪里名胜的时候，我就跟他胡吹一顿，并表示如果他去我一定好好安排。我心里想：反正他也不会真的想去，我说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找什么麻烦，我干吗不好好吹嘘一下自己国家的美景，再虚伪地展示一下自己的热情好客？
结果终于有一天老头儿抓住了我的口实，决定去中国旅游了，顺便会晤一下熊猫，圆一下自己儿时的梦想。。
我在电话里面跟JP说：“你说，你爸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怕我不够热情，不愿意邀请他去，就故意几次三番地说这事儿，还装得像是挺不愿意来似的，把我给麻痹了……”
JP不乐意了，“原来你不是真的想要邀请爸爸去中国玩啊？”
“不是，不是，你误会了……”我连忙说，“我跟他说让他去中国，也就是客气一下。其实我是怕事儿多，我跟你爸总抬扛，你没注意吗？这下他来中国了，玩一个多月，我们俩还不得吵翻天啊？”
“吵呗。”JP说。
“什么？”
“别把我卷进去就行。”他说。
我笑起来。
“我爸就那样。”JP说，“他拿你开玩笑，你就拿他开玩笑；他跟你抬杠，你就跟他抬杠。别害怕。”
——这是什么儿子啊？
“既然他要去，那么我就好好准备手续和旅行线路吧。可是到了中国，一切得听我的。”我说，“你跟你爸得明确这一点。”
“这个，不如你自己跟他明确吧。”
后来，在我带莫里斯办理去中国旅行的手续的过程中，这个老头子的态度非常好非常听话，待到他拿到机票，一切就绪，马上就要上飞机之前，我跟他说：“爸，去了中国，怎么玩，每天什么安排，我说你必须都得听我的，同意不？”
他冷笑一声，“哼，再说吧。”
不出所料，接下来的春天，在中国的旅行，我跟莫里斯，在北京因为中国人开的旅店好还是法国人开的旅店好而抬杠；在西安因为去西大街吃小吃还是去老薛家吃羊肉泡馍争论；在阳朔因为吃炒田螺运是田螺酿意见不同而几乎有一晚上没说话；到了苏州因为找不到丝绸博物馆又打了一架……
有一天在阳朔，JP在宾馆里面睡觉，我带着莫里斯骑着自行车去邮局给他的老伙伴们邮寄明信片。我说邮票应该用胶水来粘，他说胶水粘不往，用舌头舔一下就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因为桌子旁边摆着一小盆用来粘邮票的水。就因为这个，他跟我絮叨了十多分钟，一直在说他自己多有理，而我多么不在行，我真是听得耳朵都痒痒了，最后我拍着他的肩膀说：“爸，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说吧。”他眼皮都没抬，继续在那里贴邮票。
“我说，妈妈和JP人都不错，你怎么，”我说，“你怎么能这么事儿脑袋呢？”
他听了一愣，然后忽然眉开眼笑，搂着我说：“是吗？真是这么觉得的？太是家里人了，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都说我事儿……可是我看啊，咱俩其实差不多，你也是个事儿脑袋……”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后来我妈妈跟我说：“别跟你的公公较劲了，他说什么、做什么就按他的意思办呗。八十岁的人，要是不喜吹你，不喜欢中国，为什么大老远地跑来这里玩？”
直到现在，每次我跟莫里斯抬杠之前，我总要想想我妈跟我说的这句话，可是我发现在这个又事儿又絮叨的老头儿面前，我很难管得住同样不那么随和的自己。另一方面，每当我们又杠起来的时候，婆婆和JP总能做到无动于衷，置身事外……
我想，我跟公公莫里斯，恐怕得永远这么杠下去了，反正，杠杠更健康。
我们且再回到二OO八年的冬天，圣诞节之前，在外工作的我终于在里昂送走了国内来的考察团，下午回到旅馆，忽然发现自己有点发烧，肌肉酸疼。
要不怎么说人就是不能不工作，身体倦怠了就特别容易生病。这才干了几天的活儿啊，